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商中，有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是“曾经纵横大江南北，威震长城内外的商师精锐；是曾经被皇帝老儿屡次弯腰借钱的商业群体”。他们中间有“曾经奠定山西近代工业基础的先驱，曾经领袖晋商群伦的商业翘楚，一个曾经完美演绎晋商绝响的民族工商业代表。”这个群体就是“平阳商帮”，这些商人就是“平阳商人”。明清两代的晋商驰骋商界500余年，与徽商并列中国旧式商帮之首。成千上万的“临汾人”成为明清时代商海中的弄潮儿，催生出了数以百计的大商大贾。纵览那部厚重的《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平阳商帮”那举国无双的宏伟业绩让我们不能不赞叹。
商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对“晋商”精神大加赞赏，他说，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是开放和诚信，鼓励我省弘扬晋商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然而，提到晋商，似乎与临汾本地并不相干。人们会习惯性地联想到历史上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开展票号业务和茶叶生意的商人，很少有人把“晋商”和山西临汾历史上的商人，即平阳商人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平阳商人是晋商的源流，历史上的“平阳商帮”曾一度比“徽商”的名气还大。据史志记载：平阳府是明代山西乃至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平阳商人在盐、粮、布、烟、纸、印刷、典当、钱庄诸业都很发达。大量史料足以证明,临汾一带才是晋商的发源地,“平阳商帮”才是整个晋商的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晋商的源头在平阳
2008年由文物出版社，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联合编辑发行的《中国历史系列》中的“夏、商西周”时期一段文字记载：“自人类农耕社会后，衣食逐渐富足，土地肥沃的地方还出现了剩余，怎样把剩余的物品互相交换，沟通有无呢？人们总不能老是在市场上，而不回去耕作劳动吧。这样就出现了集市交易，把彼此剩余的东西通过市场来公平交换。”《尧都文史》记载称：“公元前30世纪至前21世纪初，当时商品交易的方式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让大家把吃不完，用不了的食物和东西，每天中午拿到集市上去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会原始的商品交易。2013年临汾市政府出版的《临汾市志》商业外贸卷卷首语中写到：“尧舜时‘日中为市’、‘农有余粟’则为市。”再从平阳当时在古代时期所在位置地图看，正是中国的中心，可以看得出平阳是我国商业最早的地方之一。
晋国的“轻关、易道、宽贾、通商”政策，就是着眼点在盘活辖境内商品资源，进而便利与周边诸侯国的商品交易。
平阳商帮的历史地位
作为地域性商帮，晋商在历朝历代的名号是有些许差异的，但其衍变过程基本遵循文明发展轨迹。
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李永福教授认为，应以明代为分水岭，此前属于“散商”时代，即商业运营基本没有相对成熟的销售网络和比较固定的客户。明代以后则属于“商帮”阶段，其主要标志为呼朋唤友的群体行为，各个商家纷纷设立总分号，并在销售目的地筹建类型不一的商业会馆。事实上，晋商就是在明清两代，其经营网络遍布外地，甚至扩展到海外市场，由此，明代晋商获得了“行踪半天下”的称号，而清代中期大一统的实现，让晋商更进一步，“货通天下”是时人对其最佳褒奖。
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李琳之先生直言不讳：“衡量一个地方是否富裕，不在于其表面上的几家票号多么的风光，也不在于其外在的包装多么的绚烂，而是要看它的商业发展程度如何，它的商人数量有多少，以及它的商业规模有多大。”
平阳商帮在晋商中的地位该如何评价？二位先生回答说：从几点可以看出来：
（一）在万商云集的京师，以京城老字号和商业会馆为参照：明清两代晋商在北京至少建立了44家商业会馆。属于明代的有5家，其中3家为河东商人所建，依次为临汾东馆、临襄会馆、临汾西馆，占到60%的比重，符合河东商人在明代的地位。属于清代的有39家，由河东商人所建的就有22家：太平会馆、河东会馆、永济会馆、曲沃会馆等。据《京城老字号》等书籍记载，作为中国的名片式商业老街，前门大街上汇聚了全国各大商帮的精英，从明代至今，创立了众多赫赫有名的商号，其中，尤以山西商铺为最，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还是对当地环境的影响程度上，山西商铺都排在首位。而在这些山西商铺中，又以平阳商人的影响力最为显著，闻名遐迩的六必居、都一处、源昇号（红星二锅头酒厂前身）、万全堂药店等老字号都出自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这样的密度在中国商业历史上实属罕见。事实上，平阳商帮对于京城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商业活动，前门地区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平阳商帮造就的。直到今天，前门一带的不少地名，如煤市街、粮食店街、布巷子街、兴隆街等，都是由当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在文化遗迹保护上，情况不尽如人意。比如平阳会馆，仅存的一些建筑被改建成了刘老根大舞台，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二）从商业对国家贡献的角度来讲，河东盐商，到光绪末年课额高达160余万两，连同豫西、陕岸的新旧加价，河东正课和各项加价摊捐，每纲征银250余万两。民间集市，全省影响最大的是四大庙会有正月解州关帝庙会、四月临汾尧庙会、七月五台山骡马会和九月长子的鲍店会，河东地域占比在一半。
