晋  商  驼  道

——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之一

郎  加  明

晋商驼道，是中国对外贸易三大古商道——即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之一。“晋商驼道”这个命名，是笔者在策划和深研“晋商驼路”、“晋商古道”、“晋商之路”、“晋商驼队”、“晋商军团”、“晋商军团之道”、“晋商军团之路”等30多个不同创意词的不同意蕴之后，首创性揭示和提出的核心概念。此文2012年4月取得知识产权，2013年5月部分发表于“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2013年6月摘要发表于《新晋商》杂志，2014年4月全文发表于“山西商人网”。

郎加明在与山西商人网创始人刘文斌交流授权事宜

晋商驼道之“南三线”、“北三线”

晋商驼道，是指萌芽于先秦、雄始于汉魏、渐勃于唐朝边贸开放、崛起于宋辽澶渊之盟、兴盛于明清时代和衰落于民国时期，曾经至少2000多年客观存在于中国大陆地区，由占据独特的区位优势——亦即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接合部的山西商人，勇走天涯，世代薪火相传，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古商道。晋商驼道说到底，源自以雁门关为标志的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经济互补，亦即先秦以来文献均记载的“通商互市”。

我国有五大线路型文化遗产，即对外贸易有三大古商道——丝绸之路、晋商驼道、茶马古道，对内运输有两大水陆路——京杭大运河、川陕古栈道。毋庸置疑，晋商驼道作为一种历史商业现象，是山西商人以中华儿女应有的使命感、责任心，无意中参加了营造古代中国大陆对外贸易的战略大格局——即中西部地区有丝绸之路、西南地区有茶马古道、贯穿全国有晋商驼道的伟大创新。用现代理论分析一下，人们不难发现：晋商驼道是内有晋商所经营之各种商品的各自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巨型商业生态系统，其历史之久远、文化之丰富、经济之价值、军事之意义、外交之影响，远非当代常人之认识和想象。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的，“茶马古道”是云南大学教授木霁弘1990年提出的。而“晋商驼道”概念的提出，则是笔者作为晋商后代和创新学者，于1977年至2012年期间，分赴国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察晋商遗迹、徽商故里和边境口岸，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参观建筑物、博物馆和工商业遗产，查阅大量资料，在策划和深研30多个不同创意词的不同意蕴之后提出来的。 

“晋商驼道”，是山西商人将古代中国的官道、驿道和自辟商道“以珠串链”的系统工程，是对当时科学技术可达的各种交通线路和运输工具的综合运用——在江河湖泊用木船、纤夫，草原沙漠用骆驼，崎岖山路用骡、马、驴、脚夫、鸡公车（独轮车），以及在平原地区用驼队、马车、骡车、牛车和驴车，但无疑骆驼是其中驮运路程最长、贡献最大的（资料表明：晋商运货从大运河北上至徐州中转向西到陕州和从长江等北上至赊旗店中转到孟津或陕州，过黄河之前和过黄河之后均已主要用骆驼）。况且，即使在某些崎岖山路地段，由骡、马、驴承担特殊运输，也是以驮运的方式进行，“驮”与“驼”正好是谐音。因此，掀起历史的帷幕，把晋商所开拓的漫漫古商道，称之“晋商驼道”为宜。

这同丝绸之路上用骆驼、骡子、马匹、毛驴等，既运丝绸、刺绣，也运茶叶、药材、佛教经书等，却叫“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上用骡子、马匹、牦牛、人力等，既运茶叶、盐巴、红糖、木碗，也运铜锅、鼻烟、地毯等，却叫“茶马古道”，其道理是完全相似的。只不过晋商涉及领域更多和动用运力更广，单纯用丝绸、茶叶、瓷器、桐油、棉布、粮油、盐、糖、纸、烟草、药材、皮革、毡毯、呢绒、颜料、香料、珠宝、玉石、白银等字词，都难以准确地描述其核心涵义和商道精深，所以，用“晋商驼道”命名会使之更突显、更精准、更形象些。
“晋商驼道”的命名，终于史诗般地揭示了先秦至民国被尘封至少2000多年贯穿长城南北和长江南北，而不是仅限于明清时期500年辉煌的晋商真貌全史。

据笔者考证，晋商驼道大致可有“南三线”（长江南北）驼道和“北三线”（长城内外）驼道之分，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代州（今代县）雁门关、南有河南赊旗店（今社旗），以及山西右玉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每一事物都有“源流”。从空中鸟瞰，“南三线”驼道和“北三线”驼道，在雁门关以南为“三源一流”和雁门关以北为“一源三流”，即在全国呈“川”字形，正好象征和寓意晋商驼道是古代中国川流不息的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大动脉，是名符其实的经济走廊和流动文化。

• “南三线”：即东线（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丝绸驼道、中线（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为晋商瓷器驼道、西线（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茶叶驼道；

• “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就是指晋商从雁门关走出内长城之后，便分为三路：或至黄花岭棋道地（亦称“歧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或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当年，著名晋商代县东章人王庭相（大盛魁大掌柜，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祁县乔家堡人乔致庸（复盛号财东，生于1818年，卒于1907年）等到蒙古、俄罗斯经商，走的是华北驼道。而荡气回肠的原生态情歌《走西口》所唱的内容，只不过仅是“北三线”晋商驼道上的一段小故事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纵贯长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晋商驼道上，既有“货物战争”，也有“货币战争”。“南三线”与“北三线”的关系是“南货北运，北货南运”，而不是某些人想象的“南货北运，北钱南运”。首先，晋商不可能在万里迢迢的来回程中，只运江南地区的丝绸、瓷器、茶叶、竹制品、桐油、猪鬃（这还不包括山西生产的辣椒、生烟丝、花椒、铜锡器、粮油、色染布等），竟然将50%运力“放空趟”和“单边跑”，而不把南方及长城以南地区所需求的牛马、皮革、呢绒、人参、鹿茸、香料、玉石、菜种、玻璃器皿等南运；其次，当时长城以北茫茫草原的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鞑靼、瓦剌、后金、朝鲜等各民族，每年能产多少金银给汉族商人呀？再者，一直储备金银并掌控铸币权的秦汉、唐宋、明清等朝廷发行的货币，历来被少数民族视为“硬通货”，在“互市”和贸易中，他们是宁舍牛马羊也不付“硬通货”尤其是金银的啊！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来看，晋商历涉“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枫桥夜泊”的大运河、“春蚕至死丝方尽”的桑园、深山沟壑的茶山、“黄鹤一去不复返”的黄鹤楼、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和洞庭湖、青烟缭绕的瓷都、风高浪急的长江、一望无际的中原农田、雄伟的尧庙和尧陵、汾河和滹沱河流域的平川、寺庙林立的五台山麓、屹立不倒的长城关隘和烽火台、激流险滩的黄河、飞沙走石的沙漠和戈壁滩、色彩斑斓的盐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各异的欧亚城乡……打交道的则有腐败的官府、英武的将军、摇橹的船工、凶悍的土匪、狡猾的盗贼、精明的俄国商人、豪爽的蒙古王爷、虔诚的宗教信徒、客栈的老板、算命的先生、漂亮的哈萨克姑娘、勤劳的各民族老百姓……一部晋商驼道史，就是一部江山如画的全景图和人间百态的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