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陈永贵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大寨经验和大寨精神的奠基者。他曾担任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永贵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事迹和领导昔阳人民建设大寨县的业绩，曾影响和感动了几代中国人。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周恩来概括出大寨精神、全国掀起学大寨运动后，陈永贵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五湖四海，他对我国农业走出六十年代初的困难局面、重新走上正确的、持续发展的道路，对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教育广大干部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建国初期脱颖而出的著名劳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永贵先后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初级社社长、高级社主任。他积极响应党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带头创办农业合作社，领导村民坚定走集体化道路，为改变大寨贫穷面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逐步把大寨建设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的辛劳和业绩，很快被各级党委和政府发现和认同，并多次被推举为各级劳动模范，成为建国初期脱颖而出的著名劳模。
陈永贵作为全国著名劳模，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第一，他是长期坚持在农村生产第一线的劳动模范。
陈永贵出身贫寒，土改后分得土地，激发了他无限的劳动热情。作为农民，他视土如金，爱地如命，不论寒暑，不分阴晴，起早搭黑，披星戴月，辛勤劳作。在长年累月的耕作中，陈永贵逐渐成为大寨村响当当的生产能手。从组建互助组担任领导起，陈永贵就坚持了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法。初级社成立后，陈永贵又在支部会上宣布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陈永贵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整工夫劳动，挤零时间管理，模范地执行了自己制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什么任务重他就承担什么任务。
第二，他是县、区、省逐级号召学习的著名劳动模范。
早在1948年，陈永贵就被选为昔阳县劳动模范，1952年12月，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受到昔阳县人民政府的表扬。陈永贵以三等丰产模范互助组代表身份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被评为山西省农业模范。1955年2月，代表大寨出席全省劳模会议，荣获集体生产奖。1956年2月，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1957年2月，出席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1958年3月，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从1950年到1960年，省区县表彰的劳模不计其数，但由县到区，由区到省直至中央逐级专门号召学习的劳模实为罕见。
中共昔阳县委早在1954年5月9日就向全县各级党组织发出学习陈永贵关心全社会利益的模范事迹的通报。1956年，昔阳县委又号召在全县开展“学永贵、赶永贵”运动。1959年1月，昔阳县在全县基层党组织中进一步开展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活动。1963年5月10日，昔阳县委再次向全县发出《关于认真学习陈永贵同志高贵的政治品德的通知》。
中共晋中地委于1959年12月召开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号召在全地区推广陈永贵领导的大寨经验。次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又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号召全区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对照检查自己和自己地区的工作，创造性地学习和推广陈永贵与大寨党支部的领导经验，开展一个“学永贵，赶永贵”和“学大寨，赶大寨”的运动。1963年6月，晋中地委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出色地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
中共山西省委于1960年2月向全省发出“学习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要求全省所有农村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同年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社论。社论动员全省支部书记要向陈永贵看齐，学习陈永贵，赶上陈永贵，超过陈永贵，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支部的战斗力，保证实现当年的持续大跃进。
1963年8月3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全国首次专题推介宣传陈永贵。
第三，他是“大跃进”年代坚决抵制“浮夸风”的劳动模范。
从1952年起，陈永贵几乎出席了山西省委、省政府（省人委）召开的各次劳模会议。但1958年“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浮夸风”盛行，各地竞相虚报产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永贵从本份的庄稼人的天性出发，坚决反对“浮夸风”。
1958年秋，“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一方面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准备为195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推荐劳模。会前，省领导计划推荐陈永贵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但为了提醒劳模紧跟形势，问陈永贵产量能不能上去。陈永贵笑了：“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会上又让他报产量，说报不上高产量，就不能推荐进京参加劳模大会。陈永贵坚持说大寨亩产270公斤。一位领导对陈永贵说：“根据‘大跃进’的形势，产量得往上提一提，起码达到亩产1000公斤，不然不好往北京推荐呢。”陈永贵说：“宁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由于不搞浮夸，陈永贵失去了一次参加全国劳模会议的机会，但他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劳动模范应有的科学态度。
