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了整个欧美世界。基于"经济焦虑"的左翼民粹主义基于"身份焦虑"的右翼民粹主义共同激荡于西方政坛,冲击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欧美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力量在面对外来移民和全球化等问题上表现出民族民粹主义的底色。民粹主义者借助新媒体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使得民粹主义声音在"回音室效应"和"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充斥于整个社会,成为搅乱世界秩序的结构性难题。
"民粹主义——一个徘徊在世界上的幽灵",吉塔·伊内斯库(Chita lonescu)和厄内斯特·盖尔纳(Emest Gler)在1967年伦敦经济学院学术研讨会上对"民粹主义"作了如此描述,这一表述无疑抓住了民粹主义不时出现并搅动世界政治舞台的特点。近年来,民粹主义发力于各种公投、排外运动、欧美大选,形成了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并呈现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人民的名义"。
在欧美使用的"populism"(民粹主义)概念和在俄国民粹运动中诞生的"nomymusaM"(民粹主义)都有着共同的词根——"人民"(英文中的"people"和俄语中的"Hapon"),在这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民粹主义自带的人民性在民主化相对普及的欧美和在追求民主的其他地方被抬升,"以人民的本文在梳理民粹主义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着重呈现新一波民粹主义在美国、欧洲两大场域与民族问题的交织,并揭示"以人民的名义"、便捷的网络动员是新一波民粹主义之所以快速发酵、蔓延、震荡的重要依托。
一、民粹主义及其特征
在概念史上,民粹(populism)与民主(democracy)分享着同一个词根"people",但二者在内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刘瑜从"多元式民主"和"一元式民主"的角度区分了"民主"与"民粹",她认为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但那种坚持"单一民意"的至高无上性的政治必然滑向民粹主义。林德山认为"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尽管它带有被其特别观点扭曲的特征。"解释和界定民粹主义通常离不开"人民"与"民主"这两个要素,把握民粹主义首先要厘清作为其词根的"人民"。
（一)民粹主义中的人民性与革命性
在启蒙思想之后的理性认知世界中,"人民"(people)被赋予了不证自明的天生正当性,并逐步加冕了不可挑战的神圣光环。但民粹主义所推崇的"人民"（people)则是一个集抽象性、整体性、正当性、合法性于一体的政治概念,例如,莱昂纳多(Leonardo Awritzer)认为,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化的、统一的、固定的和有生命力的政治实体。再如,卡洛斯·托雷(Carlos delaTore)指出,人民是一个糅合了两组人之间对立冲突以及带有浪漫主义观点的"人民纯洁性"的概念。也就是说,人民是一个与某种"敌人"相对立的,具有革命性或变革性的诉求目标的整体,并因为群体的革命性而|具有了政治色彩。
在分析了拉美民粹主义之后,卡洛斯·托雷(Carlos de laTorre)不无局限性地将民粹主义看做 "一种对抗寡头政治的话语"。托库尔多·迪·特拉(Torcuato D Tela)则认为""民粹主义是动员起来但还未成为独立组织的平民政治运动"。《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民粹主义"的阐释颇为详尽"在制度层面上,民粹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在复杂的历史、心理和社会经济根源的培植下孕育而成的政治心态,而非一种典型的哲学或意识形态。在思想层面上看,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现代现象,它在因应经济现代化中产生了农业民粹主义,而作为一种对代议制的回应,则形成了基于大众政治动员的政治民粹主义"。佟德志糅合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并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信仰人民的意识形态,主张人民主权,号召以人民的名义改造精英统治。在理论逻辑上表现为内在人民观和外在人民观,在程序安排上主张改革现有体制和多数直接行动。"以上解释无疑都归纳出民粹主义具有"人民性(平民、大众)＋革命性"的特征。
民粹主义的人民性既可以被用于纵向的阶层革命动员,也可以被用于横向的群体排斥动员。民粹主义在类型学上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更多是基于经济民生和政 治权利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反精英、反建制"的思潮,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桑德斯旋风"等政治现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与狭隘的族裔国家主义和潜在的种族主义有 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还保留着对纯粹的民族国家和同质的"人民"的幻想。佩林卡认为,只要某种民粹主义所针对的"他者"是依据种族、国家或宗教进行限定的,那么这种民粹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
(二)民粹主义的空洞性、依附性与复发性
民粹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抽象而纯粹的意识形态,它的每次出现总与某一具体的社会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民粹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普遍适用性,这种普遍适用性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缺乏一种为之献身的价值。在不同的场域 "民粹主义"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势（Paul Tagaut)将"民粹主义"描述成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总能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在美国和欧洲存|在的极端右翼的、宗教的与民粹主义的运动是后工业化过程中反弹政治的再现。进步或保守、民主或独裁、左翼或右翼等等。由于缺乏普逼性的核心价值。
民粹主义的空洞性缘于其核心概念"人民自身的模糊性,它不是通过确定"人民"来阐释其内涵,而是通过确定"非人民"(defining other)来强化其主张。其核心概念的含混不清和原则立场的摇摆不定,使民粹主义变成了空无一物的"万花筒",但不可否认的是,空洞的人民概念被政治精英鼓吹出诱人色彩之后,对社会大众具有诱惑力和动员力。
民粹主义的依附性表现为,既可以是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是保守的工具;既可以是民主者的工具,也可以是独裁者的工具;既可以是左翼的工具,也可以是右翼的工具。只有依附于其他的意识| 形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才能填补其核心地带的空洞无物。民粹主义的空洞性决定了它的依附性,而依附性则决定了它的历史复发性。