（三）商税是一个地方商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商税额的多少直接反映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清朝光绪年间，所谓的“中国金融中心”平遥，平均每年的商业征缴税额仅为 66两 5钱 3分 3厘，但同期的太平县平均每年的商业征缴税额是73两4钱8分，襄陵县则高达210两1钱8分9厘，也就是说，如今的襄汾县在百年前的年商业征缴税额是平遥的4倍还多。
平阳商帮”的代表人物
在《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这部百十万字的重要历史文献中，收录的18个平阳府“商业家族”中，除了“平阳亢氏”，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及洪洞的刘家、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而晋中的晋商在清朝中叶开始兴起之时,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兴盛时资产在百万两到七八百万两,与平阳帮不在一个档次。尤其让人惊叹的是，“平阳商帮”中竟有8位来自今天的襄汾县域，其中师庄（今赵康村）尉家、北柴王家、南高刘家和南赵杨家共同组成了名扬海内外的太平四大家族。
（一）平阳亢氏 平阳府的亢氏,康乾时期名动九州、震惊朝野上下，号称千万两,把他说成当时的中国首富一点也不过分。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牙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当时流传‘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梁有万石’!”《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载:“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另有“亢家花园”一处,就是现在扬州瘦西湖的前身。清末民初邓之诚先生在 《骨董琐记》中谈到平阳亢氏之富时，不禁嗟叹：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
（二）师庄尉家 号称“日进斗金”的师庄尉家是明清时期平阳商帮里最重要的商业家族之一。其从明末靠打铁贩运发迹至清末衰落，前后绵延300年之久，完全打破了古训“富不过三代”的神话，成为华夏大地上一枝罕见的商业家族长寿奇葩。在这漫漫300年里，尉家曾经借给康熙帝6万两黄金，作为西征噶尔丹及西部边陲各个部落叛乱队伍的军费。清军平叛凯旋，康熙帝感激于尉家的慷慨解囊，“借金还银”，归还白银60万两。清乾隆时期在镇压平定西部叛乱时，需要大量军需物资，国库却一时空虚，乾隆就决定向民间富豪借贷，结果呢，乾隆想到的第一个富商就是山西太平师庄尉家。尉家也出手阔绰，整整借给清政府150大车银子，那阵势真可以用“气吞山河”来形容。清军大获全胜后，乾隆感念于尉家的资助，特封尉家掌门尉嘉为护国员外，还赏赐了一件黄马褂，銮驾护身。 郑板桥应尉嘉请求，在一幅白绫上挥毫泼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郑板桥为尉嘉书赠“难得糊涂”墨宝，劝尉嘉看透世事，量力而行。
乾隆七年，尉家掌柜尉嘉到扬州视察尉家商号，碰巧结识了以卖画为生的郑板桥，进士出身的尉嘉气质高雅、谈吐不凡，立即获得了郑板桥的好感，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把酒言欢之际，尉嘉邀请郑板桥到他的老家太平县师庄镇替他教授尉家的子侄后代，郑板桥慨然允诺。郑板桥在师庄尉家做了8个月的私塾先生，后奉诏调往山东范县任县令。临走之时，应尉嘉请求，在一幅白绫上挥毫泼墨：“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尉嘉随后花重金聘能工巧匠篆刻在一块石碑上。郑板桥到范县上任后，还和尉家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于乾隆十四年为尉嘉书赠了“难得糊涂”真迹墨宝，劝尉嘉看透世事，不要锋芒毕露，要量力而行。尉家这时候已达到了生意发展的鼎盛时期，门面、店铺已经扩展到清朝全部18个省的13个省份，“师庄尉家”的招牌也随之遍布大江南北。
