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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琳: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对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主动塑造评析

   发布时间:2019-09-04 10:09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作者:邱琳    浏览:1429    
核心提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也由此步入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和体现亲、诚、惠、容理念的周边外交风生水起,尤其是对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主动塑造可圈可点。中国力推以主动出击、文武兼备、捍卫利益、共建共享为特点的对东南亚主动塑造外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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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也由此步入“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和体现“亲、诚、惠、容”理念的周边外交风生水起,尤其是对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主动塑造可圈可点。中国力推以“主动出击、文武兼备、捍卫利益、共建共享”为特点的对东南亚主动塑造外交,成效显著,有力地改善了周边安全环境。面对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出手反制,中国宜在“张弛有度、兼容并蓄、扬长补短、弹性思维、深耕基层”等方面下足功夫,巧妙应对,新时代中国的东南亚战略也将步入升级版。

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可喜成就,但对周边的战略运筹仍有相当的施展空间。相比于东北亚局势起伏不定,中亚地区风险不减,以及南亚地区中印竞争角力,中国对复杂多变东南亚的主动塑造相对最为成功。中国以主动进取态势,创造性、建设性耕耘东南亚,打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样板间”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区”,东南亚正成为中国经略周边的亮点和进取性外交实践的优先方向。

一、中国主动塑造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战略重要性

(一) 东南亚战略地位凸显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愈发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和政治重心。东南亚是亚太的枢纽和结合部是连接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交通要道,儒家文化、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交往的汇合地,地缘经济政治价值凸显。从地缘经济看,东南亚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新兴经济体云集于此,经济表现出众。从地缘政治看,东南亚是大国间地缘政治和秩序竞争的“热土”,是大国角逐霸权、影响力和利益的重要场所。

(二) 东南亚对中国具有多重重要性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在新时代外交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中求进,东南亚在中国外交中的战略重要性更显突出。在中国周边各大“板块”之中,东南亚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践行周边外交理念、加速经济崛起和拓展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数一数二的重要作用。

经贸领域,东南亚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的重要伙伴,也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目标市场,更是中国经济崛起和经济影响力延伸的重要依托。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密切,产业互补性强,市场前景广阔。双方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建筑业等方面关系密切。

外交安全领域,东南亚是中国陆海邻国最多的地区是“海上十字路口”,是中国海上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命脉。根据地缘战略理论,“海权决定大国兴衰”2,东南亚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战略要冲,影响中国国运兴衰。此外,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极高,破解马六甲海峡困局攸关中国能源安全。东南亚是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展现大国意志的重要场所、实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窗口区域、拓展国际空间的重要方向、探索区域治理新路径的目标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更是中国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的主攻方向。

人文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同属东方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相近,语言文化相同,华人华侨众多,人文交流底蕴深厚。中华传统儒家文化曾对东南亚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中国与文化多元的东南亚国家交往交流更容易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德性修养、服从权威”等理念更是双方传统文化的共同倡导,双方在文化认同、观念认同、价值观认同等文化交融方面更容易迈上更高层次。

(三) 大国角力东南亚制衡中国

美日印通过创新型竞争和抗衡来争夺东南亚,围堵中国、对冲中国、制衡中国、迟滞中国崛起的一面凸显。

第一,美国竭力固化其东南亚主导权,防范潜在挑战。东南亚是美国亚太和印太战略的支点,是美国贸易投资的目标市场,是美国政治安全盟友的重要汇聚地。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正由“竞争性相互依存”演变为“对抗性相互摩擦”,“复杂相互依存”状态中竞争、摩擦、冲突面日渐凸显。出于制衡中国日益拓展的亚太影响力和消除挑战美国亚太主导权的潜在威胁等考虑,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均持续推进并强化与东南亚的关系,防止中国崛起打破地区力量平衡,挑战美霸权利益。

奥巴马政府以“亚太再平衡”战略为依托,综合运用同盟体系、军事霸权、经济围堵、规则制衡、多边介入、价值观围攻等,多管齐下,抢夺东南亚主导权。“美打出军事安全与安保牌,突出地区安全话题,孤立中国;打出海洋规则与航行自由牌插手中国海洋领土争端;打出经济开放与政治民主牌抢占市场并推销美式价值观;打出外交联盟与伙伴关系网络牌升级同盟体系。”特朗普政府力推“印太战略”,理念上强调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经贸上重双边,轻多边,坚持“公平、互惠的贸易”;安全上突出印度地缘重要性,主推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同时迫使东南亚国家选边站队;目标上直指中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加强对华围堵,对冲中国崛起