民粹主义的复发性体现在其不断复活、发酵。从19世纪的美俄民粹主义到20世纪的拉美民粹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东欧和北美民粹主义再到21 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民粹主义,迄今为止, 民粹主义已经掀起了四次浪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塞巴斯蒂安·爱德华茨(Sebuastian Edwards)从发生学的角度,将民粹主义的这种历史复发性描述为"从满怀期望到懊悔遗憾"的不断人民性、革命性的特征,是认知和把握民粹主义作为群体政治思想或行动的基础,空洞性、依附|性和复发性的特征,是理解和洞悉民粹主义难以成为严谨、独立理论体系的关键。民粹主义时常发生,民粹主义又难以自成气候,它的复发以及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特定的政治生态结构。
二、新一波民粹主义与民族问题的交织
新一波民粹主义亦即兴起于21世纪初的第四波浪潮席卷大西洋两岸、震撼全球。林红将其归纳为:
在欧洲,它以维护民族传统、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反高失业率为诉求,与极端右翼党派政治影响的扩张有直接关系,从欧债危机、欧洲议会选举、难民危机再到英国脱欧,这些政党煽动了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
在美国,从"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再到2016 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民粹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对美国的主流价值与政治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新一波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对国家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交织等现象的政治反应,同时,种族主义、排外等民族问题是其中涉及的议题之一,既不单独存在,又客观存在其中。
(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
在美国的政治土壤中,极端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并不多见,且含有种族主义的毒素。霍夫斯塔德指出,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辉格党人,分享着政治宽容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理念。但这并没有遏制住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发力,被视为"所有反抗庇护金融精英利益之政府的民粹主义叛乱源头"的"谢斯起义"(Shays'Rebellion)和"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诞生就是反精英建制和代表普通民众的民粹主义在美国早期酝酿的结果。安德鲁·杰克逊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总统,实施了具有左翼民粹主义色彩的"关税保 护法案"撤销国家第二银行"等政策并签署了具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印第安人迁徙法案"。美国历史上的右翼民粹主义包括"3K党'麦卡锡主义""华莱士主义"等,他们同样诉之于人民,只不过他们将"少数族裔、移民和同性恋者"排除在人民的行列之外。
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中获胜意味着富豪统治和民粹主义最终会走到一起,正如他竞选的中心思路—"你们是人民,我是你们的声音"。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融合了民粹与民族两个元素:在 民粹方面,通过利用美国工人阶级确实没有受益于全球化,认为"我们美国人"因"墨西哥移民"或"工作"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而降低生活水准;在民族方面,将经济问题重新定义为身份认同,并提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治主张。其结果是霸权目标将一种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的叙述与国家、民族、文化或宗教的分界线结合在一起,并衍生出民粹色彩的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信号实际上可能预示着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渴望,即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理解一个世界的方式。马特·弗林德斯(Mat flindes)撰文这是什么样的民主?学者们必须超越民粹主义的信号》,他指出,围绕最近事件的大多数政治分析都让人难以置信的无聊,甚至可以说是短视。一种陈词滥调的相似性由即将到来的毁灭民主的叙述所定义,政治分析中充斥了"危机""灾难""仇恨"和"死亡"等概念,这些概念往往流入对后特朗普、后脱欧、后真相、后民主政治的主导解释。可以说,当代的民主辩论集中在它自己的"知识回音室"中。马休·卡尼施尼格(Mtthew观点: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有时会使国家政治变得不可预测、不稳定和混乱。这是非常动荡的。过去的十年是经济不稳定的十年。未来十年是政治不稳定的十年。
Kamitschmig《研判出动荡:欧洲政治预测———不正常成为新常态》,他引用克劳斯 ·奥菲教授的2009年兴起的茶党(TeaParty)运动,标志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再次盛行,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走势。茶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更像是一场组织松散的社会运动,它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对后工业社会结构中不断消失的传统身份和机会焦虑感的表现。
茶党代表着民族和宗教色彩浓厚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的利益和主张,它反对"大政府主义"、反对"平等与改革"、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主张维持白人的特权。这些主张都带有鲜明的极端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并在特朗普施政期间逐步落实为"禁穆令""边境墙",与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遥相呼应。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关于"世界经济的政治三难"的理论假设,促成美国和欧盟的民粹主义战略重点是建立民族国家和超全球化的威权主义结合。尼尔·弗格森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与很大一部分选民有联系"的"让人敬畏的煽动者",但他的言论是"有毒的"。这种有毒的言论,一方面是"美国优先"包裹的民族主义(美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凸显"盎格鲁-撒克逊"利益内含的狭碍的族裔主义与种族主义.
