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并不尽然，同行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时竞争有时互助。学者们在总结晋商精神时大多会提到“利以义制”，这是成功的个别晋商在总结自身经营之道时提出的观点，并不能因此就说晋商群体都是“用儒意以通积贮之理”。
实际上，除了常家等几个大的晋商家族注重儒学教育，大部分晋商来自社会底层，饥寒交迫才走上从商之路，虽受儒家文化千年熏陶，但并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很多人生经验、社会经验和经商经验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而非受儒家学说教育出来。晋商的同行关系也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经历了从无组织性到遵守共同约定，形成行规，建立会馆，同舟共济，相互提携，相互制约的过程。
一、商营与官营的较量
封建社会，国家掌握了生产事业大权，盐铁等战略物资一般都是国营，所谓“官盐”“官铁”，这些由政府主导的商业机构，也就称之为“官营”，而由一般商人主导的商业机构，被称之为“商营”。明清时期并没有形成一个如现代一般较为健全的市场，但在商营与官营的较量中，市场与政府的功能此消彼长，从中可以洞察商营经济对官营经济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一方面，官营项目开放给商营，商营补充市场，与官营争利。明中叶开中制后，随着一系列纳粮中盐、中铁、中茶等政策的实施，官营放开了盐铁茶等的专卖，允许一般商人在政府指导下经营这些物资，鼓励商人为政府往边地驻军处运粮。商营的加入，改变了官营的垄断地位，也迫使官营的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以茶为例，茶分为官茶与商茶，茶制初如盐制，开中制前主要是官营，开中制后，可纳粟中茶引，或纳银中茶引。茶主要销往亦力把里、朵甘和乌思藏都司等地区少数民族，史称“西番”或“番人”。
唐宋以来有以茶易马之说，简称“茶马法”。以前主要是官茶的时候，一般是由官方收贮，番人用马来换茶。后来晋商等商家参与了以粟或银换取茶引，所以商人手中有了商茶。商茶兴起后，商人就与西番直接交易。番人获得茶的渠道有官茶和商茶两种，有了选择的余地，官茶依旧需要以马换茶，而与商人直接交易时，不一定要以马换茶。
后来由于“商贩私茶自足获利，不复以马来易官茶，由此官茶积久浥烂”，官茶卖不完，不仅是因为市场份额被商茶挤占了，也因为官茶价格居高不下，没有市场竞争优势，还因为茶商会相对高价收购私茶，那些产茶处所会偷偷把细茶给茶商，将麤茶纳官，而麤茶非番人所好，“价既不伦，麤复非番人所好，所卖不完，职此之故”。
番人选择了与茶商合作，致使利益受损的边吏想要禁商茶而不能，只能下令招商买茶，让茶商把官茶也收购了。茶商在收购官茶的过程中，能适当议价，“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
在这场较量中，商茶在一定程度上获胜，但这种获胜并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只是商茶在茶市上站稳了脚跟，两者并存。打破官营的垄断后，同行之间能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经营改革，获利的是消费者。
另一方面，商营业务盈利颇丰，官营学习商营，与商营争利。比如票号，票号最早是由山西商人创始的，后来政府见其厚利，又掌握全国经济命脉，十分重要，便兴建国营的银行，最后商营的票号衰落了，而官营的银行逐渐发展成为现代的国有银行。
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员入股或投资商号，由晋商出面经营，从而形成官方背景商业与纯商业争利的局面。因为明清两代规定，现职官员不得经营商业，同样商人也不能捐纳实职官衔，两者在制度上只能二取一，可是两种身份各有利弊，不想放弃，只能转为幕后，也有的是晋商为了寻找政治靠山，用商号的股份贿赂官员，总之，有政治背景的商号与纯商业背景的商号在竞争上是占优势的。
总的来说，明清集权的政府对封建经济干预太强，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孕育太长时期也未挣脱桎梏，后又内忧外患，弱国没有公平贸易市场，商业发展受阻，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胎死腹中。
二、同乡同行间的较量
晋商在用人上基本上都用同乡，即使晋商足迹遍天下，其掌柜、伙计大多都是从本乡带到异地的，或是本来就在异地的同乡人。因为同乡这个群体容易拥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在法规并不完善的时候，可以用宗法道德进行约束管理。山西籍商人是比较团结的，他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利于商业健康发展的行业规则，以防不当竞争。
第一，各商号间遵守相似价值。晋商大多信仰关公，崇尚信义，在大体相似的文化背景中成长，坚守着相似的价值取向。体现在经营上，就是各商号有着大体相似的号规。
虽然各商号规定有紧有松，但在伙计培训和薪酬上会有大体相似的标准，大多号规都规定掌柜和伙计不得携带家眷、禁止嫖赌毒等。对违反号规的惩戒也是很严肃的，晋商间会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一个人若因违反规矩而被一家晋商商号辞退，其他晋商商号也再不雇用。
第二，时刻关注对手互挖人才。商业人才难得，尤其是能担掌柜大任的人才更加难得，东家、执事、大掌柜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选对人，而人才的来源一般有三种渠道：一种是一起打拼成长起来的人，了解其能力秉性；一种是经可靠人推荐担保；还有一种是从别的商号高薪聘请。比如在日升昌票号中，财东为李大全，大掌柜为雷履泰，二掌柜为毛鸿翙，两个掌柜皆是票号界的精英。
