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2021年8月，广东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内的新生儿。图/视觉中国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曾经的生育巅峰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行业的“产能过剩”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