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周游列国却能全身而退，不能说没有明哲保身的功夫。明哲保身不是胆小怕事，而是谨守边界，不乱作为，于人于己都是负责任的。
个人要有边界意识，政府更是如此。个人在“身”外还有“家”，政府身上还有契约和承诺，岂可任性？
最近争议热烈的赛龙公司事件，就是一个警告。
10月30日，钛媒体发表题为《创始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然死亡之谜》的报道，引发轰动。报道称，海归技术创业者代小权创办的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倒闭，原因是“地方政府换届”导致的共青城政府突然抽贷和当地官员强势介入。报道还质疑导致代小权被捕、判刑的逃税罪名是否成立。
10月31日，共青城政府发表声明称，赛龙2013年初生产经营就急转直下，起因是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公司，赛龙失去大笔订单。共青城政府还称，截止到目前，赛龙尚欠江西省内各家银行等市场主体7.36亿元。
钛媒体报道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前共青城副市长、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的詹政个人也进行回应。詹政说没有要求银行突然断贷，政府还拿钱帮代小权还贷款。他个人没有索要股权，而政府索要股权是出于无奈，因为赛龙资不抵债，欠了政府的钱，只能依靠重组来实现“债转股”。
虽然有了利益各方发声和坊间各路分析，但赛龙事件依旧是个谜案，拼不出一个完整、有说服力的真相。无论如何，现在这个局面是多输。代小权方面说，好好的企业死在了地方政府手上。政府方面则说，代小权空手套白狼。双方都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
想起一句词：人生若只如初见。当赛龙和共青城初次相会的时候，肯定不是互相厌弃的局面。赛龙起初在深圳，是被共青城政府招商引资引到的江西。开始一定是互相需要，企业需要政府提供的土地、政策、信贷支持，政府需要企业创造的GDP、就业和科技光环。形势好时不分你我，形势坏了怒目相向，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政商关系是畸形的。
我们可以暂且搁置破案的冲动，因为目前的信息已足够提供有力的教训。
据共青城官方人士的说法，代小权的套路是：用子公司的钱向共青城政府借款，用母公司把钱拿走，母公司再把钱投资投回共青城，再向政府借钱……如此循环了六次。我们假设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如此低劣的骗局竟然能循环六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在代小权和共青城政府争当受害者的游戏中，有一个真正的受害者一直沉默不语，那就是纳税人。政府的钱打了水漂，受损的是全体纳税人。然而从始至终，无人为纳税人代言。
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归因于县域竞争。不管真实作用究竟有多大，这种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在地方政府口袋比较瘪的时候，再怎么竞争政府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地方政府口袋鼓起来之后，诱惑就出现了，风险随之而来。
为了政绩也好，为了GDP也罢，地方政府总有“帮助”本地企业做大做强的冲动，给政策不够就干脆给钱。但政府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公家的钱不是自己的，谁花起来都不心疼。结果必然导致投资低效，风险无法控制。由于任期有限，击鼓传花的心态便在所难免。“地方政府换届搞死了赛龙”的真相或许是，上届成功躲过了雷，逼着这届有所作为。
问题在于，当政府深度卷入企业经营之后，再想抽身就难了。按市场规则，资不抵债、经营困难的企业就该破产。但赛龙不能破产，詹政透露了原因：“书记表示不能破产，如果破产，就要倒查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这4个多亿就全部都没有了。”私人财产与国有资产，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市场决策与政治责任，这些本应截然两分的事情就这样全部搅和在了一起。
当千千万万个赛龙和千千万万个共青城搅和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宏观风险就体现出来了。在这对“合作关系”中，地方政府显然是有条件掌握主动权的。政府保持本分，就像裁判不能帮助运动员作弊一样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