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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CEO决定去支教,和俞敏洪捐建了一座教学楼

   发布时间:2022-08-02 16:34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浏览:323    
核心提示:今年6月,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大火时,朱宇正在四川大凉山阿波觉村支教。一年前,朱宇的身份是新东方在线副总裁、东方优播CEO。2021年7月,教培行业双减落地,董宇辉和朱宇面临同样的困惑:再也不能在新东方教书讲课了,未来该怎么走?现在回头看,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尝试。2021年9月,东方优播业务关停。在给所有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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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董宇辉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大火时,朱宇正在四川大凉山阿波觉村支教。

一年前,朱宇的身份是新东方在线副总裁、东方优播CEO。2021年7月,教培行业“双减”落地,董宇辉和朱宇面临同样的困惑:再也不能在新东方教书讲课了,未来该怎么走?现在回头看,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尝试。

2021年9月,东方优播业务关停。在给所有学员退完学费、给所有员工发放完补偿后,朱宇决定去山区支教。

朱宇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升初,他是重庆市唯一的奥数满分;初一生病在家休养8个月,自学了从初一到高三的所有课程;因为竞赛获奖被保送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2010年,还在清华读博的他退学加入新东方;6年后,东方优播成立,朱宇出任CEO。这一年,朱宇30岁。

东方优播在教培行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在大家都在尝试双师直播大班课时,朱宇坚持采用本地化小班在线直播的模式,且避开一二线城市,只在三四五线城市开展。“双减”之前,东方优播的年营收超4亿元。

但一切已成往事,随着“双减”落地,新东方开始转型,关停了包括东方优播在内的几乎所有K12业务,朱宇“失业”了。

朱宇。来源:东方优播公号截图

2021年11月,朱宇再次创业,和新东方成立了一家公司,专注小学生编程教育,新东方占股2/3,朱宇占股1/3。但支教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脑海。这是过去十几年,他一直想做的事,他希望用自己的学识、成长和眼界,为更多的孩子和家庭带来帮助。

对于过往,朱宇很淡然。在支教的申请简历中,他隐去了自己的履历和身份,甚至这样向外界介绍自己:重庆人在北京上学,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行政管理工作,去年失业,为满足夙愿前来支教。

来到大凉山阿波觉村后,朱宇发现教室不够用,他和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商量,两人出资100万元捐建一座教学楼。而知道朱宇支教后,越来越多的朋友联系他捐献各种技术和硬件设备。但朱宇告诉朋友们,这里并不缺技术,缺的是老师来言传身教。

支教的经历再次印证了他过往的观点,技术之于教育,本质上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而像他这样的支教老师,为教育资源落后地区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能看见未来的窗户。

以下为朱宇自述:

朱宇支教所带的班级。来源:受访者

探索商业与公益的结合

去年“双减”之后,我在新东方负责的东方优播关闭了,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时机去支教。

我在大学时就想为公益做些事情,大学暑假也去过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调研和短期支教。后来,我加入新东方,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决定从清华博士退学全职工作,我发现自己挺热爱教育事业的,希望能够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一些帮助。

算上兼职,我在新东方工作了14年,我想和俞敏洪老师这样有共同理念和价值观的人一起,一边把新东方的商业做好,一边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整个中国社会教育资源变得更加富足,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商业与公益的结合。

知道我要支教后,家人们和俞老师都很支持,让我放手去做。支教期间,我的职位新东方帮我保留,五险一金也帮我交着。当我真正决定支教之后,自己其实也有担心,比如能不能适应支教地区的环境?家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毕竟人生难得有时间去做自己心中真正渴望做的事情。

大凉山地区的学生风貌。来源:受访者

关于支教目的地的选择,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既然要去就去条件最差的地方。四川大凉山是我国目前教育资源最匮乏的地方之一。大凉山也是人均GDP最低的地区之一,交通非常不发达,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也非常低。

我做了很多准备。我以前是不做饭的,那段时间我学会了做饭。以前一直没时间学开车,后来把车也学了,就想着如果有特殊环境,开车上下山可能会更方便。我也开始更多地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甚至还看了一些标准彝语教材。我还看了一些写大凉山地区教育的论文和支教老师的心得感受。

2022年大年初三一过,我就飞到西昌接受培训。我发现大部分支教老师都没教过书,或者不是相关专业,但他们非常热爱支教事业。

和俞老师捐建一栋楼

我的支教意向是六年级数学,因为只支教半年,六年级是产生负面影响最小的。当然,另一重考虑是,六年级涉及小升初考试,我希望能帮他们提升成绩。

我被分配到阿波觉村爱慕小学。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支教老师数量相比往年减少很多,导致老师不够,我主动请缨跨年级代课,担任一年级和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我发现当地的硬件环境比想象中要好很多,每一个教室里都有电子屏,电、水、网络等基础设施也比较稳定。

上下午各上三堂课,下午5点是学校规定的放学时间,但六年级的孩子就会留到7点。学校不负责晚餐,清华材料学院的校友们知道后,很积极主动地募捐了15000块钱,为孩子们提供晚餐,一直持续到小升初考试。

