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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025 了解真实的晋商和晋商文化，看这一篇文章就够了
撰稿 / 播讲：张䶮
现在，提到晋商，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乔家大院》《白银帝国》。提到晋商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信以立身，以义制利”。好像，晋商的经营范围就只有票号这一种，晋商文化的深刻内涵就只是“诚信”这一点。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 误解，是部分旅游景区、传媒节目长期以来 简单粗暴的宣传推广给我们造成的 片面认知、刻板印象。
△图1：现在，提到晋商，我们只能想到票号和“诚信”，这是一种片面认知、刻板印象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 实力最雄厚、遗产最丰厚的商帮，晋商文化则是山西地域文化中 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部分。
但是，票号其实只是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晋商的经营范围远比票号要 广泛得多。而“诚信”也只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文化的内涵远比“诚信”要 丰富得多。
△图2：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
“十一”长假就要到了，为了更好地推介晋商和晋商文化，推广山西文化旅游资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晋商和晋商文化。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标题1-19）回顾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第二部分 （标题20-23）解释为什么说“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换句话说，为什么“诚信”不仅仅是晋商的主动道德选择，更是当时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第三部分 （标题24-36）介绍真正的晋商文化，带大家领略内涵丰富、有血有肉的晋商文化。
这三个部分是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您可以直接通读全文，也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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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日升昌、复盛公、大盛魁、协同庆等晋商商号/票号的崛起，其实要到清代中期以后了。但是，晋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崛起，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明代初期。
至正二十七年 （1367年），在先后消灭、兼并、整合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盘踞南方的义军势力之后，朱元璋发布《谕中原檄》，下令北伐 （此时，朱元璋尚未正式称帝建立明朝）。
△图3：鄱阳湖大战。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与陈友谅为争夺江南地区在鄱阳湖爆发的战略决战，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战。此战以朱元璋的胜利告终，由此，朱元璋荡平敌手、统一江南，为建立明朝、北伐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次年，即洪武元年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 （即今天的北京），元顺帝妥懽贴睦尔仓皇逃往北方草原。至此，蒙元势力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落入异族手中长达400余年的燕云十六州也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手中。
蒙元势力虽然被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是，他们在北方草原建立了北元政权 （后来又分裂为鞑靼、瓦剌两部），依然时刻威胁着大明的北部边境。
△图4：明朝VS北元形势图。橙色部分为明朝势力范围，紫色部分为北元势力范围（后来又分裂为鞑靼、瓦剌）
此后，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多次用兵漠北，明成祖朱棣也曾多次亲征漠北，虽然给蒙元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消灭。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蒙元势力更是时刻威胁着首都的安全。
于是，一方面，明廷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明长城。另一方面，沿着明长城设置了九座边防重镇，即著名的 “九边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图5：明长城与“九边重镇”形势图（锯齿为明长城，红旗为“九边重镇”）
这些边防重镇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城池，而是 一套完备、立体的防御体系。由镇城，以及下属的众多路城、卫城、所城，还有外围的无数堡城、关隘、烽燧组成 （这里多说一句，直到今天，山西、河北等省中北部地区都还有不少地名叫“✕家堡”，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当年就是堡城）。
△图6：大同镇形势图。这些“边镇”是一套完备、立体的防御体系。由镇城，以及下属的众多路城、卫城、所城，还有外围的无数堡城、关隘、烽燧组成
△图7：在山西中北部地区，打开地图软件，随手一搜，就能找到很多“✕家堡”
巅峰时期，“九边重镇”的驻军人数达到80万人，军马数量达到40万匹，人吃马嚼，路途损耗，成为明廷巨大的财政负担 （史料记载，隆庆元年，仅“九边重镇”的财政需求就达到280万两，而明廷当年的财政收入仅为219万两，即便举全国之力，都不足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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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洪武三年 （1370年），明廷在组织边境屯田的同时，开始实行被称为 “开中制”的政策。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管仲改革就出现了 “盐铁官营”的雏形。到了汉武帝时期，“盐铁官营”更是成为国策，并被后世所沿用，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相应的，贩运私盐一直都是重罪 （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燕小六策划的缉拿私盐贩子的“口淡行动”就反映了这一点）。
△图8：电视剧《武林外传》剧照，燕小六策划的缉拿私盐贩子的“口淡行动”
通俗地说，“开中制”就是利用食盐的特许经营权换取商人向“九边重镇”输送军需粮草。第一步，明廷张榜招募商人，写明需要输送的军需粮草数量。第二步，商人向指定边镇缴纳足额的军需粮草，并由边镇签发 “仓钞”。第三步，商人持“仓钞”向盐政机关申请 “盐引”。第四步，商人持“盐引”到指定盐场购买食盐，再到指定区域销售。
△图9：清代盐票。按照清制，户部颁发的为盐引，地方颁发的为盐票，都是运送官盐的通行证书
由于食盐是垄断经营的，商人一旦获得了食盐的特许经营权，很快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他们趋之若鹜，纷纷参与。
“九边重镇”之中，大同镇 （镇城在大同）、太原镇 （镇城先在偏关，后迁宁武）都在山西境内，宣府镇 （镇城在宣化）虽然在河北境内，但是距离山西也很近。因此，晋商在参与“开中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他们借助地利，捷足先登，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
△图10：“九边重镇”之中，大同镇、太原镇都在山西境内，宣府镇距离山西也很近，晋商在参与“开中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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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制”的可观利润自然也吸引了以宗室、勋贵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他们开始插手盐政、倒卖“盐引”，导致“开中制”逐渐走向崩溃。而晋商也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傍上权贵集团，才能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
于是，晋商一边花费巨资结交权贵，一边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最终孕育出了一批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巨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崇古家族和张四维家族。