第四，他是从未出席过全国劳模大会但又被党政干群公认的劳动模范。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开始到“文革”前，中央先后召开过4次全国性大会，表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四次大会陈永贵无缘参加，但他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并敬佩的著名劳模。陈永贵参加的许多全国性会议，都是以劳模身份出现的。1959年10月1日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就是以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出席的，就连参加毛泽东主席生日宴请也是以农业战线劳模身份出现的，参加中共九大同样是以劳模身份出现的。除了高层公认陈永贵是农业劳动模范之外，广大干部群众更把陈永贵看作著名劳模。就连一批全国有影响的劳动模范也纷纷到大寨取经，向陈永贵学习。
二、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
怎样才能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呢？当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应该具有一些什么优良品格和素养？这是成千上万终年累月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前线的支部书记们，天天在思索着的问题。陈永贵用他真切的言行和鲜活的事迹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许许多多优秀的党支部书记中的一个范例，是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
1.他具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1946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分得了土地、房屋，翻身解放。他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毛泽东。在紧跟共产党干革命的过程中，他坚信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能够成功。新中国建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更加坚信通过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他说，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光明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他虽然住在群山环抱的小山村，但并没有被绵延山峰遮住视线，而是身在山中，放眼全国，对于集体经济，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
2.他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永贵都坚定跟党走，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1946年冬，陈永贵即响应中共“组织起来”的号召，积极参加了大寨党小组组长贾进才组建的互助组。新中国建立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中心任务，陈永贵一心扑在生产上，为恢复生产作贡献。他领导的互助组不断获得大丰收，被评为省级劳模单位。1953年2月18日，他又响应中共山西省委试办农业合作社的号召，成立了大寨“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任社长。同年，中共中央为了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在全国城乡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陈永贵带头卖粮。在他的引导下，大寨村超额完成了统购任务。1958年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好”之后，陈永贵主动联络邻近7个高级社，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
3.他勇于同困难作斗争。陈永贵在领导大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有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条件恶劣的困难，有旱涝灾害频繁降临的灾难，有集体经济初建时财力物力单薄的难处，也有长期战争造成的青壮劳力稀少的难题。但是陈永贵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更没有向挫折屈服。他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他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冬的考验，尽管凛冽的寒风吹裂了他的皮肤，坚硬的岩石震破了他的双手，他始终身先士卒，依靠群众，艰苦奋斗。正是靠这样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革命精神，他带领大寨人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4.陈永贵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基层支部好领班。他善于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引导干部。陈永贵不仅善于学习，还善于把毛泽东思想用于指导工作实践，更擅长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引导干部。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陈永贵出身农民，最讲究实事求是，最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密切联系群众，也很注重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对错误思想进行批评。他教育干部，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要听党的话，还要密切联系群众。他经常说，干部要“设身处地了解社员疾苦，无微不至关心群众生活。”干部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还要开展积极的批评。干部要“抓住苗头不放松”，“敢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
5.他识大体，顾大局，是非分明。陈永贵生长在大寨，但他能识大体、顾大局。他对大寨的干部说“越过千山万水，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北京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我们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胸怀广，才有大贡献。”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他说：“没有国家就没有集体，没有国家和集体就没有个人。个人、集体、国家是联系得很紧的。”又说“咱们爱集体，要爱自己的集体，也要爱别人的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这才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他把一个大队集体化制度的巩固，同全公社、全昔阳，以至全中国集体化制度的巩固联系起来。