第二,日本在东南亚展开全方位外交攻势,迟滞亚洲权力对比变迁。日本将东南亚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加大安全、军事合作的同时以“价值观外交”为突破口,利用部分东南亚国家对民主、自由、法治等价值观念的认可与追求,积极与东南亚国家结成价值观联盟,推回中国攻势,重塑对华地缘优势,对冲中国崛起,迟滞亚洲权力结构转换进程。尤其是拉拢菲律宾、越南以及加紧对缅甸进行渗透,制华抗华色彩明显。

第三,印度在东南亚排斥型和对冲型外交动作明显,力展大国雄心。印度由“东向”迈向“东进”,凭借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利用地缘和文化优势,以东南亚为跳板,力图实现从印度洋走向太平洋的大国雄心。同时充实印度—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反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希将中国牵制在东南亚,提防中国染指印度洋。

二、中国主动塑造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内涵、理念和路径

针对东南亚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中国处境的被动局面,对东南亚塑局塑势塑威,以把握战略主动,在多方博弈中处于有利地位,是大势所趋和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一,从内涵和外延看,主动塑造意味着通过“以我为主”“主动性强”“独立性强”“全局性强”的战略思维而筹划、进取和选择,营造于我有利的战略安全环境和影响利益攸关国家的偏好选择。党中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出发点,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蓝图,以“奋发有为,积极进取”为战略选择,主推“共赢观”“义利观”“近邻观”“文化观”等新理念,实施“好邻居外交”“走亲戚外交”“交朋友外交”等新举措,践行中国运筹东南亚新思路,开创新局面,培育新气象。

相比于此前以“战略保证和搁置外交”为特点的“参与型外交”,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行以“主动出击、文武兼备、捍卫利益、共建共享”为特点的“塑造型外交”。“中国的目标和手段不能轻易为他国的行动所动,由他国决定中国的行为节奏,而是更多地坚持自己的战略筹划,让那些挑衅中国的国家更清晰地感到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

第二,从目标和理念看,中国对东南亚的主动塑造以“打造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为目标,秉持“共尊主权原则、共商区域大事、共建区域治理、共享发展成果、共担维稳责任、共筑安全未来、共济相连命运”的理念,合作共赢思维贯穿始终。

第三,从手段和工具看,中国依托经济合作、外交谈判、军事影响和文化亲融,主动塑造东南亚。原则层面,刚柔并济,追求经济、安全等“硬合作”,以硬实力捍卫国家利益,展现坚定自信的中国形象;同时强化文化、价值观、人文交流等“软合作”,用软实力柔化中国形象,消除地区国家不安全感。宏观层面,通过元首出访为中国加强与东南亚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和顶层设计,发挥举旗定向作用;通过丰富多元的全域全方位合作稳步拓展利益公约数,并助推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底线思维和危机管控的方式处理地区热点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资深研究员扬·拉扎里·卡西姆称,“东南亚正见证一个全新、更加自信的中国在东南亚实施外交手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三管齐下’战略”。

具体做法层面,首先,预留东盟发挥作用的空间。以大事小以仁智和平等,尊重东盟作为区域中心和“驾驶员”的地位,坚持“东盟+”的制度安排,使东盟在推动RCEP、“10+3”合作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具备一定议程制定能力。东盟以其特有的低制度化、低效力的合作形式,为地区安全与合作提供了可持续的协商平台。其次,持续强化自身战略承载力。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承载力相对较强,这也是中国影响力上升的一个表现。相比于东南亚国家,中国有足够的攻防抗压能力和回旋腾挪空间在东南亚实施战略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澄清意图,明确宣示发展方向、发展目标、身份定位,以减少崛起阻力。再次,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国家。在整体打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紧密型相互依存关系时,区别对待东盟和东盟国家,以点带面,因国施策,分类梯次塑造国别关系,塑造东盟友华圈。对东盟主推友好合作,稳步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将东盟打造成中国的好搭档、好伙伴;对柬埔寨、老挝等敢于匡扶正义的友华国家给予大力支持,力挺其在东盟内替我发声,扩大我影响力;对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减损中国利益的国家,划出红线,敢于亮剑,进行“行为导向式”惩罚;对泰国、印尼等支点国家主动做工作,使之在东盟和地区事务中与我守望相助;对马来西亚等摇摆国积极争取,晓之以利弊。最后,用战略利益化解战术矛盾,推行“双轨思路”经略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由于邻里矛盾、域外挑拨、游刃空间等因素客观存在,中国难免会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发生摩擦争端。中国将推进双边友好关系与化解分歧争端适当分开处理,以大化小,抓大放小,同时提高违规成本来防范潜在挑衅倾向。