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山西蒲州人 （在今天的运城市永济市），前者是后者的舅舅。王崇古曾任宣大总督，是隆庆-万历年间明廷北方防务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张四维曾任内阁首辅，是张居正去世之后明廷中枢政治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图11：张四维，出身晋商世家，曾任内阁首辅，促成“隆庆和议”，推翻“张居正改革”，既有显著功绩，也有巨大过失
王崇古和张四维相互配合，于隆庆五年 （1571年），在时任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支持下，促成了 “隆庆和议”。
其实，在“隆庆和议”之前，明廷与蒙古之间也一直存在着边境贸易。不过，这种边境贸易在本质上属于“朝贡贸易”，是明廷 “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 （“羁”就是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力进行控制，“縻”就是通过经济和物质利益进行抚慰。通俗地说，“羁縻政策”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因此，规模不大，并且，受到战乱影响，并不稳定。
△图12：朝贡贸易，通俗地说，就是番邦进献奇珍异兽，中国赏赐金银珠宝
王崇古和张四维深知，相比武力征讨，经济控制的成本和风险更低，成效和收益更高。而晋商也深知，一旦开放对蒙贸易，自己就能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基础，获得空前的商业利益。
王崇古和张四维既是明廷事实上的中枢，又是晋商实际上的领袖。因此，晋商积极支持王崇古和张四维的议和努力，最终促成了“隆庆和议”。
△图13：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之后，明廷册封鞑靼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11处 边境贸易口岸。从此，蒙古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不再需要南下劫掠，大明的北部边境迎来了长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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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和议”开放的边境贸易口岸，基本都在山西境内或者邻近山西，比如大同镇下辖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杀胡堡，太原镇下辖的水泉营，宣府镇下辖的张家口等。
于是，晋商又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积累，积极参与到了边境贸易当中。他们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又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图14：“隆庆和议”以后，边境贸易一派繁荣景象
在此过程中，这些边境贸易口岸的物流、仓储、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逐渐兴起，集市先变成集镇，集镇再变成都市，原本荒凉苦寒、人迹罕至的边塞地区竟然也呈现出一派繁华富庶、兴旺发达的景象。
到了万历年间，女真各部崛起，宣府镇下辖的 张家口成为面向女真各部开展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
△图15：张家口，一座因口岸而活、因贸易而兴的城市
此时的张家口，已经被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大晋商家族把持。后金政权建立不久，他们就与其暗通款曲，向其走私急需的粮食、铁器，提供紧要的信息、情报，很受后金政权赏识。
因此，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顺治皇帝将他们封为“八大皇商” （这里多说一句，近年来，“八大皇商”的发家史逐渐为公众所知。于是，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把晋商说成是“汉奸”。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晋商是一个绵延500年的群体，“八大皇商”只是这个群体中的若干个体。他们是汉奸，不代表明初那些从事盐业的晋商是汉奸，也不代表明末那些从事边贸的晋商是汉奸，更不代表清末那些从事票号的晋商也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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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情况又是一变。
此时，蒙古已经纳入帝国版图。而且，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蒙古也一直扮演着盟友的角色。因此，清廷长期奉行 “满蒙一家”政策，政治上加以笼络，经济上加以控制。众所周知，贸易是经济控制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旅蒙晋商开始崛起。
△图16：清代，蒙古纳入帝国版图
清代初年，清廷对对蒙贸易进行严格限制，指定张家口、 杀虎口（为了避讳，清代将原来的杀胡堡改名为杀虎口）、归化城 （即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为对蒙贸易场所，禁止内地商人到除此以外的地方进行贸易。
但是，这种人为设限的贸易模式显然无法满足蒙古的物资需求。于是，康熙三十年 （1691年），蒙古王公借着 多伦会盟的机会向康熙皇帝请愿，希望开放对内地商人赴蒙贸易的限制，康熙皇帝也同意了这一请求。
△图17：多伦会盟。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伦（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与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内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贵族会盟，结束了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纷争，改善了清廷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清廷对漠北地区的管辖
此后，清廷出台 “部票”制度，加强对旅蒙商人的管理。“部票”也被称为“龙票”，由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同知衙门、西宁办事大臣等机构出具。上面用汉、满、蒙三种文字载明了商人的人数、姓名，商品的种类、数量，入蒙的路线、时间，交易的地点、时间等信息，旅蒙商人必须严格按照“部票”规定开展贸易。
△图18：清代“部票”（蒙文部分）
虽然“部票”制度对旅蒙商人进行了诸多限制。但是，一方面，持有“部票”的旅蒙商人享有免税特权。另一方面，清廷严禁并未取得“部票”的内地商人赴蒙贸易。于是，就像明初积极参与“开中制”一样，晋商再次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基础，积极参与到了对蒙贸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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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旅蒙晋商真正垄断蒙古市场，要到清廷用兵西北以后了。
有清一代，虽然长期奉行“满蒙一家”政策，但是，蒙古始终都是心腹大患。康熙年间，有噶尔丹之乱，雍正年间，有罗卜藏丹津之乱，乾隆年间，有阿睦尔撒纳之乱。因此，清廷长期用兵西北。
于是，西北大军的军需粮草供给就成为了头等大事 （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读者对此应该深有同感，用兵西北，不仅军需粮草的实际需求非常大，而且路途损耗也很高）。
△图19：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邬思道分析，“西北用兵，看上去打的是粮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旅蒙晋商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他们利用自己在对蒙贸易当中积累的丰厚资本、广泛人脉、丰富经验，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成为了清廷事实上的 军事承包商。
在派兵平定叛乱的同时，清廷还在蒙古修建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事要塞，并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统兵驻防。
于是，历史再次重演，这些军事要塞就像明代的“九边重镇”一样，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旅蒙晋商在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的同时，还进行 “捎脚买卖”，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又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图20：旅蒙晋商在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的同时，进行“捎脚买卖”
天长日久，在这些军事要塞以及其他清军驻地周边，旅蒙晋商逐渐建立起了各类作坊、商号，乃至客栈、货仓，甚至酒楼、青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历史上著名的 “走西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们背井离乡、深入蒙古，经商做工、开荒耕种，带动了蒙古地区的开发与繁荣 （“走西口”中的“西口”主要就是指杀虎口）。