6.他一心为公，甘做公仆。陈永贵一心为党工作，一头扑在集体生产上。不分节假日、不分晴雨天，不分白天黑夜辛勤操劳。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形容的那样：他“像一头老黄牛，站在空旷的荒原，躬着腰背，低着头角，只知道拉犁、拓荒、打粮食。付出的是最大的，得到的是最少的，一心为公追求集体富裕，而不为财富所腐蚀，依然一只脚踏着犁浪，一只脚踏着垅沟，一步一步前行。”在他身上确确实实有一种事事先公后私，每每舍己为公的精神。
7.他以身作则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1952年开始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到1961年被选为县委候补委员，兼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永贵始终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持了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说：“不劳动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不是好干部。”他每天安排的工作很多，特别是1958年以来，除了办队里的一些事情外，还不断出外开会、作报告，以及接待外来参观人员和介绍工作情况等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影响他参加劳动，每年出勤的劳动日总在300个以上。他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不断掌握了农事规律和农业知识，保证了正确指挥生产，密切了干群关系，改进了干部作风，鼓舞和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他的带动下，大寨大队的干部，以致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蔚然成风。
8.他懂生产会管理善运作。陈永贵是个懂生产、会管理、善运作的基层领导。解放前他当过近20年长工，对大寨的土壤、土性、光照、水分等非常熟悉。昔阳县解放后，他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又在自己的土地上苦心经营，逐步成为一名生产能手。全国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在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中，在领导农民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征途上，他不仅学会了许多科学种田的方法，也学会了许许多多管理农业、管理农村、管理农民的经验。在组织生产方面，他强调“集体经济要两手抓，一手抓政治，做好思想工作；一手抓生产，做好农活安排”。他说：“春夏秋冬干个啥，每年每季有计划。条条措施要落实，点点滴滴认真做。进度质量常检查，步步兑现落不下。”在具体实践中，他创立了一系列种田经验。在推动农村工作上，他主张点面结合，“点上出经验，面上开红花”。
9.他察民心谋民利聚民力务实清廉。陈永贵最能体察百姓的心，最愿为群众谋利益，也最善于把群众团结在一起。他说，“咱受过穷，知道了黄连的滋味，如今翻身了，咱不能扔下穷兄弟不管。要创家立业，咱就得和穷兄弟们抱在一起干。”他设身处地了解社员疾苦，无微不至关心群众生活。他善于凝聚人心。他经常教导干部和社员：“上有党中央、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有集体经济撑腰，大队有储备粮，银行里有公积金，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他常说，“人不自私神鬼怕。”多年任村支部，他从未沾过集体一分钱的便宜，相反为集体的事，为群众的事倒是出了不少力，贴了不少钱，搭了不少物。
三、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
陈永贵是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英雄，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试办初级社后发轫的，期间经历了十年造地，包括首战白驼沟，再战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三战狼窝掌，直至六三抗洪胜利收官。
1.十年造地展现了陈永贵敢于向大自然挑战的决心和百折不挠久久为功的毅力。
大寨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当地人这样形容：“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解放时，全村约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一亩，就斜挂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地里上肥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集中造地抱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经过和大寨干部群众充分酝酿，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计划》在陈永贵头脑中逐渐成型。这项规划的目标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夺丰年。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
陈永贵果断决定首战白驼沟。1953年冬，大寨党支部正式宣布向穷山恶水开战。在没有推土机，没有吊车，没有任何机械化的条件下，大寨人仅凭着一双肩膀两只手，一把镢头俩箩筐，凭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凭着一腔建设新家园的热血，打响改造山川面貌的战斗。白驼沟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小的一条，沟长1500米，宽10余米，沟掌沟口高差45米，两边分布有零星梯田5.2亩。为了确保改造工程成功，陈永贵带着贾承让、梁便良、赵大和等到白驼沟，进行实地观察和勘探，确定打坝的数量，又召集支委、社委开会具体部署，动员大寨50多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这样，共投工1700个，打坝25条，造地9亩，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1]。
陈永贵坚持三战狼窝掌。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大的沟，沟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约200米，总面积87912平方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丛生。在这样一条异常凶险的沟里打坝造地，只有陈永贵想得出，干得出。1955年冬，陈永贵动员社员进攻狼窝掌，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但到了第二年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0多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没有气馁，他认真总结经验，认为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有了这些认识，他又去动员大家，1956年冬天，二战狼窝掌又打响了。这次他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大寨人的心血，第二年夏天又一次大张龙口大雨如注，山洪冲开了一道道堤坝，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社员们看到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彻。但陈永贵并没有被灾难吓倒，他不服气地在狼窝掌转悠，思索着为什么石头垒的坝塌了，为什么石头砌的窑不塌？悟出“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上游，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领导大寨人冒着严寒第三次进战狼窝掌。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通过前后三次治理，狼窝掌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