第四,从路径和选择看,中国对东南亚的塑造将经历“利益塑造—制度安排—文化构建”三个递进阶段。一是以做蛋糕的方式塑造东南亚国家对绝对收益的追求,同时不断筑牢信任基石。对菲律宾、越南、印尼、泰国等战略支点国家的建设性塑造要加强,培养友华力量,对域外国家搅局使绊要顶住。二是以区域机制建设的途径促使东南亚国家摒弃零和思维。合作机制建设要遵循“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东盟中心地位不挑战,借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信峰会等机制发声发力,嵌入“和平共处、集体安全、包容开放、互利共赢、协调合作”理念,建设性塑造区域机制。但域外国家谋求主导东亚峰会机制建设要警惕。三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东南亚国家对华的“朋友”认知和“我们”概念,柔化中国形象,培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归属感和同一性,即塑造双方共同体认知。

三、中国以“安全外交”主动塑造东南亚安全环境的实践案例

在继续以经济外交“扬长”的同时,中国对东南亚的塑造更加注重在“安全外交”上“补短”。通过传统安全领域“危机管控”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正面塑造”并举,反正两手相结合,赢得战略主动。南海问题和澜沧江—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是较为典型的案例。

传统安全领域,南海问题上,中国以“危机管控+维权创新+规则谈判”模式直面挑战。一方面加强维权巩固既有利益,另一方面兼顾维稳,强化危机管控,努力保持维权与维稳的平衡,此外加紧规则谈判提供制度性保障。

针对南海问题,东盟内部持有三种态度:柬埔寨等认为南海争议不是中国与东盟的问题,应由当事国双边协商解决;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希望东盟发声,为其提供背书和合法性支持,以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和东盟化逼迫中国让步;泰国、缅甸等希望避免争端升级,推动各国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功能性合作。面对菲律宾强推仲裁案并图谋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和东盟化,2016年4月王毅外长访问了文莱、柬埔寨、老挝并与三国就南海问题达成“四点共识”:南海争议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各国有权根据国际法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根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四条规定,应直接由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域外国家应在争议解决中发挥建设性作用。7中国成功与柬埔寨等形成统一战线,挫败了菲律宾、越南的企图,促使东盟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了超然中立的立场,一定程度上稀释了仲裁案的负面影响。通过对仲裁案的有效危机应对塑造了当前可控的南海局势,使得一度风高浪急的南海局势趋于平稳。与此同时,2016年12月中国在南海捕获美海军无人潜航器,中美进行了有效的危机处理,彰显中国危机管理手法和心态渐趋成熟。

在南海维权问题上,中国动态掌握好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平衡,以维权来捍卫岛礁建设既有成果。在维权问题上,不拿主权做交易,不回避因填海造岛引发危机,不惧怕因维权导致维稳失控的风险。在维稳问题上,平衡好尊重合法权利与打击非法行为。在“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问题上,中国尊重各国在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但回击外国军舰军机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中国承认美国在东南亚的合法利益和存在,但不接受美国非法军事行为。

在规则建设问题上,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对《南海行为准则》 (COC) 多边规则谈判的态度由消极抵制转变为积极参与,从强调一对一的双边谈判到接受一对多的谈判。中国主张领土主权争议通过当事方双边谈判解决,《准则》谈判多边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提速《准则》磋商,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已经形成《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准则》将为区域治理提供杠杆和规则性约束,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构建符合地区特点、体现各方利益的地区机制的重要努力。

非传统安全领域,澜沧江—湄公河联合执法合作成效初显,成为亮点。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涉及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以跨境联合执法为例,禁毒、枪控、走私、护航、反恐等跨境犯罪问题在澜湄地区较为严重。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动态性、突发性、广泛性、犯罪性和行为主体的非政府性,导致各国单打独斗难以解决,同时湄公河流域缺乏有效的执法合作机制。中国力推澜湄沿岸国家联合执法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成效初显,沿岸国家态度经历了“消极回应”到“积极参与”的转变。

2011年10月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老缅泰签订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会议联合声明》和《湄公河流域安全合作协议》,开启了湄公河流域联合执法的序幕。但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方面,缅甸强调主权独立,不同意执法船进入其水域,对中国提出的四国全线联合巡逻执法模式以及协议磋商,态度谨慎。8泰国强调国内政策和法律对执法安全合作的制约作用,表示依据法律,中国执法船不能进入其水域,本国执法人员也不能赴国外参与执法。9此外,为有效整合执法力量,中国建议成立湄公河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但沿岸其他国家反应不积极。设立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没有明确写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表明执法安全合作动力不足且任重道远。