(二)欧洲新右翼民粹主义中的极端主义与排外情绪
移民和庇护已经成为欧洲最紧迫、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欧洲民粹主义的外源性刺激。一方面,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的危机愈演愈烈,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潮。仅在2015年,就 有125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进人欧洲国家。大多数接收这些移民、难民的国家,由于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压力和安全担忧,不太欢迎外来群体。
酝酿已久的社会矛盾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难民危机重新唤醒了排斥性下层民众普遍不满。代表大资本家和利益集团的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们,或选择回避,或无法制造更好的社会议题,给予了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政党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
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以反移民、反欧盟的政纲而著称,它的崛起已经对英国的政党版图及国内政治趋势(英国脱欧)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政治环境中的民粹主义更为明显,激进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及其主席玛丽娜 ·勒庞一度在法国总统大选中领跑,其"法国优先""反移民""反全球化""反欧盟"等竞选主张带有鲜明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与它类似的欧洲政党包括:奥地利自由党、独立希腊党、荷兰自由党等。德国的右翼民族民粹主义政党"另类选择党"的迅速崛起进一步反映了欧洲政治气候的民粹化倾向,它所宣扬的"反难民""退出欧元区"等政治主张和采取的新媒体、自媒体宣传手法都是民粹主义的典型表现。北欧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主张包括: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反全球化。这些极右翼政党主要有丹麦人民党、瑞典民主党、正统芬兰人党以及挪威进步党。
意大利北方联盟的政治主张带有鲜明的地方民族主义色彩,它反对移民,也反对南部意大利。他们认为,开放的全球化挑战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解构了西方基督教文明意义上的"欧洲"身份。在这种意义上,欧盟所代表的流动性(现代性)对极右翼政党是一种诅咒。
这些新型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诞生实质上是对后工业社会的政治反应,沃尔夫冈·扎夫（Wolfgang Zaph)将新兴的后工业社会政治力量分为两种"一种表现为地区与种族运动,另一种表现为反技术官僚运动(生态主义者、反核电站、女权主义者和许多单一问题群体）。"民粹主义随着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选举进一步盛行。在欧洲,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两端,民粹主义常常与极端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民粹民族主义和反全球化等主张在西方理论界和舆论界攻城略地,并表现在近两年西方世界的选举政治和政党政治中。
针对欧洲公民的政治倾向,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ESS)实施了最全面的调查之一——评估极端政治。这项调查要求每个受访者在从0分到10分中间选择自己的倾向程度。
自2004年以来,ESS在欧洲每两年进行一次,在2014年的调查中,,采访了来自21个欧洲国家的40185名公民。ESS的数据显示,2014年,欧洲人口中有23.8%的人在政治上处于极端的位置。
利用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挫败感,许多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崛起(传统政党已经失去了信誉）,民粹主义者进人政治舞台。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对主要机构丧失信心,也促使公民将选票投给民粹主义观点党。51%的受访者认为是排外因素让他们倾向于极端的政治选择,而选择经济因素决定倾向于极端的政治选择的受访者只占20%。
右翼民粹主义时常与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有关。面对欧洲的新右翼民粹主义,蒂姆·素峰玛萨尼(Tim Soutphommasane)认为,在整个西方,新的民粹主义已经与激进的民族主义联姻。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们因担心将失去文化地位、权力和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他们对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敌意是一致的,他们指责这破坏了统一、破坏了民族文化。他们反对所谓的"政治| 正确",认为这种"政治正确"已经扼杀并颠覆了公众的言论自由。他们鼓动反对一种"反种族主义",这种"反种族主义"让多数族裔或多数文化群体受到歧视。