2.六三抗洪彰显了陈永贵千难万险脚下踩的大无畏气概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1963年8月2日开始，一场罕见的暴雨突然袭来，整整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达590多毫米，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大寨人十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被冲垮，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被冲得剩下了红石坡。七条沟里，波浪滚滚，奔腾呼啸，800多亩耕地有139亩连地基都被吞没了，40多亩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淹埋，540多亩被洪水冲刷过。全村145眼窑洞，全倒塌了的有113眼，有危险不能住的27眼；125间房屋，塌了77间，有危险的36间；全大队80余户人家，78户塌了住房[1]。
这场大雨把大寨社员吓住了，个个失声痛哭。陈永贵在县城开完会，急匆匆淌水赶回大寨。见到眼前水毁的庄稼和农舍十分心痛。但他一见大家，表现得非常镇静，高声宣讲，“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洪水冲走了一个旧大寨，我们再建一个新大寨。”在他的领导下，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男女老少迅速投入到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的战斗中。
陈永贵提出“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即先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顾及房屋和窑洞。在一次社员大会上，他接受“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建议。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奋战，大寨的生产自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灾后不久，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都派来了慰问团，各地的慰问信、慰问电也接踵而至。随后，国家又及时拨来了救灾款、救灾粮和救灾物资。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和救济，陈永贵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
此时的陈永贵在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大队遭了灾，国家不会不管，大寨作为先进单位，受灾不能光看到大寨，也要看到别的地方，不能光看到本公社，也要看到全县、全省、全国的情况。思来想去，陈永贵最后决断：建设新大寨不能依靠国家的救济，要靠自力更生。
在一次支委会上，陈永贵向大家提出了“三不要”的主张。他说：“这次遭灾，昔阳县很普遍，而全国还有更困难的地方，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钱和物资。我们要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重建家园。遭受严重灾害，我们要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
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给大家阐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陈永贵主持大寨党支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因势利导做说服疏导工作，最终提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不久，这十大好处在《山西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日报》也作了转载，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成为大寨人艰苦创业的一笔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在此后的前进道路上，对大寨人克服自身困难，坚定必胜信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大灾面前，提出不要外援已经相当不易了。但陈永贵站在国家的高度，对大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三不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
天道酬勤。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忘我劳动，在大灾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秋后粮食获得大丰收！总产量达21万公斤，亩产达到372.5公斤，仅比上年减少了4%，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人均口粮也达到200多公斤，皆达上年水平，成功实现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目标[1]。
大寨在大灾之年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陈永贵为书记的大寨党支部教育社员以国为怀、以国为重的结果。
四、“文革”前期稳定昔阳农业发展的领头人
正当农业学大寨运动蓬勃兴起时，“文化大革命”轰然发动。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但前者又被后者裹挟其中。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陈永贵没有任何精神准备，为此他只得不断讨教周恩来总理，指点迷津，主动接管了昔阳县的政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永贵遇到了两件头痛和不能理解的事：一件是接待不了潮水般涌向大寨的红卫兵。另一件是一批批他所熟悉的省、地、县领导都被揪了出来，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担心再这样下去，不仅整了好人，而且春耕将至，领导被揪斗，工作无人抓，生产必定要受严重影响。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介入这场运动，不知道对这场运动该表怎样的态。那么，这些问题该向谁反映，谁能指点迷津？他选择了找周恩来总理。陈永贵于1966年的12月带了一筐大苹果进京。周总理很快接见了他，并给了他三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组织红卫兵维护生产秩序”。总理还劝他要理解这场群众运动，积极参与群众运动。