朱宇在支教期间做的饭菜。来源:受访者

教学之余,我做过几次家访。很多家长不懂汉语,孩子们的汉语主要在学校里学。很多家长也不愿意孩子读书,以前直接把孩子叫回去种地,有的孩子本身也不愿意读书,小学六年级就去打工了,父母和家庭环境都没有给孩子的学习提供正向推动。好在他们的意识在转变,这是最难得的。

我教的一年级有64名学生,其中有20多个连汉语都不太会。所以,孩子们学习数学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无法理解这些算法原理,而是根本就听不懂老师的汉语。

朱宇和俞敏洪捐建的阿波觉·新东方·优播爱心教学楼。来源:受访者

支教期间,俞老师问我教学效果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俞老师问为什么,我说这里学生太挤了,而且学生层次差别太大。我和俞老师商量,一起给学校捐一栋楼,共100万元,我出40万元,他出60万元,俞老师同意了。

新盖的教学楼共2层,4间教室,现在基本建成了,秋季学期将启用。4间教室的远程教学设备也被一家公司全包了,这样学生就可以根据汉语水平分开班级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调整教学节奏。

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源有限

在支教之前,我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

第一,希望能够把一些现代的意识、想法、观念、眼界带给孩子们。我认为,他们的学习成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可能会从事哪些职业,如何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变更好的前提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一步步去做。

第二,知识和成绩提升,让他们进入理想的学校就读。我是教育培训行业出身,要是学生分数没考好,我会觉得很丢脸。我知道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成绩对这些孩子未来命运的重要性。能把他们送进教育质量比较高的初中,这可能是更实际的一种推动。

但在具体的支教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支教协会代理运作的学校,从校长到授课老师全都是支教老师,没有政府安排的公立学校老师,政府的资源非常有限,这导致这些学校经常换老师。

频繁更换老师带来的影响是,学生的成绩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此外,老师频繁更换也意味着每个老师的教学理念不同。我教的六年级这届学生,小学六年换了七八位老师,部分老师的教学理念是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就没怎么上文化课,天天给学生放电影。

我觉得支教老师们给孩子带来了现代的理念、观点、生活习惯、思考方式和想法,对于一部分接受了新观念的孩子们来说,如果因为成绩不好继续留在大凉山,其实可能会活得更痛苦。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外界的帮助走出大山,当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学习。

来源:受访者

此外,我也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最大的困难在于资源有限,受到各种约束和限制。所以我希望更多的老师能来支教,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只有老师数量足够多,才能把更多的专注力放在每个孩子身上。

支教这半年确实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我也在思考它在给我带来什么?我发现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

比如,支教到底是促进了教育公平,还是起到了反作用?站在我们的角度看肯定是前者,但你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凉山那么多的孩子,也有没有接受到来自于外部更好教学资源的孩子,当我们帮助了一些学生取得好成绩考出去的同时,是不是也让另外一些孩子失去了考出去的机会?再比如,教育是要培养更多人才留在大凉山发展,还是让这些孩子走出去?

我一直坚持认为,还是得鼓励所有的孩子,从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角度,去努力争取往上发展,即使最后没有走出去,他尽力了,变得更优秀了,也是好事儿。不要想把所有事情做得十全十美,那只是目标和方向。如果我们对这些细节争论太多,就只能踌躇不前。

来源:受访者

最缺的并非技术

从2011年开始,我就在尝试50元低价班模式,后来又开始做免费班,通过这种方式获新客。从商业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模式,没几年时间,新东方K12在北京的规模就追上了学而思了,这个也是我后来有机会去做东方优播的原因。

但从个人而言,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低价班模式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更好的资源,哪怕只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因为即便在北京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进入到好的学校,接受好的教育资源。

我以前也想去支教,但因为已经在新东方工作了,不可能把工作甩开不做,自己跑去支教。折中之后,就有了东方优播。东方优播在大城市是没有的,只在三、四、五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开设。

为什么做东方优播?我当时想,既然北京的教学资源很充足了,能不能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给更多的孩子带来帮助?而且我特地选择了本地化的小班模式,而非当时主流的直播大班模式,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改变一个学生不仅仅是分数,真的要做到言传身教,所以必须要对学生数量进行控制,否则一个老师同时面对几万人,对学生而言跟看电视没什么差别。

我一直认为,技术之于教育,本质上更多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于那些教育资源真正匮乏的地区而言,技术能产生的帮助是有限的,更多的还是依靠一个个老师,去帮助学生提升和成长。

临别时,孩子们送给朱宇的画。来源:受访者

实践下来,我发现原有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这里的网络等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示可以捐赠更多的技术。但这里的孩子们真正缺的是有好的老师言传身教,愿意长时间带领他们去学习和提升。

支教结束离开阿波觉村的那天,孩子们追着车,把他们的画送给了我。我脑海里浮现出几个月前,他们汉语都听不懂,又在七八岁这样最贪玩的年纪,但他们会问,“朱老师,你怎么不留下来,再教教我们,还想再好好学一学。”听到这些话,我内心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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