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2009年05月05日 晶报
杨克老人今年已87岁高龄。
1980年，接待来深寻找合作机会的外商，右二为杨克。
深圳人口述历史
今年已87岁高龄的杨克，是首批南下赴深圳干部之一。这个当年从山西农村走出的放羊娃，在离开家乡62年之后，仍然操着一口浓重的山西腔。他笑着说，我说不好普通话，就是因为革命一辈子，奔波一辈子，从山西到河南，从河南到海南，最后又到广东，每到一个地方，语言环境变化都很大。
日前，在罗湖安静古旧的家中，杨克向记者讲述了亲身经历的南下以及参与、见证改革开放的经历。
放羊娃走上革命路
1922年农历九月，我出生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村子——山西省霍州市马节庄。读完小学后，我就没有继续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
那时候，在田间地头，经常看到八路军腰上别着手枪，在田野里风餐露宿。年幼的我特别佩服他们，向往他们那样的军旅生涯。1940年，我18岁，参加了县农民分队，也就是县农救会。后来，农救会改为武委会，我任一、三区教导主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村民兵开展对敌斗争。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朱家岭的一场战斗，我们配合八路军，与日本警卫队打了一天一夜，最后以我方胜利告终，这场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
1947年，组织上分配我到河南洛阳豫西大山里的石门沟，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洛阳、陇海铁路沿线等地相继解放。我调任绳池县委任秘书，参加县委机关筹建，之后，参加当地土地改革和村政权的建立。
携妻南下搞土改
1952年，中央决定，选派大批干部南下，到当地搞土地改革。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琼海县(即现在的海南省)。
当时，每个县都要抽调一些能力强的干部南下。被选中的干部，有些人不愿意：到广东？那地方语言不通，天气热，蚊虫多……但是我没有多想，组织让我去哪就去哪。1952年7月，我带上妻子，和大家一起坐上绿皮火车就来了。那车像个大闷罐，中途有人就跑掉了。从洛阳到武汉，又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到广州。后来，汽车开上渡轮，我们最终到达了琼海县。在那里，我历任县团委书记等职，直至1955年任琼海县委副书记。
1956年，我被调往广东省佛山地区。那时候已经开始搞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大发展，中央决定在广东佛山地区大搞农业机械化试点。我被任命为佛山地区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中山市拖拉机站站长。现在回想起来，农业机械化试点过程中，有些领导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规律，没有考虑当时的地理环境，忽视了群众对机械化工作的接受能力。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
稻草换化肥劝回“逃港客”
1961年，我调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后来才知道，自己是首批南下到深圳的干部。
初到宝安的时候，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那时候宝安只有26万多人口，22个公社。为了抓生产，我们干部都要驻点生产上需要加强的大队。我驻龙岗爱联大队。
那时，大家都吃大锅饭，很多生产大队的大食堂办不下去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很差，不愿出勤，都想单干吃饱饭。很多人都想逃港。莲塘的一个大队，全队的人都跑光了，我知道只有一户人家没有跑。当时，我们站在罗芳村附近，看到人们成群结队，黑压压一片，都往香港方向跑。广州市公安局出动了大卡车来拦截人流，但是不到两个钟头，几千人都跑光了。