（三）北柴王家 北柴王家经商起步于清初，并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王太来后第五代王协、王勋癸卯科考中举人，捐官擢刑部员外郎时，逐步达到了王家生意的鼎盛时期。乾隆两次南巡，专门指定王家承办接驾差务，王家不但赚了个盆丰钵满，而且受到乾隆赏识，并礼遇朝廷重臣和珅。精明强干的王协抓住这两次难得的机遇，认真办事，曲意逢迎，结果左右逢源，平步青云，一步登天——终于跻身“官商”高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权利。王家从此在政、商两界如鱼得水，一帆风顺，真正走上了以官护商、以商养官的坦途。不久，王协就获得了承办山西河东盐务的肥差。王家趁机斥巨资购得河东盐池（今运城盐池）私卖股权，在两淮江浙一带大量开办盐店、盐号，如淮南、淮北、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各大城市，“北柴王家”招牌星罗棋布，几乎垄断了这一带的盐业运销贩卖业务。邱文选《史坛耕耘集》记载，王家每年因此获利数百万两白银。王家由此迅速暴富，成为乾嘉年间晋商中仅次于平阳亢家和师庄尉家的大商大贾之名门望族。乾隆年间，皇太后60岁大寿时，王家出手阔绰，耗数十万两白银豪购大批奢华寿诞礼品，装载在几十辆马车上，同师庄（赵康）尉家一块，浩浩荡荡地送往京城，红红绿绿地一大溜摆放在王府井大街上，珠光宝气，显尽富贵本色。民间传说，此次给皇太后贺寿，师庄尉家贺礼摆放在西单大街上，还有广东卢家的寿礼陈列在东单街上，三家大商大贾互相攀比，前后左右遥相呼应，誉满京城，轰动天下。从那时起，北京的王府井、西单和东单三条大街就逐渐演变成了摆放寿礼贺品的地方。王家当时财势之大可见一斑。嘉庆五年，即1800年8月19日，山西巡抚伯麟给朝廷上奏折曰：太原等府州之绅士、候补知府王协、举人尉维模共捐银218.38万两以备凯旋赏赉（lai）之需。其中北柴王家王协和师庄尉家尉维模各捐了50万两银子。值得注意的是，该奏折特意点出“候补知府王协”和“举人尉维模”两人名字，充分说明了尉王两大家族的在晋商群伦中的领袖地位。这“50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太平县志》载，当时，太平县衙门的捕快、轿夫、门子、皂隶等普通“公务员”的年收入是6两银子，太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是区区5.8万两银子。50万两银子，那就相当于一次捐了8万多名普通“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或者是9个太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四）南高刘家 南高刘家，崛起于明代末年，并在民国初年达到了鼎盛时期。刘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三百多家字号，并在河南辉县和家乡太平等地置有两万多亩土地。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说：“清末，山西襄汾人刘氏家颇富，财源极广，有刘百万之称，除土地外，商店、盐店有三百余处……”南高刘家在山西，乃至全国创建了很多令后人惊叹不已的“之最”或“第一”：1、南高刘家建立了山西最早的票号。不少史料公开宣称，中国第一家票号是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遥创立的日升昌票号，这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误读。太平刘家的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又于清咸同年间改为银号，并早已执行汇兑业务，实已成为最早的票号，从创始年代和经营规模皆为晋商最早、最大的金融经营资本之一。
南高刘家建立了山西最早的电力企业。山西最早的电灯公司，是南高刘家掌门人刘笃敬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在太原市南肖墙今电力公司院内创办的现代民族工商业。如今那座斑斑驳驳、高逾50米的电力水塔还傲然屹立在天空中，向世人展示着她历经百年风雨的沧桑之美。3、南高刘家是山西第一条铁路——同蒲铁路的奠基者。1911年，群伦公推刘笃敬担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他为同蒲铁路建设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同蒲太原——榆次段建筑工程，为1933年同蒲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笃敬是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中最具有骨气和正义感的标志性人物。1898年9月，“戊戌六君子”问斩，在“六君子”家人都不敢到现场收尸的情况下，刘笃敬大义凛然，冒着生命危险，将杨深秀尸体收殓后亲自送回杨深秀的闻喜老家，时人莫不为之耸容动色、敬畏诚服。刘笃敬是同时期晋商中最卓越的代表人物。1905年到1916年之间，刘笃敬一直担任着山西商务局总办和山西商会会长职务，执山西工商界牛耳达11年。1906年，他和渠本翘以大无畏的勇气共同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山西保矿运动，挫败了英国福公司掠夺山西煤矿的阴谋，维护了民族大义，彰显了其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他还投巨资于其他现代纺织、矿业、盐业、交通和教育事业，成为山西最早走上现代民族工商业和山西近代史上兴办实业的著名代表人物，受到中外政要、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的拥赞和爱戴。1912年3月孙中山到山西考察时与山西各界人士合影，刘笃敬同阎锡山一右一左地坐在孙中山的旁边，尽显儒商风流本色。