财东李大全英年早逝，16岁少东家李箴视掌家，毛鸿翙趁大掌柜雷履泰患病在家休养时，意欲向不喑号事的少东家进献谗言，夺了大掌柜的权，可被大掌柜反击。雷毛之争，雷胜出，毛鸿翙深感一山不容二虎，只好辞职出号。日升昌票号内讧之事被隔壁蔚泰厚绸缎庄东家侯培余得知，就将毛鸿翙聘请过来任大掌柜，将蔚泰厚绸缎庄改营为票号。
毛离开日升昌票号时虽说感谢雷对其的恩情，但两人经过这次争权，已是心中积怨明朗化，而且争权失败，更加重了毛的怨愤之情。所以，毛在组建蔚泰厚票号时，从日升昌票号挖出了郝名扬和闫永安两名业务强将。日升昌票号与蔚泰厚票号同属平遥帮，在同一条街上营业，同经营票号，因缘际会却成了这种对峙竞争的局面。
但两家尚属良性竞争，为了能够在竞争中获胜，毛、雷二人都在经营管理方面用尽心计，这种业务上的竞争，促进了双方票号的兴盛与发展。但这种有积怨的竞争，毕竟会影响两家相互之间的协作，为了实现票号自我保护，开始摸索倡议成立行会组织。行会组织的成立并没有让两家放下积怨，只是更能秉公办事，商事商办而已。
第三，恶性竞争别忘互留余地。商场如战场，良性竞争时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但恶性竞争时也是见血的战场。祁县乔家堡的乔景仪，乔致庸的次子，乔致庸对他颇为倚重，认为他精明能干，有意安排他接班。
乔景仪捐了二品补用道、赏戴花翎的官衔，与原太原总兵大清名将马玉坤是拜把子兄弟，官场社交广泛，以为自己有些能量，又想在生意上有所作为，于是在包头策划了胡麻油霸盘，乔家把包头的胡麻油买断了，致使包头绝大部分油坊、油店都关门了，也使包头一代老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在这次大战中败北的有些字号就暗中资助地方乡绅百姓，向萨拉齐厅告发了乔家。
乔景仪被传到衙门后，仗财势赫赫不把萨拉齐厅官员放在眼里，惹恼了官员，于是他们就栽赃陷害乔景仪，判他扰乱公堂之罪，不仅如此，官员和当地受害者都对他起了杀心，乔景仪只能仓皇逃回祁县老家。
从这场恶性竞争中可以看出，竞争的时候既要盈利，也要给人留有余地，不能致竞争对手于死地，否则对手会狗急跳墙反咬一口。但是，在商业领域，失利破产收购吞并，只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都是正常的，应该米取正确的态度对待失败，不能非理性打击报复。
三、不同商帮间的较量
晋商足迹遍布全国，而明清同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有十大商帮。其他商帮与晋商在历史机遇、经营内容、经营领域、经营理念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互补之处，各自在竞争中磨合发展壮大。晋商在与其他商帮进行较量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团结同乡。晋商会在各地兴建会馆公所，与晋商足迹遍天下相适应，这种会馆公所不仅可用于联络同乡情谊，还研究商务，维护同乡共同利益。这种依靠组织而形成的凝聚力，不光表现在不同商帮之间的商业竞争中，还表现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
晋商会馆，既有同行业性质的，多数为不同行业性质的，同行业性质的会馆，一般作用主要在约束同行，规范管理，比如在票号平砝和银色的标准制定上，同行会馆内各票号会共议出一套标准，各商号皆遵此标准。
不同行业性质的会馆，一般联络情谊，团结对外，比如各行业商人都经常受税吏和牙行的变相剥削，这样有损商人利益，通过会馆联合各商号，共同与税吏和牙行抗争，维护利益。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有些外商利用时局和国外势力欺辱本地商人，进行不平等交易，或是无限期拖欠交易款项，晋商利益受损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会馆的名义团体告官，请求国家出面维护商人利益。但总的说来，弱国无外交，晋商会馆也难改国破家亡的大势，难免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团结友帮。今陕西与山西自秦汉以来便有秦晋之好之说，而到了明清时期，陕商与晋商在商业上也多是合作。陕商和晋商是明中叶开中制后最先发展起来的商帮之二，当时淮扬盐场的盐利最厚，陕商、晋商、徽商都在扬州盐场取盐，扬州盐场的市场份额是徽商第一，陕商第二，晋商第三，于是陕商与晋商加强合作，在扬州携手经商，陕商与晋商统称为“西商”，与徽商分庭抗礼。
据史料记载，当时作为盐业公会领袖的两淮八大总盐商中，西商与徽商平分秋色各占四席。西商与徽商的竞争由商业领域拓展到了“府学之争”上。
陕商和晋商先到淮扬，明朝廷为了褒奖山陕商人在边防建设上的杰出贡献，特许在淮扬的山陕商人子弟就近读书考学，特批了七个名额，不必回老家举业，这为山陕商人子弟提供了便利的科举条件，有许多山陕商人子弟就是通过这条捷径科举走上仕途的，这样就提升了西商在淮扬地区的社会地位。
而徽商比西商后到淮扬，并无此特殊照顾，可徽商文化与山陕商文化不同，徽商十分重视科举，这项特批对徽商来说很重要。
于是，明崇祯五年（1632年），徽商就想办法贿赂相关官员上疏求建运学，允许徽商子弟也可就近入学读书科举，这项建议获得皇帝的批准后，山陕商人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朝廷给西商的殊荣，不能给徽商，因此西商与徽商争讼不已，西商最终遏制了徽商的这个企图，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陕商退出扬州，徽商才抓住机会获批四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
由此可见，西商与徽商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在竞争过程中，因为相似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历史情感，陕商与晋商团结合作，共同对付徽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