△图21：“走西口”路线图
可以说，旅蒙晋商是依靠清军将商业触角伸向了蒙古腹地。旅蒙晋商为清军提供后勤补给，清军为旅蒙晋商开拓广阔市场，两者相辅相成。被时人称赞道，“国不耗而足饷，民不劳而军赡”，就这样，旅蒙晋商的 驼队往来于内地和蒙古，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图22：榆次晋商广场上的雕塑——旅蒙晋商的庞大驼队
到了乾隆年间，晋商已经完成了对对蒙贸易的 垄断。比如，鼎盛时期的张家口有4000多家商号，其中3700多家是晋商开设的。里面最著名的当属祁县渠家的长裕川、长盛川和榆次常家的大德川、大德昌。比如，祁县乔家的复盛公在包头经营200余年，几乎独占了包头市场。被时人称赞道，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对，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他们家，他们家起初就是旅蒙晋商，经营票号是以后的事了）。
△图23：包头金街：“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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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晋商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大盛魁。
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康熙皇帝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城。来自太谷的王相卿，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三位小贩加入随军贸易的行列，为费扬古的大军输送军需粮草，并通过“捎脚买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图24：电视剧《大盛魁》剧照。三位创始人义结金兰、共同创业
康熙三十四年 （1695年），康熙皇帝晋升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成为蒙古地区清军的最高统帅。王相卿、史大学、张杰继续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腹地，并最终设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是 清代北方地区最大的商号，集行商、坐贾于一身，融零售业、批发业、手工业、金融业为一体。其业务触角不仅遍布蒙古各部，而且还在内地各省设立了大量分号。巅峰时期，其员工总数达到6000人，资本银达到1亿两，年营业额达到1千万两。
△图25：员工总数6000人，资本银1亿两，年营业额1千万两，这就是大盛魁被后世誉为“商战欧亚九千里，雄踞归绥三百年”的原因所在
在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当中，最暴利的当属 “印票”业务，这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官方背书的高利贷业务，因借据上由蒙古王公或驻蒙官员加盖官印而得名。
当时，无论是蒙古王公进京朝觐纳贡，还是驻蒙官员支付各项杂费，特别是底层牧民遇到风雪灾害，往往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这时，大盛魁就会“雪中送炭”，向他们借贷，他们则以“印票”作为还款保证。由于当时的蒙古地区基本没有现银流通，他们在还款时往往用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折抵。大盛魁则趁机压价，由此收获了惊人的利润。
△图26：大盛魁，清代蒙古地区的“P2P网贷从业者”
同样，由于当时的蒙古地区基本没有现银流通，当地民众往往通过实物形式缴纳赋税。但是，堆积如山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既需要保管，又需要折算，令清廷颇为头疼，索性就委托大盛魁代为征缴。这是晋商第一次涉足清廷的财政业务，此后，晋商票号的很多业务模式都沿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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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旅蒙晋商开辟了 “万里茶道”。
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国国力不断增强。一方面，急切地想在西边的波罗的海、黑海寻找出海口，另一方面，不断地向东方延伸扩张触角。于是，和中国爆发了多次边境冲突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雅克萨之战”）。
△图27：雅克萨之战，康熙年间中国军民一次反对侵略、收复失地的自卫战争
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乾隆五十六年 （1790年），中俄又签订《恰克图市约》。这一系列条约，重新划定了两国的边界，确认了保护贸易的原则，给两国带来了长期的和平，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此时的旅蒙晋商，开发蒙古市场已近百年。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城 （即今天的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地建立了众多的作坊、商号、客栈、货仓，蓄养着庞大的驼队，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于是， 恰克图（在今天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开市之后，旅蒙晋商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俄国市场。
中俄贸易的主打货物是茶叶，旅蒙晋商充分发挥自己长期从事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贩运业务积累的优势，建立了一条北到恰克图、南到武夷山的“万里茶道”。
他们在福建武夷山收购、加工茶叶，经江西河口，再经湖北汉口、河南赊店，沿着长江、汉水北上。随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再出张家口、杀虎口，直达库伦城、恰克图，与俄国商人交易 （此后，这些茶叶又会跟着俄国商人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一路跋山涉水、开路搭桥，其辛苦可想而知，其利润也自然丰厚。
△图28：“万里茶道”示意图
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晋商当中，持续时间最久、业务规模最大的当属 榆次常家。自乾隆年间，榆次常家就在恰克图设立了大德玉商号，经营中俄茶叶贸易。历经150余年，形成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著名的“‘玉’字五联号”。此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汾阳牛家等晋商家族亦是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主力。
△图29：榆次常家庄园
而恰克图，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中俄边境小镇，在中俄茶叶贸易的带动下，也一跃成为亚洲腹地最重要的国际商埠。
△图30：恰克图，在中俄茶叶贸易的带动下，一跃成为亚洲腹地最重要的国际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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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前期财税制度改革、美洲高产作物引进、手工业恢复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朝迎来鼎盛时期。
此时的晋商，也已经完成了其 商业帝国的构建。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每一个商业都会，都分布着晋商的商号，几乎每一个水旱码头，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盐业、粮食、茶叶、药材、棉花、丝绸、皮草、木材……晋商的业务范围，几乎遍及每一个行业。此时的晋商，已经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用 “海内最富”来形容毫不为过。
△图31：晋商商号的银库，“海内最富”实非虚言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几乎所有的晋商商号都把自己的总号设在山西老家 （说是山西老家，其实就集中在晋中盆地汾河沿岸的祁县、平遥、太谷、榆次、汾阳等县）。于是，每当年终结账时，各地分号就需要将大量现银解送回山西。而当各地分号需要调配资金时，总号又需要将大量现银解送到各地。
但是，解送大量现银不仅会占用宝贵的运输力量，更要承担沿途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盗匪劫掠等风险 （其实，这也是明清时期山西镖局行业异常发达的原因。虽然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中，山西的武林人物都是史家兄弟、潞东七虎这样的“杂兵”，著名的龙门镖局、福威镖局也与山西无关。但是，在现实中，明清时期，山西可是武林高手辈出的地方，形意拳、八卦掌等注重实战的传统武术就都源自山西）。
△图32：山西镖局
△图33：形意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于是，道光四年 （1824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 雷履泰在借鉴账局 （主营借贷业务）、钱庄 （主营兑换业务）等金融机构经验的基础上，将东家的颜料庄改造为主营 汇兑业务（同时兼营借贷、兑换业务）的 票号，定名为 日升昌，成为中国最早的票号。
