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狭隘、片面、消极、肤浅的理解中，实事求是成了企业的“心障”！
心障，就是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它悄无声息地支配着我们行为。让我们每时每刻避免失误麻烦的同时，也使我们在急剧发展急剧变化的世界中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这代价是：企业在发展中，思想上“拧巴”、行为上“纠结”、结果上“事与愿违”。
在一般人的印记中，中国的企业都对做快做大做强情有独钟。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误解。
根据我近三十年的研究，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于做大做强，表面是渴望，实质是恐慌。当做大做强的机遇与条件来临时，大多数企业往往选择的是退却。
曾有一年，贵州省工商联请我给民营企业家讲课，一位处长电话里说，贵州在古代是“夜郎国”，要我讲讲“贵州民营经济怎样突破夜郎自大束缚实现崛起”。
乍一听这个课题很有意义。但我在准备演讲资料时发现，贵州民营经济发展并不理想，当时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刚刚达到700亿元，占贵州经济总量36.9%，低于全国21个百分点，连续多年在全国倒数5位间徘徊。而广东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已经达到2万亿元，是贵州的近30倍。
在这样的数据下，哪一个企业家会夜郎自大呢。我连续几天与熟悉的几家企业进行了电话沟通，企业家们普遍反映，贵州发展民营经济的机遇很好，但是自己不敢乘势做快做大。在他们的意识里，企业一快就乱，企业一大就垮。
对这个观点，还有三株、秦池等一大堆耳熟能详的佐证。这样的沟通，似乎让我触摸到了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脉象。演讲时，我以《突破心障》为题，指出了贵州民营经济发展的症结不是夜郎自大，而是叶公好龙。演讲引起强烈共鸣，一些企业家纷纷邀请我到企业考察、沟通，商讨如何做快做大做强，本来一天的行程，结果我在贵州整整待了七天。
中国企业的叶公好龙般的“拧巴”，不仅仅在贵州、不仅仅在民营经济，在各个地方、各种体制、各类企业中都广泛存在。
企业的乱、垮，真的是做快做大引发的吗？
我曾委托一个专业调查公司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平均2.9年寿命的中国民营企业，90%以上死于没有做大。在吉林省，没有做大倒闭企业与做大垮掉企业的比率是4 600∶1，在广东省没有做大倒闭企业与做大垮掉企业比率是3 500∶1 。
企业做快做大，才是做强的正确逻辑，才是免乱、免垮的“免死金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用“规模效应”证明了这一点。克鲁格曼教授认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中有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趋势，所以企业追求规模扩张，激发了企业做大做强的经济动机。
规模效益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品牌共享、资源共享、谈判实力等。克鲁格曼教授用规模收益递增的原理，以现代国际贸易的新趋势为例，提出：传统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但是，现代国际贸易增长的主流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通“有有”，先天的要素禀赋差异逐渐让位于后天的区位优势之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在追求做大做强的基础上提高了规模效益，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区位优势。这种配置模式，让大企业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让大企业有了“大的死不了”的理由。
我们看得到现实也证明了这个观点。
大企业呼风唤雨：增加税收、增加股东价值、创造就业机会、履行社会责任、吸纳高质量的人才、接触强大联盟伙伴、建立品牌知名度、能融来“花不完的钱”。
小企业举步维艰：成为行业合并的牺牲品、脑力枯竭、雇用人员时缺乏吸引力、衰退的公司文化、“嫌贫爱富”的银行不理、外部资本不投，永远是危机和衰退时最先倒下的一批。
心障导致企业付出的惨重代价，马云用最通俗、最犀利的语言，做了最深刻的描述：“很多人输就输在，对于新兴事物，第一看不见，第二看不起，第三看不懂，第四来不及。”
这代价，吴甘沙又用自身的“原力觉醒”，对马云的“四不之说”做了最具说服力的佐证。吴甘沙曾是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英特尔中国研究院的第一位“首席工程师”，第一位非美籍华人院长，他说自己错过了三次。
第一次是2001年。那时候“看不起”，觉得BAT都很low，马化腾还曾差一点把QQ六十万卖掉。
第二次是2007年。那时“看不见”，没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来了，我们会一天花六七小时在手机上。
第三次是2013年。那时“看不懂”，互联网继续火爆，余佳文、马佳佳、雕爷一下子都起来了……
不过，吴甘沙是较早走出“心障”的人，他终于觉得移动互联网会给世界带来深远改变，2016年他告别英特尔，成立驭势科技公司；2016年10月，无人车首次亮相；2017年1月，驭势科技高调展出其无人车——城市移动空间，引起了众多汽车厂商、高科技公司、美国媒体以及投资人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