渠本翘与刘笃敬几乎成为晚清山西的两个标杆性人物。但在“严格意义上，渠本翘在实业上的投资要少于刘笃敬，1902年渠本翘与姻亲乔殿森等人合资，接办濒临倒闭的官办火柴厂——晋升火柴局，改名为‘双福火柴公司’，其投资额仅白银5000两，只及刘笃敬创办的太原电灯公司融资规模的1/6。有可能渠本翘拥有进士光环，曾是山西收回路矿权运动的一号人物，尤其被清廷授以‘典礼院直学士’头衔，当然还有祁县城内的渠家大院依然保存完好，所以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远在刘笃敬之上。所谓“渠家大院”，缘于今人的习惯性称谓，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当年的主人在祁县县城内建有40个院落，人称“渠半城”。整个建筑群总面积23628平方米……整座大院宏伟庄重，高峻威严，气象森然，为全国少有的五进式穿堂院……但对照于‘刘家拥有深宅大院90多座，房屋1200多间，花园4处’的记载，笔者只能说‘渠家大院’是小巫见大巫，只可惜刘家建筑群已被人为毁坏，而当地至今也没有修复计划，致使其曾有的辉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另眼看晋商》，李永福著，同心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9页）
（五）南赵杨家 刘笃敬于1920年去世后，在20世纪20年代，南赵杨家继之又以令人炫目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家崛起于明末清初。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洋货、洋钞，年富力强的掌门人杨世堂机智应变，在和洋商的周旋斗智中，拿捏住了洋商的七寸，巧妙地夺得洋商在西北的总代理权——在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竟然取得了洋商的巨额资金，又得到了洋人的无形保护。杨世堂除过在陕西、甘肃和青海三省又陆续设立一些商号外，又分别利用洋人的资金在西北多地创设了大量的世字号商铺。至1921年，各种经营店铺林立于陕、甘、青、宁四省70多个县市，杨家“货通天下”的生意浩浩荡荡地大规模开展起来。杨家世字号把各地收购来的大西北土特产，源源不断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数不清白花花的银子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杨家鼓鼓囊囊的钱袋子里。如此妙策，既大幅减少了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重大损失，杨家世字号由此也获得了丰厚的巨额利润，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西北商界巨魁。著名书法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郑家溉曾在《汾城杨君墓志铭》中写道：能择人而任时，不数年间，遂至钜万。于西陲数省交通往来之地，设肆殆徧……河东道尹詗知君能，委以实业调查委员……自湟源归，众议稍缓西行，君仍不乐无事，遂于汾、绛两县倡办工商各业。今新绛有大益纺织及燮和火柴两公司，规模宏大，皆君与一二巨绅经始……杨世堂除过投入巨额资金开办燮和火柴厂和新绛大益纺纱厂外，还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和古城开设了药铺、粮店，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
杨家的民族大义情怀和辉煌业绩让时任甘肃省省长的薛笃弼先生也心悦诚服、刮目相看，后将女儿薛宝婵许配给了杨世堂的二儿子杨得铨。杨得铨先后就读于辅仁大学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投身商界，先后在香港与美国成立了赫赫有名的耀青国际有限公司，同时经营多种业务，生意做得也是蓬蓬勃勃、风生水起。杨家一步登顶，在晋商纷纷破产倒闭的严峻形势下，逆流而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唱出了在中华大地上辉煌数百年最壮丽、最烂漫的晋商绝响。
《晋商的绝响》一文中作者曾感叹：假如说，晋商中没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我不知道波澜壮阔的晋商史会怎样书写晋商的爱国主义和在同洋商争斗的逆境中绝地反击的大智大勇。假如说，晋商中没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我也真不能想象，在1916年后如排山倒海般纷纷破产倒闭的晋商全面衰落时，那样毫无亮点的悲剧该让人感到多么沉闷和单调。所幸，有了太平杨家杨世堂的横空出世，才让我们看到了晋商绚烂绝响后的悲壮谢幕。（见2013年1月19日《山西商报》第七、八版）（文章选自《淹没的辉煌》，原文一共7节，2.5万字，本文系其中第3节，原载《家国往事》，中国文联出版社，李琳之著）
如今，走遍平阳商帮各大家族的故园，实难追寻他们当年鼎盛的繁华景象。或能指认一房一屋，也都缺顶少角，破败不堪。倒是有几座石牌楼还傲然挺立，不屈地诉说往日的风光。作为襄汾商帮的代表，丁村商人的故居丁村，成了历史风暴后的遗珍，成了观察襄汾商帮历史的一个窗口。晋商的历史无论有多么辉煌，毕竟成了过去，风光不再。但是，晋商辉煌的历史仍旧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成为一种永恒的遗产、刻骨的记忆和精神的力量。
丁氏家族于元末明初从河南襄城县为逃避灾荒来到了山西太平县，他们所落脚的地方后来就被叫做丁村。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至明万历年间，丁氏家族已发展成为太平县的一个望族。他们拥有数量可观的土地，并进行以粮易财的商业活动。他们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开始营造高质量的住宅。至明末清初，丁村民宅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丁氏家族的商业活动做出了很大的动静。其中丁耀一支主要在河南禹州发展。他们专营中药材生意。将北方的中药材运至广州、香港，又将南方的日用品购回，在北方出售，大赢其利。人称“广货棚”，成为禹州有名的商号，形成以他们为首的“太平帮”。清宣统元年（1909），丁耀购得山西商办保晋矿务总公司的10股股份。丁先登一支则由丁先登、丁连登兄弟于咸丰、同治年间以陕西三原、泾阳、甘肃宁县为基地，经营布匹、粮油、典当行。他们利用泾河、汉江、黄河等水道，西至兰州、武威、凉州，南至湖北、湖南、广州，东至绛州、曲沃等地。总号设在丁村，由丁氏兄弟坐镇指挥。现存他们与各地商号来往的信件，可以从中窥知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些实情。
