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深圳一家高科技企业宣布了一项计划，向10所高校捐赠1亿元人民币。
在受赠名单中，可以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传统“C9”工科名校，也看到了中国美术学院这类顶尖艺术院校，但在这些名字之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职大）的出现，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将一所职业技术大学与国内顶尖的研究型高校并列，这在以往的企业大额捐赠中并不多见。
本次捐赠的发起方是拓竹科技，一家处于高速成长期的硬科技公司。据了解，这份名单基于公司内部人才数据的统计，这10所高校，正是其核心技术人才的重要来源地，而这笔资金，也将重点流向那些最能培养“实战能力”的领域。
将这一动作置于当下的就业环境中，很多逻辑便不难理解。
近年来，“就业”成为最具公共情绪张力的议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近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岗位并非消失了，但‘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正在下降。”
一方面，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青年失业率长期在16%—18%区间波动，宏观层面的总量压力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硬科技制造端的招聘却面临另一种焦虑。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年四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高端装备领域招聘同比增长37.3%，其中机器人调试工程师、工业机器人工程师的增速均超过60%。
一边是拿着简历不好找工作的白领，一边是加薪也难招到的高技能人才。
张成刚认为，在总量压力之外，技能结构性错配是关键矛盾之一。通用型、规则型白领技能供给相对充裕，而企业对复合型、情境化和技术融合型能力的需求却在快速上升。
简单来说，就是办公室里写文档的人稍微有点多，工厂里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人又稍微有点少。这份包含职业院校的捐赠名单，恰恰是对这一“错配”难题的一种企业侧回应。
即当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产业侧、教育侧、就业侧，应该如何适配？
在产业侧，以3D打印、机器人为代表的硬科技行业正处于爆发期。这类产业涉及高性能材料、高精度工艺和复杂的软硬件协同，对人才的需求与互联网时代截然不同。
在许多科技制造业企业的研发与测试一线，有大量来自职业本科院校的工程师，他们与名校毕业生在同一个实验室协作，解决了产品从图纸到量产过程中那些琐碎的工程难题。
在就业焦虑蔓延的当下，制造业需要重新审视“动手能力”的价值。如果不修正“重学历背景、轻实操能力”的评价体系，硬科技企业将继续面临“人才”缺口。
缺口
科技行业的招聘逻辑长期被学历背景所主导，许多“双非”院校的毕业生在投递简历时，连简历筛选都过不去已成为一种无奈的常态。
然而，在新兴的硬科技制造领域，当研发落地到产品，开始快速商业化和产业化，这套逻辑正在发生改变。
不同于纯软件开发，精密制造行业需要解决的是大量具体的工程落地问题，这种对实操经验的刚性需求，迫使企业必须打破学历的刻板印象。
苹果CEO蒂姆·库克就曾公开感叹，中国拥有世界顶尖的应用工程师，他们的数量能坐满好几个足球场，而这正是苹果离不开中国供应链的核心原因，在特斯拉的工厂里，能够解决产线停摆问题的工程师，往往比单纯写代码的人更受推崇。
拓竹科技早期的用人策略，恰好佐证了这一行业通识。
在公司成立初期，团队规模只有二三十人时，资深技术负责人王微面临着巨大的招聘压力。作为深耕行业的工程师，他深知研发一款精密设备需要什么样的人。那时，他经常往返于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招聘会，支起一个摊位，向学生介绍这家当时默默无闻的公司。
在产品开发初期，王微就已经注意到，在处理复杂的工程问题时，部分来自深职大的员工，其解决问题的速度并不逊色于名校毕业生。甚至在某些涉及动手实操的环节，他们的Debug速度比名校光环加身的博士更快。
这是精密制造行业为了解决量产难题，自然形成的分工。
在3D打印这种涉及精密运动控制、材料学、热力学的复杂领域，理论推演和动手测试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二者并非上下级关系，而是面对复杂工程挑战时的左右手。
深职大毕业生潇潇是一名产品测试工程师，2021年，他还没毕业就到一家头部科技制造业企业实习。