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托,高格局、大手笔地运筹对外关系和周边安全环境,借力“五通”建设,为解决跨境安全问题提供了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的稳步推进有效塑造了湄公河沿岸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合作偏好。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开工建设,中越友谊关口岸便利跨境运输工作顺利推进,中国投资建设越南龙江工业园、老挝赛色塔工业开发园等澜湄跨境经济合作的示范项目取得成果,湄公河五国对华合作意愿强烈。此外,中国与湄公河沿岸国家的政治互信和人文交流日益加深。湄公河五国渐趋意识到搭乘“一带一路”的共享快车,需解决好走私、贩毒、人口贩卖等跨境安全治理问题。

2016年12月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成立五周年之际,举行了部长级会议并发表了《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五周年部长级会议声明》。声明内容包括:柬埔寨、越南作为中老缅泰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观察员国参与机制框架下合作,建立澜湄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推动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向综合执法合作升级转型,将打击毒品犯罪、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纳入执法安全合作范围,并确定将缉捕遣返在逃人员、打击有组织偷渡和非法移民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同时,努力将湄公河流域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设成为区域综合性执法安全合作组织。11在中方的政治推动、利益塑造和意愿培育下,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正走实走深走向制度化。

四、中国主动塑造东南亚国际战略环境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东南亚的塑造经营取得崭新局面,成效显著,表现为命运共同体建设全面推进,海外影响力和民意认可率上升,热点问题降温可控,模式的吸引力增强,对手国家战略焦虑感加剧。

第一,“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加速前行,呈全面推进态势。中国与东盟实现了全方位、宽领域、多维度的良性互动,命运共同体建设升级换代,由“中国发展、东盟搭车”优化为“俱荣俱损、同舟共济”的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驻东盟前大使徐步表示,“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王毅国务委员在东盟成立51周年之际指出,“中国同东盟的关系从量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从成长期进入成熟期,进入了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战略指引上,双方以《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远景》为引领,推动中国—东盟战略合作行稳致远;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拓展军事互信和安全合作的深度;创新领域,深化智慧城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领域合作的维度;人文领域,提升青年、媒体、教育旅游等领域合作的温度,促进民心相通。

第二,东南亚国家对华认知趋于理性客观,“中国机遇论”胜过“中国威胁论”。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单一案文磋商取得进展;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联合海上军演;中国与菲律宾化敌为友,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等举措,使得东盟国家普遍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是东盟发展与地区和平的历史性机遇,更彰显了中国以合作共赢思维、同舟共济理念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塑造东南亚拉紧了双方共同命运的纽带。《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报告2017 (东盟版) 》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地区的认知率达到70%,八成东盟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处于高速或平稳的发展阶段,超过六成的东盟受访民众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本国的经济会起到积极影响。

第三,南海危机管控总体上主动性增强,被动性下降。中国迎难而上,顶住了菲越欲借助外部势力,将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法律化、复杂化的压力,捍卫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仲裁案”驱动下一度风高浪急的南海局势趋于平稳,回归正轨,南海争端步入建设性谈判和友好协商的轨道。南海局势趋稳背景下,中国顺势而为,就海上联合军演、高官联络热线、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等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务实合作,锚定南海局势相对稳定局面。

第四,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增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使华盛顿模式光环褪色。相比之下,升级版的中国模式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和东南亚国家、区域治理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模式内涵由“有为政府+市场经济”,纳入高效的政府治理和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党领导下的强有力政治体制、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复兴以文化自信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根本的执政理念”五位一体的“中国模式2.0”。“中国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既拥有强势手段,又拥有高素质的领导力。”具有“内生性、渐进性、包容性、人文性”的中国模式愈发受到东南亚国家的青睐。越南、老挝等看重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成就,有意就治国理政、经济发展、维护人权和社会稳定等,借鉴中国模式、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对华政治上交流互鉴,互通有无。

第五,美国战略焦虑感增强和加紧出手对冲,反衬出中国主动塑造东南亚颇具成效,也意味着中国面临的干扰挑战增多和外部竞争加剧。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建设、战略伙伴关系建设,通过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共享发展收益、共塑和平环境,促进互联互通,拉紧双方命运纽带,为东南亚地区经济治理提供有益补充。东南亚国家纷纷与中国对接发展战略。此外,筹建亚投行标志着中国从产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更表明中国愿意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和安全环境的改善。

美国战略不安加剧,担心中国战略进取态势将形成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将东南亚国家纳入中国势力范围和运行轨道。因此,美国加紧出手反制,在东南亚与中国争夺影响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南海航行飞越自由、民主价值观同盟、规则约束、指责中国恃强凌弱、围堵中国崛起等方面一脉相承。