△图34：日升昌——中国最早的票号
道光七年 （1827年），平遥蔚泰厚绸布庄的掌柜毛鸿翙依托自己在日升昌供职期间积累的经验，将东家名下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5家绸布庄改造为票号，这就是著名的“‘蔚’字五联号”。同年，祁县的合盛元、大德通，太谷的志成信、协成乾等票号也相继成立。
△图35：蔚泰厚——“‘蔚’字五联号”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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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账局、钱庄、票号各自主营业务的含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票号商业模式的创新之处。
先说账局。
账局主营的借贷业务其实就是 存款和放款。举个例子，A员外手里有1000两闲钱，于是存到账局，账局每月付他10两利息。恰好B掌柜要购买一批紧俏商品，苦于本钱不够，就向账局贷款。账局贷给他1000两，每月收他20两利息。20-10=10，这10两的“利息差”，再减去各项成本，就是账局的利润。
△图36：账局的主营业务就是存款和放款，类似今天的商业银行
再说钱庄。
钱庄主营的兑换业务其实就是 铜钱、现银、银票之间的兑换。举个例子，C掌柜在小镇上经营着一家茶馆。平时，喝茶的客人主要用铜钱付款，但是，官府收税却只收现银。因此，C掌柜就需要去钱庄把铜钱兑换成现银。
虽然朝廷规定1两现银兑换1000铜钱，但是，在实际的商业运行中，兑换比例是不断变动的。所以，钱庄可能会按照1两现银兑换1200铜钱的比例给C掌柜兑换，1200-1000=200，这200铜钱的兑换差，再减去各项成本，就是账局的利润。
△图37：唐代的开元通宝。明清时期，“银贵钱贱”的情况非常严重，对于小民百姓来说，这是一种变相的通货膨胀
更复杂的是现银之间的兑换。当时的现银，除了官府铸造的官银，还有商号铸造的私银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大盛魁就铸造了“魁记”私银，成为当时蒙古地区的“硬通货”），以及民间流通的碎银。这些现银的成色差异本来就很大，再加上流通磨损的问题，折算起来就更麻烦了。
△图38：碎银＆私银＆官银，它们的重量、成色都不相同，加上流通磨损问题，折算起来非常麻烦
举个例子，D掌柜在西湖边经营着一家酒楼，南来北往的客人，有的用官银支付，有的用私银支付，还有的用碎银支付。因此，D掌柜也需要定期去钱庄进行兑换，钱庄则会借着 “银色差”的名义收取一些手续费作为利润。
此外，还有现银和银票之间的兑换。广义的银票既包括官府发行的纸币 （比如大明宝钞、大清宝钞），也包括钱庄发行的存款凭据 （其实，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银票，往往是这种）。相比现银，银票易于保存和携带，而且，大型钱庄的信誉也比较有保障，因此，成为大宗交易的首选。
△图39：北宋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大明宝钞（明代官方发行的纸币）＆大清宝钞（清代官方发行的纸币）＆银票（钱庄发行的存款凭据）
举个例子，E掌柜经营长途贩运生意，从江浙买丝绸卖到关外，再从关外买药材卖回江浙。这么远的路程，肯定是携带银票更加安全和方便。因此，E掌柜也需要去钱庄进行兑换，钱庄则会收取一些手续费作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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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票号主营的汇兑业务又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F掌柜经营着一家主营中俄茶叶贸易的商号，总号设在平遥，又在武夷山、恰克图设了分号。这一年，生意不错，恰克图分号净赚了20000两。正好，武夷山分号需要采购茶叶，资金不足，尚有20000两的缺口。面对这样的问题，F掌柜应该怎么办呢？
在票号出现之前，F掌柜只能委托镖局将这20000两现银先从恰克图分号运回平遥总号，再从平遥总号运往武夷山分号。
△图40：“万里茶道”示意图，现银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解送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票号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F掌柜只需要将这20000两现银送到某家票号恰克图分号，票号恰克图分号就会给F掌柜出具一张汇票。F掌柜再派人将这张汇票送到票号武夷山分号，票号武夷山分号见到汇票，就会交给来人20000两现银。一来一回，有效地规避了沿途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盗匪劫掠等风险，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图41：晋商票号出具的汇票
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并诞生了“东苏州、西汉口、南佛山、北京师”等区域性商业中心， 现银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解送的需求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而票号主营的汇兑业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痛点”，因此，迎来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
△图42：清代的北京前门大街
△图43：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
此后，晋商商号陆续涉足票号业务，由此，晋商不仅解决了自身现银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解送的难题，还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其他业务的发展插上了金融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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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晋商票号最终走向巅峰并不是依靠上述市场化金融业务，而是因为其深度参与到了 清廷的官场运作与财政运行当中，并最终控制了清廷的金融命脉，这才是 “汇通天下”的 真相！
△图44：日升昌的“汇通天下”匾额
先说晋商票号参与清廷官场运作的事情。
第一，代办捐纳业务。
捐纳在本质上就是卖官鬻爵，不过，不是杨国忠、魏忠贤那种权臣奸宦出于个人敛财目的的卖官鬻爵，而是政府为了快速获取资金、化解财政危机而进行的卖官鬻爵。
捐纳的传统由来已久。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先后开凿灵渠、修筑长城、北击匈奴、攻略百越，这些工程/行动所需要的资金是当时的财政收入所无法满足的。于是，秦始皇下令，平民可以通过捐纳粮食的方式获得爵位、成为贵族。
△图45：固阳秦长城遗址。这样的工程量，在农业文明时代所需要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极其巨大的
此后，历朝历代，在对外用兵、赈济灾荒导致财政危机时，往往会通过开放捐纳的方式快速获取资金。而平民 （主要是政治地位较低的商人）通过捐纳就能得到爵位，进而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一定的贵族特权，往往也乐于参与。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捐纳的标的物只有 爵位和虚衔，实职是不会开放捐纳的，这是为了避免官员队伍充斥着想要尽快“回本”而贪赃枉法之人。
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后期以后，捐纳却开始走向泛滥，逐渐从一种临时性的行为发展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捐纳的标的物也从爵位和虚衔扩展到实职。
当时，捐纳只能在北京办理，于是，票号就开发了代办捐纳业务。举个例子，G掌柜是济南一家商号的掌柜，与当地官府有不少业务往来，为了便于交际，就想捐一个候补道台的虚衔。他不需要费时费力地亲自跑到北京办理，只需要将2000两费用交给某家票号济南分号，票号济南分号就会联系票号北京分号代为办理G掌柜的费用缴纳、凭证领取等事项。
△图46：捐纳凭据“正实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北遭受水旱灾害，朝廷无力赈灾，开办赈捐。山西省沁州人王义芳捐纳白银24两，获得九品职衔。这份湖北筹赈捐输总局颁发的“正实收”相当于朝廷给的收据。县令是正七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县长。那么，正七品相当于正处级，正八品相当于正科级，正九品相当于正股级。古代白银与现在人民币的折算比较复杂，也不准确，不过，综合来看，光绪年间的1两白银约等于今天的200-3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王义芳用6000元钱买了一个正股级干部当
那么，票号在这中间如何赚钱呢？
一是 “得空期”，G掌柜3月初就将2000两费用交给票号济南分号，票号北京分号3月底才将这2000两交给户部。于是，这中间就产生了一个月的时间差，票号可以将这2000两用于短期放贷，从而赚取利息。
二是 “银色差”，前面说过，官银、私银、碎银之间的的成色差异很大，G掌柜交给票号济南分号的是私银，而票号北京分号却需要向户部缴纳官银，于是，票号就可以借着“银色差”的名义向G掌柜收取一些手续费。
△图47：官银、私银、碎银之间的成色差异很大，于是，“银色差”正、成为票号的重要盈利途径
到了咸丰年间，清廷对外需要支付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财政异常紧张，于是进一步开放捐纳，票号的代办捐纳业务也愈加红火。