极端主义与民粹主义成为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制造者。一方面,极端主义在失败国家和碎片化的社会结构中不断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并波及至欧美世界。另一方面,发达民主国家对外来|移民、内部经济衰退的反应则表现出民族民粹主义的底色。如果说,极端主义延续了既往的惯常特点,那么民粹主义则是观察近些年世界民族问题的一个当选视角。克莱门斯·克罗尼伯格（Clemens Kroneberg)和安德雷亚斯·维默(AndreasWimmer)探讨了政治现代化与国家建设、民族分裂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强国家集权和良好的公民社会促成国家建设、弱国家能力和脆弱的公民社会导致民族分裂、中等的国家集权和脆弱的公民社会则会产生民粹主义。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认为,"民粹的民族主义能量,通过民主改革的流产而释放、倒错,创造出牌条件,图谋全球霸权。"欧洲的排外、美国的种族主义都与民粹主义交织在一起,在民粹主义泛起的同时,出现的是传统政党组织的式微,政治精英与民粹主义的组合,似乎简化了原有的政治体系与结构:
三、为何"民粹主义让我感到害怕"?
民粹主义关注的是抽象的、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却持蔑视的态度。近期欧美民粹主义浪潮引发广泛关注,2017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刻意确定为保护既有体系不受民粹主义者的影响,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论坛表示,我想要响亮而清楚地说 明"民粹主义让我感到害怕。"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民粹主义?丛日云认为,新一波的民粹主义浪潮并非简单的阵发性民粹运动,而是西方民主本身的民粹化流变,这种流变至少包括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文化的民粹化。
（一)人民的名义与群体行动
大多数发达民主国家无意中创造了民粹主义的种子。新一代的民粹主义者声称要为"人民"说话,民粹主义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公众对现状的不满与日俱增。在西方,许多人感到被技术变革、全球经济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所抛弃。恐怖主义事件产生恐惧,有些人对那些种族、宗教多样化的社会感到不安。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政府和精英们忽视了公众的担忧。
而自由民主主义以及参与过度使社会运动转向。通过对脸书(Facebook)上的数据进行分析,在美国大选期间,脸书上发布了88亿个帖子、点赞和评论。在社交媒体时代,政治比过去要混乱得多。在政治动荡中,政治精英及其追随者想要找出最能将政治与社交媒体交织在一起的民主模式。
海伦·马吉茨(Helen Marget)认为,我们观察到的动态似乎正引领着我们走向"混乱多元主义"的模式。使得自由民主国家比以往设想的多元政治思想的缔造者更混乱、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在混乱的多元化中,不满、不平等和排他的感觉——甚至是愤怒和疏远———是新民粹主义的根源。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左翼和右翼集团为欧洲人提供了一种认同感的轻松定位,欧洲大陆的两个主要集团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中间偏右的传统对宗教权威忠诚,中间偏左的传统对工会和|社会主义有所青睐。随着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蓝领和白领之间的 分界线已经消失。这对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他们不能再依靠大批的流水线 工人来投票。在许多国家,选民们更有可能拥护一个民粹主义政党,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malFront)或荷兰自由党(Dutch Party for Freedom)。
与此同时,欧洲的政党体系正在瓦解。克劳斯·奥菲(Claus Ofe)认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使国家政治变得不可预测、危险和混乱。"它非常动荡。"奥菲说:过去的十年是经济不稳定的十年,未来十年是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之一。"公民主义"的民粹主义在排外行动中往往采取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方式。在这种不满的大潮中,难民、移民社区和少数民族成为恐怖分子嫌疑人或寻求庇护者的替罪羊。频发的恐怖事件使本土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正在抬头。在美国和欧洲,最受关注的威胁是移民,他们担心文化认同问题、经济机会问题和恐怖主义交织。在民粹主义者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公众认为权利只保护这些"其他"人,而不是他们自己。民粹主义者认为,如果大多数人希望限制难民、移民或少数民族的权利,那么就应该自由地这么做。这种不受约束的多数主义的主张,以及对制约政府权力的攻击,或许是当今西方民主的最大危险。如果铁腕人物和不宽容的声音盛行,世界就有可能进人一个黑暗时代。
"公民主义"的民粹主义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一样能够得心应手的运作。自2011年以来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从西班牙蔓延到欧洲的"愤怒者"运动,均在话语、愿景方面体现出共同特征,不同于19世纪流行的斗争的民粹主义和拉丁美洲式的民粹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即作为公民的民粹主义。在这些运动中,公民是主体,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形成自我组织,汇聚成大众的力量。这样的民粹主义并不一定要通过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来发动,只需要一个"数字公共集会",它消除了对一个有魅力的领袖的需要。引申到遏制族性动员议题上,也就是说族性动员可能不再需要政治精英和政党组织予以实施。