奥巴马政府从中国试图挑战国际秩序和抢夺话语权的视角看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以下简称“亚投行”) ,将亚投行贴上“运行不透明”“多余无用”的标签并极力阻挠盟国加入。特朗普政府更是虚实结合,在东南亚地区软硬两手对华。从“虚”的层面看,炒作中国设置“债务陷阱”论,诬蔑中国借“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美国副总统彭斯参加2018年APEC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发表演讲,影射中国提供“不透明、不可持续且附加条件”的基建项目贷款将印太国家拖入债务陷阱,损害相关国家主权、独立和利益。从“实”的层面看,主打“对外投资”牌和“透明度”牌。特朗普政府整合国内资源,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计划将600亿美元用于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对冲其影响力。此外美国出资4亿美元成立“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促进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法治及透明负责任的政府。意识形态领域,美国还以反集权主义和捍卫民主政体为名,打人权牌、价值观牌,拉拢“志同道合”国家,反制中国对东南亚的攻势。美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古德曼表示,“正如彭斯APEC之旅所暗示的,如果美中在印太地区正处于战略经济竞赛中,那么美国需要加倍努力,跑得更快些。”

五、新时代中国的东南亚战略宜不断优化

鉴于东南亚政治经济现实和大国博弈特点,中国对东南亚的主动塑造宜平衡好战略进取与战略克制,用足优势,互补性竞争,保持对美“兼容性”和“巧平衡”,把控好地区热点问题,运用好非政府组织的基层影响力。

第一,战略基调上做到张弛有度,攻防平衡。战略进取意味着积极主动运用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攻破崛起阻力,化解外部压力,营造积极有利的外部环境。战略克制意味着避免因战略冒进成为地区矛盾的焦点和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因战略透支导致维护核心利益时资源不足。对东南亚的主动塑造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来看,要在拳击和太极手法之间取得平衡,在魅力攻势和惩罚改造之间取得平衡,在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性与维护共同利益的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战略认知上做到理性客观,对美“兼容”。虽然中国积极参与东南亚区域治理,在推动“10+1”、“10+3”、东亚峰会等方面发挥积极引领作用,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但相比于美国,中国对东南亚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话语反转和舆论塑造能力仍需提高。近期美国务卿蓬佩奥、时任防长马蒂斯、副总统彭斯等高官接连发表演讲,阐述美印太战略,剑指中国意图明显。美国抬升印度作用,力推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对话机制提振美菲、美泰同盟关系,强化与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伙伴关系助其成为合作性的海洋伙伴,改善与东南亚伙伴的执法、防务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鉴此,中国仍处于将强未强阶段、中美力量对比未改美强中弱态势的背景下,主动塑造东南亚需容忍美国在东南亚的同盟体系、既得利益和影响力。

第三,战略策略和手法上坚持扬长互补,因地制宜。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需发挥比较优势,用自身的优势来平衡美国的强势,与美“印太战略”实现巧平衡。“一带一路”倡议侧重经济和人文,“印太战略”侧重军事和安全,两者可实现互补性错位竞争,在动态竞争校准中为东南亚区域治理建设提供资源和路径。此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坚持“需求引领、客观规划、实地调研”原则。充分认识到东南亚各国迥异的国情,加强实地调研,更好地了解东南亚国家需求,对症下药,做到“一国一策”“一国一案”,以免大型基建项目在该地区再度出现“马来西亚高铁毁约”“缅甸密松水电站缩水”“泰国高铁搁置”等事件。

第四,热点问题管控上做到巧妙应对,弹性思维。应对南海争端,坚持“主权在我”“过度反击”和“弹性回防”的思路,塑局塑势塑威,做到“维稳以不减损权益为目标,维权以不导致冲突为底线”。延续南海“主权在我”的传统立场不动摇;借相关声索国挑起事端之机,加快岛礁建设和军事化部署,做到“你进一步,我进两步”;主动性、阶段性、间歇性地把控南海问题的温度、岛礁建设的速度、惩罚挑衅国的程度和推回域外大国插手的力度。

第五,人文交流合作中做到深耕基层,厚植民意。大力加强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扎根基层、耕耘基层、影响基层的特殊作用。可设立专款专用的特别基金,筹组类似美国“和平队”和日本“海外协力促进会”的民间志愿者团体,鼓励大批有抱负有专长的青年精英奔赴东南亚开展基层工作。通过非政府组织与东南亚国家民众进行零距离接触、沟通和融合,增加亲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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