进入1967年，全国各地纷纷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上海造反组织首先行动，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此后，山西省迅速行动起来。在刘格平的直接指挥下，杨承效等造反派几百人冲进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的办公大楼，制造了“一·一二”夺权事件。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肯定了这次夺权。
受“一·一二”夺权影响，昔阳县、晋中地区也相继开始夺权，1月22日北京来昔阳串连的红卫兵组织“余雷战斗队”带头联合昔阳六七个红卫兵战斗队，夺了昔阳县委县人委的权，随后其他造反组织夺取了昔阳县各部、委、局、办的权。县委书记原耀先跳楼自杀，昔阳县委、政府完全瘫痪。红卫兵虽然夺了昔阳的大权，但没有能力掌权，昔阳各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他们纷纷要求陈永贵出来收拾残局。就在这时，山西省核心小组派车到大寨把陈永贵接到省军区招待所，做工作让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陈永贵向省核心小组提出：昔阳县委已经瘫痪，他想把权拿起来。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了省核心小组的同意。于是陈永贵联合张怀英、王贵科等一批昔阳的老干部把县里的大权掌了起来。
在造反夺权甚嚣尘上的情势下陈永贵巧妙地抓住“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猛促生产，推动昔阳县各项经济工作。1967年1月31日，晋中地委被夺权后，晋中地区处于一片造反狂热和秩序混乱之中。如何稳定昔阳的局面成为陈永贵执掌大权后的当务之急。在没有经验借鉴的条件下，他自觉自主地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局的措施。首先是抓住被毛泽东认可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强调既要狠抓革命，又要猛促生产。昔阳“二·一一”接管政权的当天，陈永贵即在县城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他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为我们制定的伟大方针，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坚决照办。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副担子一定要同时担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陈永贵率先恢复昔阳县各级党组织，为稳定政局提供组织保障。“文革”开始后，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的党组织包括昔阳的党组织均陷入瘫痪。陈永贵主持昔阳工作后，感到没有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没有一支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很难开展工作。1967年11月，中共昔阳核心小组研究决定在全县恢复党组织活动。这样昔阳就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在恢复党组织后不久，他又部署了整顿党组织，以避免复辟之嫌。整顿党组织就是要是恢复后的党组织适应“文革”开始后的形势，跟上学大寨的步伐。利用整党的机会，陈永贵公开为他认为在四清运动中受冤的干部和“十月事件”中划为“反党集团”的干部平了反。
他不仅大胆解放了基层干部，而且还以谈话形式提出了“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毛泽东看到这篇报道，11月7日就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谈话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个批语，要求把这一谈话转发全国农村，以制止农村的混乱局面。此件下发，对制止全国农村的夺权斗争，稳定农村生产和生活发挥了一定作用。
陈永贵大胆免除社员的粮食债务，增加社员口粮，为稳定政局打造群众基础。昔阳县在“文革”前，农业生产水平较低，除去交给国家的公粮和必须卖给国家的统购粮，扣掉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储备粮、种籽、饲料后，公社社员一人一年的口粮只有原粮（没有去皮去壳的非成品粮）约150公斤。为了填饱肚子，农民只好借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的储备粮，等到来年分配口粮时再将借的粮食扣除掉。这样一来，弄得困难农民几乎是年年借粮，年年还债，生产积极性自然不会很高。陈永贵掌管昔阳之初，发现全县80%的生产队中的80%的社员欠集体的储备粮，总量达到两千万斤，等于全县人均欠粮50公斤。1968年春播结束后，陈永贵主持召开了全县学大寨会议，宣布：“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把这笔债全免掉。”陈永贵的讲话给广大社员增添了极大的信心，加上干部带头实干，当年秋天果真获得大丰收，年底社员的粮债果真统统免除。全县社员高兴极了。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昔阳的农业生产条件，陈永贵上任伊始，即在1967年4月8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全县开展学、赶大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三到五年内将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1](P88)。
建成大寨县的关键是提高粮食产量。陈永贵推广大寨闸沟造地的经验，在全县掀起了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为搞好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411个大队，形成了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中心的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体思路：“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他率领全县基建大军，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先擒界都河，后治五大川。在他的领导下，1967年至1970年，昔阳县一共搞了1225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动用土石方达1300万立方米以上。通过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条条的荒沟变成了米粮川，一片片的河滩变成了丰产田，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1]。
五、农民出身的副总理
1.他当选政治局委员后，广泛视察调研全国各地。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就和山西老劳模李顺达双双当选为中央委员，也是山西仅有的两名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召开的中共昔阳县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当选为昔阳县委第一书记。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永贵又被选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又非常突出的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当选政治局委员后，陈永贵开始了全国各地的广泛调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有他的足迹，到处受到热烈欢迎。他一方面宣传推广大寨和昔阳经验，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当地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应改变的途径。