(二)网络民粹主义与动员成本
互联网让志同道合与臭味相投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团队。互联网已经成为动员和协调人们行为一致的催化剂,大大提高了任何人试图改变和塑造事件进程的能力。在"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中,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所搭建起来的社交媒体平台对"民粹主义"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量熟谙网络技术的年轻人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因而,数字民粹主义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数字民粹主义体现出社会媒体行动主义、一般互联网用户和互动性直接民主相互交织的特点。《互联网被低估了:一份关于行动主义、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的报告》中指出,民粹主义从个人的恐惧、误解或不信任中汲取力量,吸引了人群的偏见,并依赖煽动技巧、扭曲观点和集体思维酿成气候。民粹主义关注的焦点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和个人自由,即使这是以牺牲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为代价的。
本杰明·克雷默（Benjamin Krmer)研究了互联网应用对右翼民粹主义形成的影响,认为互联网绕过传统媒体,在为排斥外部群体辩护、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化、强调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身份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其研究表明,在每个欧洲国家,几乎50%的成年人都拥有脸书社交网络,大约一半的人通过该社交网络获取政治新闻。移民、伊斯兰教、欧元、欧盟等成为重要 议题,通过社交网络粉丝被动员起来,动员者利用帖子置顶、重复发布等措施不断强化确认偏差和主观性判断,社交网络发挥出传统媒体难以具有的优势——动员高效率。
罗伯特·詹森(Robent S.Jansen)基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民粹主义者利用社会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理论路径,他认为"民粹主义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遗产,更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政治社会学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严峻挑战,也是促进民主理论发展、增强政治和社会联系的重大机会"。
社交网络为潜在的巨大受众提供了几乎为零的宣传成本,建立一个"追随者党"(社交网络能够建立起不同于传统政党的新型"社区政党")无需路径依赖(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大多数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在政治传播策略上几乎没有任何制度和道德约束）。切换到族性动员议题上,也就是说,现代网络技术为族性动员提供了隐匿、高效的平台与途径,这也就意味着排外行动或种族冲突有了高效的动员依托。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m Ash)认为,基于民粹主义的"其他人"视角,民粹主义必然滑向"狭隘民族主义"。在欧盟如今面临的危机中,民粹主义者借助新媒体和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使得民粹主义声音在"回音室效应"和"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充斥于整个网络,成为加剧欧盟危机的结构性难题。
结语
不同的族类群体依然存在于当今世界,族性依然客观存在,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启示我们:民粹主义与网络技术又为族性动员提供了新的便利。
在反全球化和民族纷争中,民粹主义者在遵循民众动员规律的基础上,还会掺杂族性动员的方式 "以民族群体名义"呼吁本民族的同胞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群体集结的发生机制中,共同的心理体验(归属、亲和、忠诚等)和族性认同最容易发挥效能。借助族性动员,民粹主义原生的排他性与族际排斥交织之后,容易产生一个民族群体对其他民族成员的污名化和集体惩罚。
网络的广泛使用则为族性动员免除了对政治精英或政治组织的依赖。2013年6月21日,巴西100多个城市爆发了反对公共汽车票价涨价的示威活动,随后抗议的内容扩展到反对不平等、反腐败,反对国家主办2016年奥运会和2014年世界杯支出的不断攀升,这是一场没有具体组织者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拒绝传统政党加人其中,高喊:人民团结不需要党派。当总统迪尔玛·罗塞夫要求会见示威的领导人时,她被告知"没有领导人"。诸如巴西示威活动这类街头政治表明,社交媒体和其他基于互联网的平台为"促成"示威活动提供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族性认同|有可能通过网络的平台,借助群体极化完成族类群体的自动员。
毫无疑问,当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过度发展、超前发展,而网络管制又跟不上时,民粹主义便具备了发酵的条件与空间,而民粹主义与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的交织也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