但应该说，1961年，宝安县并没有饿死人。为了尽快把生产搞上去，县委想了一个办法：用稻草跟香港商人换化肥。稻草是一种化肥原料，港商收购去，制成化肥，再用化肥跟我们换稻草。说实话，当时一心想发展生产，先保证不饿死人，而根本没想到跟香港人做生意，违不违反中央规定之类的问题。有了换化肥的途径后，我们就天天给社员开会，讲稻草换化肥的好处：田地里打的粮食多了，就能吃饱饭了，大家就不要再逃港了……以前，布吉的粮食产量很低，用了化肥后，每亩地的产出增加了许多。当年，生产搞得最好的翻身大队，1000多人，仅余粮就交了2万斤。就这样，逐步稳定了人心，劝回“逃港客”，往香港跑的人越来越少了。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铺开。我负责宝安全县的“四清”。宝安县委抽调80人组成的工作队到惠阳澳头公社搞“四清”，一年以后返回宝安县搞“四清”。那是我精神压力最大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每个县都有“四清”任务：清得彻底不彻底，清的人数多不多，哪个干部贪污，哪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等等。凡是被说成走资派、有官僚主义作风的，都要开会批斗……这么做，到底对不对？我没敢多想。但是心里觉得，这样对待干部，不行啊！那个阶段，我天天只想这一件事，吃饭在想，睡觉也在想……压力大啊！
后来，“四清”运动的矛头开始对准县领导。“革命派”说，县委也是“走资派”，干部官僚，作风不民主。后来，甚至“扣押”了几位县委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下放到大鹏公社东山大队杨梅坑、鹿咀生产队劳动一年，经历诸多磨难，最终才熬了过来。
招商引资建设深圳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后，我被任命为深圳市革委会副主任，兼经委主任，主要抓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我又恢复了干劲。改革开放的政策接连出台，我很兴奋。那时，宝安县是山区县，经济不发达，但我相信，搞改革开放，我们就会富裕起来。
因为主要负责的是招商引资，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甚至是国外资本、人才的支持，当时光靠深圳自己是不可能把特区建设起来的。
袁庚第一次来深圳，是我负责接待的。那天，他从香港坐船到了蛇口，我就到码头去接他。袁庚待人和和气气的，他说，中央要在蛇口建设工业开发区，希望我们能在靠近赤湾的地方，划出50亩地，建设港口和工业区。袁庚表示，他们希望接收赤湾的一个小型船厂，原厂的20多名工人也全部接收，又请我给他派一个8级技工……后来，这些事都一一落实了，很快蛇口就开始填海、推土，干得热火朝天。
那时候，我们吸引全国各地来深圳投资，几乎每天都有接待任务。当时，西安市有关负责人来深圳考察，后来在深圳投资建设了长安酒楼；四机部来投资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北方工业公司也来了，筹建了北方工业大厦；香港华利、荣利，与深圳交通局合资建设了深港汽车运输公司；美国厂商改造了深圳原来的罐头厂，建了百事可乐公司……因为有四面八方的支援，深圳才能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那时候引进港资、外资，有没有政策风险？怕不怕丢乌纱帽？我没想过这些。我只知道，投资人来了，就要尽力创造条件，让他们留下来，在深圳投资，开发建设深圳。中央要深圳搞特区，搞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发展经济，引进港资和外资，正是为了发展经济。
干了一辈子革命，党交给我的每一件任务，我都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南下的时候，我就是抱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家的想法，不讲条件，不怕吃苦。回顾走过的人生路和做过的工作，我问心无愧。
讲述：杨克
整理：晶报记者 王鹂鸣
摄影及翻拍 晶报记者 温文锋 实习生 刘钢
史料审核：深圳市史志办
□人物印象
晚年养生 倡“三自经”
杨克一直工作到58岁，后离休。从1952年南下算起，他已在广东生活了57年，在此期间只回山西老家探望过三四次亲人。他父亲早逝，母亲一直都由哥哥、弟弟照顾，兄弟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1989年，杨克回老家，一家人还住在土窑洞里。
杨克现在的日子跟普通深圳老人一样，淡定、闲适，用他的话说，这也是享受特区改革开放的成果。他的养生原则是“三自经”——“自找快乐、自由活动、自我保健”。每天清晨，他到荔枝公园去打 “六通拳”，然后散步回家，打开电视收看央视曲艺综合频道，河南豫剧、山西梆子、河北梆子、越剧、京剧，各种戏曲，他都爱看。
偶尔，他还跟老朋友们喝喝茶，聊聊天。87岁的他，耳不聋、眼不花。他笑呵呵地告诉记者，“除了胃有点不好以外，我啥毛病没有，每年还要外出旅游一次，去年还去了庐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