在公司一款新品研发期间，潇潇曾遇到一个棘手的工程问题，那是一个在特定极端场景下才会触发的结构隐患，涉及到结构参数稳定性。
为了验证这个结构参数的触发条件和解决方案，潇潇长期留守工厂，当时的测试条件非常简陋，并没有现成的自动化测试设备，他需要手动搭建一套模拟用户极端使用场景的测试环境，反复进行破坏性测试。
据其回忆，第一阶段他手动测了10台机器，随后为了获取更显著的统计学数据，他又将测试样本扩大到了几百台。他需要记录线缆在不同角度、不同力度下，经过成千上万次运动后的磨损数据。
这种枯燥的重复性劳动劝退了不少人，但潇潇却乐在其中，他自称“从小就喜欢拆东西”，家里的电视机、自行车都曾被他拆解过。这种对设备结构的直觉，以及愿意在枯燥测试中寻找Bug的执行力，填补了设计图纸与量产现实之间的空白。
为什么像潇潇这样的技术型人才在如今的科技制造企业如此“吃香”？
这与硬科技行业的特性和发展阶段密不可分。
这是一个快速更新，甚至没有现成教科书参考的崭新产品品类。很多时候，理论依据滞后于产品创新，这时候，谁拥有更丰富的“手感”和“试错经验”，谁就能更快地解决问题。
事实上，这种对实战型人才的渴求，在头部制造企业中已成为共识。
近年来，比亚迪、立讯精密等头部科技制造企业也频频传出高薪争抢高级技工的消息。
2025年12月，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在深圳的一场招聘会上透露，比亚迪近三年招录了5万多名应届大学生。
他提到一个细节，比亚迪各事业部的总经理，有一半是从应届大学生中逐级成长起来的，这家企业倾向于将优秀人才直接放到关键岗位上历练，通过解决实际技术难题来驱动创新，而非单纯依赖学历标签进行筛选。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市场对嵌入式软件开发、硬件工程师等核心岗位需求增速显著，对单片机开发、PCB设计等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但在供给端，情况却不容乐观。许多年轻人依然倾向于选择行政、文职、运营类岗位，或者涌向考研、考公的独木桥，导致制造业面临“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对于硬科技企业而言，那些在校期间就热衷于泡实验室、打比赛的学生，往往比单纯的高绩点学生更具吸引力，在深职大内部，RoboMaster（机甲大师）和航模队等技术社团早已全国，乃至全球闻名，这些社团不仅是学生们的课外活动阵地，更是硬科技企业争抢实战型人才的“必争之地”。
如今已在深圳一家头部独角兽企业工作的高飞就是深职大电气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就长期泡在RoboMaster备赛室里。
高飞回忆，在备赛期间，学校老师的角色主要是“出钱”和“带队”，而具体的机器人研发、代码编写、电路设计，全靠学生自己解决。
他在队里担任技术顾问，不仅要自己画结构图、设计无刷电机的驱动板，还要写控制算法。甚至在毕业后，因为队伍出现了断层，他又主动回校带了一届学弟学妹。
这种“放养”式的社团经历，迫使学生提前面对课本之外的技术挑战。
在课堂上，电路图是完美的；但在比赛现场，电机可能会过热，信号可能会受干扰，机械结构可能会在撞击中变形，学生必须在这些不确定性中找到解决方案。
面试时，高飞遇到了典型的“专业错位”，他学的是电气自动化，投递的却是偏向机械结构的测试岗。
但彼时的面试官，并没有死扣高飞的专业背景，而是盯着他的项目经历层层追问，面试官当时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对系统运行逻辑的理解非常透彻，这种在解决突发故障中练就的整合能力，往往是只注重书面成绩的学生所不具备的。
一个在学校里修过无数次BUG的学生，进入企业后，能更快地适应从原型机到量产机的调试过程。
接力
对于许多在深圳长大的年轻人而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早在还未升本的专科办学时期，这所学校就以极高的录取分数和就业率，在全国职业院校中早已闻名。在很多深圳家长的认知里，它并不是考不上本科的“保底选项”，而是一条通往高薪就业的“实战捷径”。
202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其升格为职业本科。2025年夏季高考中，深职大物理类录取最高分达617分，超特控线83分，最低投档线也超本科线130分。
这种“职业本科热”的背后，折射的是整个大湾区制造业对人才定义的重构。
职业本科毕业生的角色定位，不再是传统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者，而是连接研发部门与生产一线的技术骨干。
李强是2014年毕业的深职院（现深职大）学生，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时代切片。他的父辈曾在深圳经营一家传统的机械加工厂。
在李强的记忆中，父亲的工厂就像是一个路边摊式的作坊，挂着一个小招牌，里面摆着几台基础的车床和铣床。
