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门关是军旅、佛旅、商旅的战略枢纽

 

“天下九塞，雁门为首”；“得雁门而得天下，失雁门而失中原”。在古代，雄踞“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之间核心区域，由代州直接统辖的的雁门关，是“军旅”、“佛旅”和“商旅”三路交集穿行，由精锐部队严防死守的“锁钥重镇”。也可以说，雁门关是晋商驼道上间谍之战和货币战争的前沿阵地。史料记载：西汉时，汉武帝就曾派遣一个名叫聂壹的代州晋商，以经商的名义由雁门关出发，到长城外匈奴的地盘“深度游”，又做行商生意，又当皇家间谍，进行军事侦察，不久汉军便对匈奴开始大规模征伐。

 

雁门关内森林遮天蔽日，雁门关外草原一望无际。关于雁门关的险峻，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朝武则天亲笔题写“天险”二字；明朝《永乐大典》在《太原府志•兵防》中记载：“代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明末清初思想家顾严武曰：“雁门重关，山峦在焉，霞飞云举，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飞雁出于其间”；现代著名作家金庸则在小说《天龙八部》里形容道：“雁儿南游北归，难以飞越高峰，皆从两峰之间穿过，是以称为雁门”。

 

宋代文人刘迎有诗曰：“迄今井邑犹荒凉，居民生资唯榷场。马军步军自来往，南客北客相经商。”纵观历史，在必经雁门关的“三旅”中，在隋唐之前，是“军旅”最盛；从唐朝开始，是“佛旅”为盛；在唐兴边贸和宋辽澶渊之盟之后，是“商旅”和“佛旅”、“军旅”同盛：

 

• “军旅”——代州及雁门关既是战国李牧、秦朝扶苏和蒙恬、西汉郅都、三国牵招、唐朝薛仁贵和郭子仪、北宋潘美等的镇守地，又是西汉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进击匈奴、隋唐李世民和李靖抗击突厥、北宋杨家将血战契丹和明朝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冯胜等北征元军的根据地，也是李自成借道代州北上大同直取京师覆灭明朝的出发地。当然，雁门关还是赵襄子与代王会盟、汉朝苏武出使、王昭君出塞、蔡文姬归汉，以及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虏押北疆的政治和外交之路。

 

• “佛旅”——当时蒙古、西藏、青海、冀热、雁北、京津、东北、朝鲜等地区络绎不绝的佛教僧侣及虔诚的信徒们，都是从雁门关进入长城至代州城，尔后沿河岸向东走15公里在显旺渡过滹沱河，先到被誉称“佛道明珠”——绿树掩映、流水潺潺和寺庙众多的正下社，在进香、打尖、投宿或购物之后，再南下经峨口去佛教圣地五台山朝觐的。

 

• “商旅”——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等和关南地区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等晋商，均经雁门关北上，或远赴西北直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或远赴东北直至朝鲜、俄罗斯，或远赴杀虎口、张家口、蒙古、俄罗斯。反过来，晋商从蒙古、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地采运的货物，也经雁门关南下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山西民谚素有“南绛（绛州）、北代（代州）”和“商埠经济多门路，财源如水流代州”的说法。对于代州及雁门关当时的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元末明初的大作家施耐庵在其名著《水浒传》中，曾描述道：“且说鲁智深走到代州雁门县，入得城来，见这市井热闹，人烟辏集，车马骈驰，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诸物行货都有，端的整齐……”即使人们现在到雁门关考察和旅游，还能看到那厚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和蹄印，仿佛听到人喊马嘶、驼铃声声，不由地引起后人滴血的思考和创新的冲动。

 

时至今日，雁门关镇边祠前仍存有6通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石碑：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留芳百代》碑、《修雁门关道路碑记》和宣统二年（1910年）秋月的一通残碑，以及《张家口布施碑》、《丰镇布施碑》、《太谷县布施碑》。碑上镌刻了来自河口镇、赊旗店、广武镇、丰镇、山阴、太谷、万全、多伦、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2700多家捐资修缮雁门关道路的商号名称。由此可见，雁门关作为“南三线”（长江南北）晋商驼道和“北三线”（长城内外）晋商驼道汇总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这些江西、河南、山西、河北和蒙古商家的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啊！

 

同时，还有一块更重要的历史物证，即清朝乾隆36年(1771年)代州知州立于雁门关的关帝庙前门廊上的分道碑，晓谕士商军民人等：“雁门关北路□靠山崖，往来车辆不能并行，屡起争端，为商民之累。本州相度形势，于东路另开车道。凡南来车辆于东路行走，北来车辆于西路经由，不得故违干咎。”这通石碑的内容，是当时的官府鉴于往来于雁门关的商旅、军旅、佛旅太多，交通运输繁忙，人、车、驼、马填隘，在加修了第二条道路（复线）后所出的告示，现在已成了中国保存最早的道路交通法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