如此辉煌的丁氏家族，在明清时期，其经商名气却排不到本县前十位！
“平阳商帮”发展的几个阶段
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到清末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称雄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晋中几个大院无论考古价值还是建筑艺术都不能与襄汾的丁村老宅相比。晋中是几个大院,丁村是整个村;晋中是晚清及民国建筑,而丁村是明代、前清、晚清分段建筑。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只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的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商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的亢家。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竟辉并存的年代。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北京、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东南亚一带。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晋商设立钱庄和票号这一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标志着晋商由商业经营转为货币经营，从而结束了镖局时代，开创了钱庄票号业时代。从此以后,以武术称雄的英雄豪杰的地位,逐步让位于在商业竞争中以智力、财力取胜的财东掌柜。原先贸易手段是黄金、白银、铜币,异地交易需要镖局武装押运,而今各大钱庄、票号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大商铺码头的分号,一纸银票汇通天下,即迅速便捷,又安全可靠,从而使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设立的钱庄和票号,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银行业的“乡下鼻祖”。正象中国商业是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国外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除临汾亢家外,还有襄汾尉家和王家。
第三时段: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民国直至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前。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襄汾人在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及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临汾赵家兄弟创自明朝正统年间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的。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是襄汾刘家和杨家。
对于平阳商帮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2005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山西视察后,颇有感触,要求山西省认真研究晋商精神,并总结了十六字的“晋商精神”,这就是: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李长春指出:“晋商精神确实是山西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应该在经济界、企业界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成就晋商的天时地利人和
李永福教授认为，晋人不辞辛苦的优秀品质以及在经商方面的聪明才智不可否认，但若缺失了天时与地利的客观条件，晋商所谓的辉煌只能是过眼烟云。基于此，李永福教授指出，促成晋商的“人和”因素，应圈定在山西过度的人口压力和商业成功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患贫的冲动推动着晋人外出经商的欲望。当然，与之配套的国家政策屡次调整所带来的改革红利，以及山西所占据的地利优势，再加之山西因土地承载能力而带来的人口压力，晋人不辞辛苦，商业模式的逐渐完善，种种有利因素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业商者，他们的成功案例又推动了源源不断的后来者。（文 / 梁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