那个年代的深圳制造业，解决的是“怎么造出来”的问题，工厂依靠工人的熟练度进行简单的切削加工，利润微薄，且容易受市场波动影响。李强记得，父亲工厂的生意后来并不好做，纯机械加工的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
到了李强这一代，虽然他同样学习的是模具设计与机械专业，但就业场景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他毕业后进入了一家头部科技企业，工作内容升级为精密设备的测试与验证，他面对的不再是粗糙的金属件，而是集成了AI算法、精密传感器和复杂机械结构的智能终端。
个体的命运变迁，是深圳制造业代际演进的微观缩影。
过去四十年，深圳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代工到自动化制造，再到如今硬科技创新的跨越。在这个过程中，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纯的“操作工”升级为具备工程思维的“技术员”和“工程师”。
深圳的优势不仅在于这里能买到全世界最全的电子元器件，更在于拥有深职大这样能与产业需求同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院校。这所学校的许多课程设置，本身就是为了匹配深圳的产业结构。
高飞提到一个细节，在深职大的实验室里，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设备是“管够”的，三菱、西门子、汇川等工业界主流品牌的设备一应俱全，学生可以随意使用，不用担心弄坏。
这种“不差钱”的硬件投入，保证了学生在毕业时，不需要企业再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基础技能培训。
拓竹在近期的捐赠中将中国美术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深职大同时纳入捐赠名单，折射出的是一张科技制造行业的完整人才地图。
消费级电子产品领域，产品不仅要好用，还要好看，在深圳许多硬科技企业的设计团队中，都不乏来自美院的毕业生。
对于硬科技产品而言，工业设计并不仅仅是赋予机器美学价值，它关乎产品的整体外观，也深度介入功能性的实现；而品牌设计则负责构建企业的视觉识别，设计师的存在，确保了产品在具备创新功能的同时，也能兼顾良好的用户体验。
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C9高校，则提供了更深层的技术护城河，这里走出的不仅仅是电气与机械人才，更有大量的软件开发、算法与产品经理人才。
在行业头部企业看来，硬件是躯壳，软件生态是灵魂。
这些高校的人才储备，支撑了硬科技企业在云端服务、底层算法以及社区生态上的持续领先。
这种既要理论又要实战的用人逻辑，在大湾区另一家科技巨头TCL那里也是共识。
作为一家营收超3000亿、拥有全球化布局的企业，TCL华星OLED面板厂副厂长贺勇也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他在回顾职业生涯时提到，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积累是奠定了“用实践验证理论”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初创的独角兽，还是成熟的行业龙头，对人才的底层判断惊人一致：学历只是门槛，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才是天花板。
而深职大为代表的职业技术专业人才则提供了高效的工程落地能力，他们负责验证设计是否合理，生产是否可行，以及在成千上万次地重复运行中，设备是否稳定。
这三类人才在现代化的研发体系中并不分三六九等，而是紧密咬合成了一张完整的拼图，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在王微的团队里，职大的本科毕业生和名校博士在同一个群组里讨论问题，博士提出一种新的控制算法，职大毕业生立刻搭建测试台架进行验证，发现震动异常后，两人再一起排查是算法参数问题还是机械结构刚性不足。
高飞就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为了解决一个微弱的震动问题，其所在企业的团队甚至自己设计并加工了一个高精度的传感器，测试时发现数据异常，开发完成后，大家发现，这个因临时想法而手搓的传感器灵敏到连楼梯间有人走动引起的楼体震动都能捕捉到。
所以，当社会还在讨论学历贬值、文凭通胀时，对于眼下科技制造业而言，名校光环、学历背景都不是最重要的，是否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稀缺资源。
中国制造业既需要仰望星空的科学家，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工程师，让两者在同一家企业获得体面的回报，发挥各自所长，相互成就，是下一代科技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