△图48：《南京条约》签约现场，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当时，候补官员很多，而官职实缺很少 （特别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清廷滥授名器，导致“提督贱如狗，总兵满街走”，关于这一点，详见之前的文章《Tony老师＆太平天国，都深受这个问题困扰》），于是，北京就聚集了大量候补缺员，排队等着补上实缺。
△图49：清代武官官服。平定太平天国期间，清廷滥授名器，发明了“记名提督”“记名总兵”这种空头支票。到战争结束时，清军当中，有记名提督头衔的超过5000人，有记名总兵头衔的超过20000人。换句话说，很多排长挂着省军区司令的军衔，很多班长挂着军分区司令的军衔
一方面，他们处于严重的 “信息不对称”状态，既需要找各部衙门打点关系以便尽快补上实缺，又需要避免被官员、胥吏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另一方面，正所谓“长安居，大不易”，他们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经常与同僚同年应酬，即便是小康之家都会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寒门小户了。因此，很多候补官员就得靠 典当乃至借贷过日子。
于是，晋商票号一方面积极结交各部衙门的官员、胥吏乃至长随、门房，帮这些候补官员打探消息，另一方面为这些候补官员提供贷款支持，帮助他们应对经济压力 （至于晋商票号如何收回这些贷款，详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由此，晋商票号与清廷官僚系统的勾兑越来越深。
△图50：《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它的作者杜凤治就曾经是一位候补官员，从咸丰五年（1855年）到同治五年（1866年），从排队抽签到贷款插队，他在北京熬了整整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广东广宁的县令实缺。这段“插队”的故事非常有趣。以后，我们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聊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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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沦为贪腐工具。
清代沿用明代的低薪制度，官员的合法收入很低 （这一点在雍正皇帝推行“养廉银”制度之后有所转变）。因此，清代官员的贪腐情况极为严重。地方官利用 “火耗”“折色”等名目盘剥百姓 （这一点在雍正皇帝推行“火耗归公”制度之后有所改善），京官则大肆收受地方官的 “冰敬”“炭敬”（关于清代官场的这些“潜规则”，详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
△图51：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山西官员给上书房大臣隆科多送“年敬”“节敬”。这在当时算是通行做法，也叫“陋规”。“陋”是“粗劣、浅薄”的意思，“规”是“规则、规矩”的意思。显然，一方面，当事双方都知道，这种做法是见不得光、上不得台面的行为，但是，另一方面，当事双方也都认可这种做法，将其视为一种规则、惯例。这也就是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
一方面，这些灰色收入得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存放起来，最好还能收些利息。另一方面，清代实行 “回避”制度，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所以，还得能够异地存取。这样一来，商业信誉极佳而且主营汇兑业务的晋商票号无疑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例如，咸丰年间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在志成信存款200万两。为了帮助客户严格保密，这些存款都不是实名的，而是以票号自己的堂名入账。当时，志成信有个账户叫乐三合，里面都是地方大员的存款，叶名琛的这笔存款就在其中。
△图52：太谷志成信票号旧址
此外，当官员捉襟见肘的时候，晋商票号也会慷慨解囊，通过借贷甚至赠与的方式进行支持。
例如，在之前的文章《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中，我们讲过，《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经为了“跑官”四处借贷。其实，当时，借贷给他的就是蔚丰厚等晋商票号，这些晋商票号先后借贷给张集馨1万余两。
△图53：《道咸宦海见闻录》。它的作者张集馨曾经担任过被称为“天下第一肥缺”的陕西督粮道。虽然在清代官员当中，张集馨算是比较清廉的。但是，担任陕西督粮道后的短短两年时间，他就还清了之前为了“跑官”从晋商票号那里借来的银子
例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面临军饷不足问题。大德通立即“助饷”10万两，名为借贷，实为赠与。左宗棠也投桃报李，凯旋之后专程前往祁县乔家拜访，并为其题写匾额。
△图54：左宗棠抬棺出征
晋商票号当然不是做慈善的，他们资助这些官员，就是为了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业务。例如，光绪年间，陕甘提督董福祥曾将军饷存入蔚丰厚迪化分号收取利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则将军饷存入宝丰隆成都分号收取利息。此后，这种灰色操作逐渐从个别性的私下操作发展成普遍性的公开操作，而晋商票号也开始深度参与到了清廷的财政运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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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晋商票号参与清廷财政运行的事情。
第一，汇兑京饷协饷。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时，由各省自行征收赋税，存入藩库 （相当于今天的省地方国库），用于本省的各项开支。如有剩余，则上缴户部或者转拨其他财政入不敷出省份。
△图55：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田文镜受命清查的正是山西藩库
其中，前者称为 “京饷”（类似于今天的分税制），后者称为 “协饷”（类似于今天的转移支付）。由于京饷和协饷是财政运行的核心，因此，历来是由官方亲自下场解送，决不允许商业机构插手。
但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并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本作为清廷 “财赋重地”的苏南、浙北等地丢失，清廷的财政收入锐减。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原本作为清廷“生命线”的 漕运受到阻隔，京饷、协饷的解送困难重重。例如，咸丰十一年 （1861年），各省应当解送的京饷达到700万两。但是，由于交通阻隔，直到当年8月，户部仅仅收到100万两。
△图56：太平天国兴起，并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本作为清廷“财赋重地”的苏南、浙北等地丢失，清廷的财政收入锐减。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原本作为清廷“生命线”的漕运受到阻隔，京饷、协饷的解送困难重重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部分地方官员开始被迫违规操作，委托晋商票号汇兑。而晋商票号在此前开展市场化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在各省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支机构，并与地方官员建立了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有能力承担这一使命。
同治二年 （1863年），湖南巡抚毛鸿宾将5万两京饷委托蔚泰厚、新泰厚汇兑。此后，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省纷纷援引成例，委托晋商票号汇兑京饷、协饷。例如，江西是委托新泰厚汇兑，湖南是委托蔚泰厚汇兑。此举虽然违反“祖宗成法”，但是，清廷也只能默许。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丁日昌等“湘淮系”出身的地方督抚开始推动洋务运动，先后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近代民用企业，以及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学堂等近代新式学堂。
△图57：“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福州船政局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 洋务经费也往往交由晋商票号汇兑。例如，光绪十六年 （1890年），广东将铁路事业经费5万两委托百川通、蔚泰厚汇兑，上缴户部。光绪二十年 （1894年），四川将海防事业经费10万两委托百川通、日升昌汇兑，上缴户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 （1862年）到光绪十九年 （1893年），晋商票号累计汇兑京饷5857万两，由此产生的“得空期”“银色差”收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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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汇兑借款赔款。