陈永贵每到一地，他最关心的是学大寨的情况，并竭诚想把大寨和昔阳的真经传送到各地，从而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向高潮发展。其间，他确实发现一些学大寨的典型，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也发现不少后进省份、县份，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批评。当然，其中也免不了因缺乏深入了解而作出一些过分指责，但提出因地制宜学大寨和强调不要不顾条件搞大队核算，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也符合1972年周恩来主持工作期间所重申的《农业六十条》的政策规定。
2.他担任副总理后，积极推动召开农业会议，实施普及大寨县。
在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他积极推动并参与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早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昔阳就被确定为全国首家大寨县[2](P88)。会后，全国各地以昔阳为榜样，掀起“学大寨，赶昔阳”的高潮。为了迅速改变全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性会议，把大寨式昔阳县的经验推向全国。在陈永贵的推动下，在邓小平、华国锋的支持下，中央决定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开幕。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中央发表讲话的邓小平。邓小平全面分析了国内形势，再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关于学大寨问题，邓小平说：我跟外宾吹过，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大寨和昔阳县，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搁了。昔阳县今年跨‘长江’，潜力还大得很。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昔阳县、大寨县。”[3]之后，他话头一转，着重向全党提出了进行各方面整顿的任务。9月25日，会议转至北京进行。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作了《全党动员，苦干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华国锋的这一报告经毛泽东圈阅后，10月19日以中共中央（1975）21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单位和各基层组织。
1976年6月30日，农林部又在无锡召开了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会上，他兴致十足地讲道：“去年，中央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了一个口号，叫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这个会是在毛主席指示和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总理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的，口号提的是正确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段险象环生的岁月里，陈永贵利用劳模加副总理的特殊身份，紧紧围绕普及大寨县这一工作目标，明里暗里与张春桥等人进行了坚决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将振兴中国农业的希望寄托在学大寨运动上。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于当年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是“检查、总结各地普及大寨县运动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和经验，布置今后的任务，进一步动员全党，充分发动群众，鼓足更大的干劲，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陈永贵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主旨报告。报告热情歌颂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历数“四人帮”破坏学大寨的罪行。报告提出了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搞得更好。”陈永贵在报告最后要求“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他说：“从中央到地方，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各部门、各行业，都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普及大寨县的工作。”25日晚，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1977年的主要战斗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3.他作为副总理，仍然保留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他是唯一不脱农籍的副总理。他在国务院办公，却不迁户口，不脱农籍，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有人要帮他转户口，他说：“转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省里的一位领导帮忙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他得知后不同意，只好退了回去。这样，他的身份既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大寨大队社员，世上仅有。
他是唯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他当时的全部收入只有两部分：一是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工分；二是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就是说，他的全部收入是工分＋出差补助。担任副总理后，国务院考虑到他开支大，收入少，每天给他1.2元的伙食补助，每月36元。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补助后，就把大寨给他的工分钱退掉了。所以，他的全部收入仍然是两部分，出差补助＋生活补助，每月136元。
