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四个优势和四段辉煌史

 

笔者2006年6月在《科学时报》发表的《创新立国，创新强国》一文中，曾说：“一国的贫富源自创新的贫富，一国的强弱源自创新的强弱”、“国无制造业不强，国无服务业不富。”的确，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犹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对于晋商的成败原因，多年来已有众多的学者，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

 

不过，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山西商人当时的成功源于晋商在服务业的创新思维，后来的失败源于国家在制造业的完全空白——大清国的驼队怎比俄罗斯的轮船、火车跑得快，手工作坊的木质压茶模具难敌茶叶公司的蒸汽压茶机，手摇纺车生产的土布不似纺织机织造的洋布好……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许可下，俄国茶商不仅把茶叶工厂开办到湖北境内，而且还将工业革命的创新成果——火车头图案印在砖茶上，以与中国农业社会的手工制品——晋商的川字牌和牌坊牌砖茶叫板和竞争。至于19世纪末，俄罗斯聘请广东高要人刘兆彭去南高加索，花了23年时间教授移植茶树技术，对华商无异“釜底抽薪”，等于中国把茶叶全产业链的知识产权以零价格拱手相让他人致富。

 

当然，仅就晋商和晋商驼道来说，他们在至少2000多年里，毕竟是曾经以“四大优势”，而赢得过中国商业四段辉煌史的：

 

• 由绝对优势（即有与无）赢得的食盐业辉煌史——食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春秋至明清时代，晋南解州、绛州、蒲州（今永济）、闻喜一带商人，利用解池天然产盐的绝对优势，一直向豫、鲁、冀、甘、陕等地驮运湖盐，到明朝时又通过“开中法”取得了官方经营食盐的“引”（配额），其后将积累的资金对外投资，一度垄断了两淮（包括扬州、淮安）的海盐市场，并挺进到四川自贡和云南禄丰的井盐产地。

 

• 由比较优势（即多与少）赢得的丝绸业辉煌史——与丝绸之路的开辟同步，在两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晋东南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商人，就近把当地生产、颇有名气的潞绸（古小说《隋唐演义》、《金瓶梅》、《三言二拍》里均有记述），经长安（今西安）驮运西域。可是，当隋朝大运河修通、因气候温润而更具比较优势的苏杭丝绸发展起来后，潞绸便主要是进贡朝廷、协饷军需和在产地周边销售。从清朝中叶至民国时期，大多数晋商反而从苏杭采购丝绸运销“北三线”驼道沿线地区了。

 

• 由区位优势（即彼与此）赢得的粮布业辉煌史——自赵国北境修“国墙”和秦朝大规模修长城始，到明清时期，占尽区位优势史曰“地边胡”的雁门关里的代州、忻州、崞县、五台、定襄商人，面对敌对双方“两粮”（军需粮食、民需粮食）、“两布”（军需棉布、民需棉布），以及“两油”（军需食油、民需食油）、“两器”（军需铜铁器、民需铜铁器）为核心物资的巨大市场需求，“近水楼台先得月”，或官许的“通商互市”，或民间的“走私贸易”，实际运行的“太阳下驼队”和“月亮下驼队”，都始终闪射着黄金白银的璀璨光芒。直线距离雁门关65公里的五台山300余座寺庙的修建成功，不仅是朝廷出资、施主布施和僧尼化缘，而且关南商帮是捐输过大量银两的。

 

• 由竞争优势（即高与低）赢得的金融业辉煌史——一个区域商业文化的形成，有一个从单一行业向综合产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迈进过程。自先秦至明初，在“晋南商帮”和“关南商帮”的双重影响下，原本属于“经济洼地”的祁县、太谷、平遥、榆次、介休人，在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时期，终于以“先商贸，后金融；先做强，后做大”的策略，铸就竞争优势，成为晋商中的后起之秀。他们同关南商帮一起与时俱进，使纵贯“南三线”和“北三线”的驼道上，络绎不绝地行进着运销茶叶、粮油、丝绸、瓷器、食盐、食糖、漆器、玉石、药材、皮毛、棉布、五金等各色商队，并将钱庄、当铺、票号以及牙行、镖局开遍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