甲午战争以后，根据《马关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后，中国不再需要割让辽东半岛，但需要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3000万两）。如此巨额的赔款，远远超出清廷的财政能力。
△图58：《马关条约》签订场景。《马关条约》进一步刺激了列强的侵略野心，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为了筹措赔款，清廷开始对外举债，先后向英、法、德、俄四国银行团借款共计3.5亿两 （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些外债，被户部分摊到各省。
在此过程中，晋商票号先后承担了陕西、山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的汇兑赔款业务。此时，晋商票号参与清廷财政运行不仅公开化、合法化，而且得到了清廷的鼓励、提倡。
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他们进入山西以后，受到了山西票号竭尽全力的服务。由此，晋商票号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与信赖。
△图59：庚子之役，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大沽口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以后，立即下旨，要求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敦促庚子之变期间逃离北京的晋商票号尽快返京，承接汇兑京饷、协饷业务，确保财政运行能够尽快恢复。
△图60：岑春煊，清末重臣，积极推行“新政”，在山西巡抚任内创办山西大学堂（山西大学的前身）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向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日本等11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 （加上利息共计8.9亿两）。
这笔赔款同样也被户部分摊到各省，并几乎全部由晋商票号汇兑。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到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晋商票号年均汇兑赔款1000万-2000万两，由此产生的“得空期”“银色差”收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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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理国库生息。
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对日赔款的原因，清廷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昔日的“东亚霸主”被新兴的“蕞尔小国”击败，也极大地激发了清廷的危机意识。于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思维逐渐松动，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逐渐流行。
△图61：甲午战争·黄海海战·致远号沉没，“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
两种因素叠加之下，清廷一反常态，开始允许户部和各省的藩库 （相当于今天的国库和各省地方国库）将库银存入晋商票号，收取利息，用于发展工商实业，挽救社会危机。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时任户部尚书鹿传霖将库银100万两交给数家晋商票号经营，每月收取3厘利息。随后，各省也纷纷援引成例，将库银委托给晋商票号经营生息。对于清廷而言，这笔“国家流衍转输之利，在无形之中而未及经理”的财富得以增长。对于晋商票号而言，也依靠“利息差”赚得盆满钵满。
△图62：鹿传霖，清末重臣，积极推行“新政”，在四川总督任内创办四川中西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
此时，晋商票号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是市场化金融业务，而是汇兑京饷、协饷、借款、赔款，并参与经营国库。清廷依靠晋商票号在动荡的时局当中维持财政运行，而晋商则通过深度参与清廷的财政运行最终控制了清廷的 金融命脉，进而获取 巨额利润，这才是“汇通天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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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晋商票号其实是 特殊历史条件下 官商结合到极致的产物。
先说特殊历史条件，如果不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外患”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内忧”，清廷的统治权威性和地方控制力就不会迅速削弱，财政压力也就不会迅速加大，自然不可能允许晋商票号参与汇兑京饷、协饷、借款、赔款的业务，更不可能允许晋商票号参与经理国库生息的业务。
再说官商结合，如果晋商票号没有通过代办捐纳业务、协助官员贪腐的方式与地方官员建立起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晋商票号也不可能获得参与上述业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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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 “路径依赖”，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技术演进都存在类似物理学上的“惯性”现象。个体/组织一旦选择了某种模式、路径、方案 （无论这种模式、路径、方案是“好”的还是“坏”的），即便未来出现其它选项 （哪怕是更“好”的选项），个体/组织也会继续沿袭最初的模式、路径、方案。
△图63：“路径依赖”的一个典型例子，2000千年的马屁股决定了今天的铁轨宽度
在现实生活中，“路径依赖”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互联网行业几大巨头，腾讯最初是靠社交软件 （QQ、微信）起家的，阿里巴巴最初是靠电子商务 （1688、淘宝）起家的，字节跳动最初是靠信息分发 （今日头条、抖音）起家的。
比如，俄罗斯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早在1970年代，苏联就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石油出口给苏联带来了巨额的外汇收入，这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全球“四处出击”的经济底气。
△图64：“红色帝国”用石油换取美元，再用美元对付美国
然而，习惯了赚这种“快钱”，苏联就很难再赚“慢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越来强烈，产业结构也越来越畸形，一切资源投向石油行业，而其他产业则得不到发展。时至今日，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其他行业则被石油行业“挤压”，呈现一派萧条景象，从当年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沦为连轻工业品都完全依赖进口的“资源诅咒”国家。
晋商也是如此，从明初依托“开中制”经营盐业，到明末依托“隆庆和议”发展对蒙贸易，从清初借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之便进行“捎脚贸易”，到清末借南北交通阻隔之便承接汇兑京饷、协饷业务。晋商也存在着“路径依赖”，即通过官商结合实现特许经营。
这种发展路径，一方面让晋商实现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成为“海内最富”。另一方面，也将晋商其它可能的发展路径全部 “锁死”，让晋商失去了开拓市场化业务，推动转型发展的动力。因此，晋商最终走向衰落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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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反侵略战争的战败也好，《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也罢，都是表象。其 实质则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降维打击。
△图65：《时局图》——“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直观写照
这种全方位、系统性、长期化、高烈度的“变局”不是刚刚“开眼看世界”的清廷所能驾驭的。在中国被西方列强裹挟着坠入到世界统一市场和全新国际格局的同时，与清廷深度 “绑定”的晋商也迎来了自己的落日。
先说晋商茶帮。
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将清廷的腐朽、孱弱暴露无遗，俄国的扩张野心急剧膨胀，先后逼迫清廷签订《伊利、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
△图66：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俄国陆续侵占我国150万平方公里国土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一方面，俄国商人可以绕过晋商茶帮，直接进入天津、汉口等城市采购乃至加工茶叶。失去“中间商”地位的晋商茶帮自然难以继续维系原有业务。另一方面，俄国商人能够享受诸多减税乃至免税特权，而晋商茶帮还得缴纳各种厘金，经营成本远高于俄国商人。