他是唯一农民装束的副总理。他进入中央工作后，衣着依旧非常俭朴。穿的仍是一身农民装束，头扎白毛巾，脚蹬布底鞋，夏天白汗衫，冬天黑对襟，只有在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访时，才换成中山装。他吃饭的标准也很低，早晨是小米粥馒头老咸菜，中午最多两个菜。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呼噜呼噜就下肚了。他身居高位，却不摆架子，生活上不羡奢华，不搞任何特殊。
他是唯一要求对己实行三三制的副总理。1974年8月他进京后，最初住在京西宾馆，他感到太奢侈、太浪费。不久，陈永贵就产生了搬家的念头，几次向总理提出搬家请求，后来按中央的安排，搬进钓鱼台国宾馆。陈永贵在此仍然感到不舒服，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和反复权衡后，陈永贵于1975年5月致信毛泽东，申请搬出钓鱼台，要求对自己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面上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的“三三制”方案。毛泽东对此举非常赏识，欣然批准了他的“三三制”，并赞成他的搬家请求。
六、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践行者探索者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包括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陈永贵作为一名著名劳模，作为大寨经验的开拓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忠实地践行了中共中央确立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参与了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存在着汪洋大海似的个体农民。如何把个体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为工业化提供渊源不断的消费资料和物质保障，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选择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发展道路，即先通过农业合作化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然后再经过工业支持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陈永贵对如此艰深的理论，知之不多，更谈不上深谙，但他深信共产党，深信社会主义，无限向往社会主义大农业，并忠实地践行了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
党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他积极响应，报名成立合作社，经过13天的动员组织酝酿筹备，1953年2月18日，以陈永贵互助组为基础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取名“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化步伐骤然加快。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国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陈永贵亲自拟定转社方案，于12月26日成立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任主任。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全国农村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当陈永贵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赞赏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后兴奋不已。第二天他就到武家坪传递消息，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8月24日，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于武家坪宣告成立。
陈永贵不仅忠实践行中央指明的农业发展道路，而且还在积极探索符合中国背景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框架下，他积极探索了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认为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在农村基层干部作风建设方面，他积极探索了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如何永葆劳动人民本色的问题，提出干部要先干一步，干部只有参加生产才能领导生产；在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方面，他积极探索了生产队核算与生产大队核算的利弊，认为条件好的社队可以过渡的大队核算；在落后山区开垦耕地方面，他积极探索了农田基本建设的办法，提出和实施了“闸沟造地”“人造小平原”的主张；在农地耕作方面，他积极探索农耕技术，提出“深耕、深种、深刨”的三深法和“四不专种”“三不空”的间作种植法[1]。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兴起学大寨运动后，陈永贵赞赏山西省委提出的因地制宜学大寨，认为学大寨不能照抄照搬；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陈永贵创新性提出“抓革命不能不顾农业生产”，“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副担子一定要同时担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并作出了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决定，在昔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文革掀起“打倒大大小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他大胆提出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意见，说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建议制止农村的乱夺权、乱揪斗行为；文革中“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他在这个口号后加了一句“大干社会主义”，认为“大批”的目的是为了“大干”，必须以批促干；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确认昔阳县为大寨县后，他反复提出建设大寨县不能单打一，要发展多种经营；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尽快普及大寨县”，陈永贵又对昔阳县提出“向高标准大寨县进军”的号召，并亲自带领大寨党支部制定了向机械化、水利化、园田化、绿化进军的新规划。
对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一切探索一样，既然是探索，就难免有认识不到的地方，难免有认识上的盲区，就不可避免走偏出错，不可能完全正确。由于时代的局限，陈永贵在领导昔阳学大寨运动中，在农业劳动组织、生产分配方面推行了一些“左”的错误，并造成了严重后果。但总的来说，他作为一个劳动模范，作为一位农民干部，作为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的奠基人，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