同治七年 （1868年），恭亲王奕䜣上奏，“自与俄国议立陆路通商章程以来……华商利为所夺，大半歇业”。此时，还坚守在恰克图的晋商茶商已经只剩十余家，相比巅峰时期减少了九成。
到了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俄国商人开始经由海参崴转运茶叶，“万里茶道”彻底走向衰落。
△图67：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对整个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再说旅蒙晋商。
如前所述，有清一代，清廷长期奉行“满蒙一家”政策，政治上加以笼络，经济上加以控制。但是，到了清末，清廷对蒙古的控制力大幅削弱。
同治九年 （1870年），一支4000余人的肃州流匪攻入乌里雅苏台，包括大盛魁在内的晋商商号惨遭劫掠，3000多位山西商民惨遭屠戮。这次劫难让旅蒙晋商元气大伤，开始收缩在蒙古的业务触角。
此后的数十年间，旅蒙晋商的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民国十年 （1921年），白俄匪军攻入库伦，并将城池付之一炬，城中山西商民惨遭屠戮。由此，旅蒙晋商彻底走向衰落。
△图68：苏俄内战中的白军。“白俄”和今天的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白”是与“红”相对的，指的是俄国内战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旧政权支持者。俄国革命爆发后，100余万“白俄”离开俄国，其中，20余万涌入中国。电视剧《悬崖》表现了这些“白俄”在哈尔滨的生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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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晋商票号。
导致晋商票号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清廷的“捐输”政策。
早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清廷就开始要求晋商商号“捐输”。咸丰年间，晋商商号先后被逼“捐输”240万两，其中的主力自然是“富可敌国”的晋商票号。光绪年间，清廷又推出“以捐代税”“捐借并行”“集股代捐”等办法，向晋商商号特别是晋商票号催逼勒捐。
统计数据显示，清廷灭亡之际，仅户部一个部门就积欠各家晋商票号700万两，遑论其余各部及各省。徐继畬 （山西五台人，“经世派”代表，“开眼看世界”先驱，《瀛寰志略》作者，曾任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里多说一句，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那段“华盛顿，异人也……”就节选自《瀛寰志略》）就曾慨叹，“晋省先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逾千万，富民膏血罄竭矣”。
△图69：《瀛寰志略》：“开眼看世界”
第二， 无限责任制度的痼疾。
美国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尼古拉斯·巴特勒说过，“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确实， “有限责任”这一制度安排降低了创业风险、激发了创业热情，是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得以飞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基石。
但是，晋商票号实行的是无限责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曾经为晋商票号赢得了“诚信”的美名，也一度是晋商票号开拓市场化金融业务的“利器”。然而，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政局不稳，晋商票号南方各省分号纷纷遭遇 挤兑，由于实行无限责任制度，不少资本稍弱的晋商票号走向破产。
△图70：挤兑，在任何时代，都是银行的噩梦
第三，近代银行的冲击。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以后，昔日的“东亚霸主”被新兴的“蕞尔小国”击败，极大地激发了清廷的危机意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维逐渐松动，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逐渐流行。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濬川源官银行成立，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户部银行、交通银行成立。
△图71：外滩6号，中国通商银行旧址
此外，庚子之变以后，伴随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等外国银行也加速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渗透。
△图72：外滩12号，汇丰银行旧址
虽然晋商票号有着诸多先进的经营理念、精巧的制度设计 （这些内容，我们会在第三部分详细阐述），但是，究其本质，依然是植根于封建时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难以抵御近代银行这一植根于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此外，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曾经试图将晋商票号改造为近代银行，但是，始终未能成行。于是，晋商票号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成为了旧时代的殉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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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回顾完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了，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说“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诚信”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晋商走南闯北的一面金字招牌。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诚信”不仅仅是晋商的主动道德选择，更是当时 经济社会环境下的 必然产物。
在之前的文章 （《劳斯莱斯调表事件：“好人干不了二手车”是真的吗？》）中，我们分析过为什么古代会有“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的说法。
△图73：电视剧《水浒传》剧照。矮脚虎王英，“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里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
究其原因，在商品经济、交通物流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车、船、店、脚、牙的交易模式往往是 单次交易，而不是 重复交易。
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所言， “一切信任起源于重逢”，重复交易会孕育信任感、安全感，而单次交易则往往伴随着欺诈、哄骗。
△图74：“一切信任起源于重逢”。在每一个老居民区的楼下，你都能找到几家这样的小饭馆，开业已经十多年了，来就餐的都是你这样的附近小区居民。岁月的印记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你面前，原本雪白的墙壁早已被熏成了暗黄色，木质的吧台则如同打了一层蜡，光可鉴人。不过，这又有什么所谓呢？重要的是，你喜欢这种信任感、安全感
车、船、店、脚、牙的交易模式之所以往往是单次交易，是由他们的 交易场景决定的。在商品经济、交通物流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你乘船也好、住店也罢，只可能是在外地，而不会是在家乡。
对于那些码头的船夫或者集镇的客店来说，这次交易结束之后，你和他今生都不大可能重逢。你不会因为他诚信经营而每天找他乘船或者住店，也很难因为他坑蒙拐骗而半路下船或者连夜赶路，既然如此，“坑你没商量”就成了他理性的选择。
△图75：《水浒传》里的“船火儿”张横，在浔阳江上干劫财害命的勾当。原文写道，“若还要吃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吃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
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你在火车站附近的小卖店常常买到假冒伪劣产品 （2007年，我就真的在太原火车站附近买到过康帅博方便面），但是在你们家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就不会。因为前者做的是陌生人生意，诚信经营也好，坑蒙拐骗也罢，反正就是“一锤子买卖”，他自然是能骗一笔算一笔。而后者做的是回头客生意，他敢向小区住户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出半个月就得关门大吉。
△图76：太原火车站。2010年以前，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绕着走，因为小偷、骗子的密度很高。不过，这不是太原的问题，当时，全国的火车站周边都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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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车、船、店、脚、牙都选择坑蒙拐骗，为什么晋商要选择诚信经营呢？因为晋商的交易标的是粮食、茶叶、牛羊、马匹等 大宗商品，交易场景是 批发而非零售，这就决定了他的交易模式必然是重复交易。
△图77：晋商做的是大宗商品的批发业务，这就决定了他的交易模式必然是重复交易
以旅蒙晋商为例，无论是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运往蒙古销售，还是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运往内地销售，交易对象都是相对固定的。毕竟，每个地区有能力经营这种规模生意的商号也就那么几十家，“圈子”就那么大。
今天，你用劣质药材冒充上好药材坑了H掌柜，消息马上就会在 “圈子”里传开。明天，你就会被整个市场 “拉黑”，I掌柜、J掌柜、K掌柜……都不会再跟你合作。此外，为了维护晋商的整体信誉，其他晋商也会将你“拉黑”，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瓜葛。很快，你就将走向破产。
△图78：今天，你坑蒙拐骗，明天，你就会被整个市场“拉黑”
因此，对于晋商而言，诚信经营不仅仅是发自内心的道德选择，更是权衡利弊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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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晋商普遍实行的一种人事制度也对晋商“诚信”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这种人事制度，我称之为 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
在介绍这项制度之前，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除了创立之初需要网罗各方人才组建管理团队等特殊情况。正常情况下，晋商商号/票号是不会从外部引进管理人员的，都是从内部培养，上到大掌柜，下到小伙计，都是从学徒当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先说“本地化”。
要想成为晋商商号/票号的学徒，必须是 山西人（说是山西人，其实就是晋中盆地汾河沿岸的祁县、平遥、太谷、榆次、汾阳等县人），这就保证了商号/票号对员工是知根知底的。
△图79：晋商的“摇篮”——晋中盆地汾河沿岸的祁县、平遥、太谷、榆次、汾阳等县
再说“有保证”。
要想成为晋商商号/票号的学徒，还必须请本地有声望的人士或者有信誉的商号通过书面形式进行保证。并且明确规定，“ （被保证人）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由于保证人极为看重自己的声誉，因此，在做保证前，就对被保证人进行筛选、甄别，也会要求被保证人本分做人、勤勉做事。
再说“严惩戒”。
晋商商号/票号有着严格的内部惩戒制度。员工一旦出现营私舞弊的情况，就会被开除出号。更严重的是，消息马上就会在“圈子”里传开，以后，任何一家晋商商号/票号都不可能再雇佣你这个信誉有亏的人。于是，你将在你的家乡走投无路，成为一个在 “熟人社会”被“开除”籍贯的 “社会性死亡”者。
实行这种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的结果，就是晋商商号/票号的员工普遍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对内不会营私舞弊，对外不会坑骗顾客。因此，时人评价道，“山西票庄营业，自清初迄今，其同业间未闻有危险之事，未始非雇佣人之限制，有以绝其弊端耳”。
△图80：祁县渠家的“慎俭德”门额，对其子弟的一种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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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反复强调“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晋商文化的内涵远比“诚信”要丰富得多。那么，真正的晋商文化又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内涵丰富、有血有肉的晋商文化。
我们用 勇于开拓、注重创新、尊重人性、团结协作、诚信经营、经世济民6个词来概括晋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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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勇于开拓。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在第一部分回顾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时已经涉及到了。
无论是背井离乡，深入漠北，靠着“捎脚买卖”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最终创立大盛魁的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位小贩，还是南下武夷山、北上恰克图，一路跋山涉水、开路搭桥，开辟“万里茶道”的晋商茶帮。他们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历程就是晋商文化中勇于开拓的具体体现。
△图81：电视剧《大盛魁》剧照。三位创始人就是这样肩挑手提，开始艰难创业图81：电视剧《大盛魁》剧照。三位创始人就是这样肩挑手提，开始艰难创业△
长期以来，中文互联网上有一种声音，“因为山西土地贫瘠、难于灌溉，农业供养能力极为有限，因此，剩余人口只能流向商业，以此谋生。所以，明清时期山西‘重商’传统的形成以及晋商群体的壮大并非山西先民的主动选择，而是自然环境的必然产物”。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说法在事实层面并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些事实与晋商的勇于开拓并不矛盾。山西的确土地贫瘠、难于灌溉，但是，山西先民没有选择靠天吃饭，也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选择离开熟悉的故土、走向未知的他乡。无论初始原因是什么，这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冒险精神、开创精神都是 人类文明之光，都值得我们钦佩。
△图82：“走西口”，承载着光荣与梦想，也浸透了血泪与汗水
举个例子，浙江的陆地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70.4％，河湖占6.4％，平原占23.2％，因此，被叫做“七山一水二分田”，农业发展同样面临“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新浙商就是靠着以“鸡毛换糖”为代表的“小生意”，肩挑手提，艰难创业，同时不断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最终将义乌打造成了“世界超市”，将浙江打造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强省”。
△图83：“鸡毛换糖”——新浙商辉煌之路的起点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像今天的新浙商一样，晋商就是中国的哥伦布、麦哲伦，就是中国的德雷克、鲁滨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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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注重创新。
晋商在市场开拓方面积极主动，在制度创新方面同样敢为人先。晋商在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这里，我们就以 大掌柜制度、管培生制度为例，展开说明（ 至于另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顶身股制度，我们放在第三部分“尊重人性”来说）。
先说大掌柜制度。
19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伯利、加德纳·米恩斯在对200多家美国企业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 “委托-代理理论”，主张企业实现 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时至今日，两权分离已经是公认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图84：《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阿道夫·伯利、加德纳·米恩斯就是在本书中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
晋商实行的大掌柜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两权分离。
以晋商票号为例，票号的所有权掌握在票号的实际出资人东家手中，而经营权则掌握在票号的职业经理人 大掌柜手中。
在创立票号时，东家除了履行出资义务，还需要选任一位大掌柜。
晋商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度，如果生意兴隆，东家和大掌柜都能从中获益，一旦生意失败，却需要东家独自承担损失。因此，东家对于大掌柜的选任可以说是慎之又慎。无论是他人推荐，还是自行采访，一定会对候任者的家世、履历详加考察，并与候任者就经营方针、用人方略进行深入交流。一旦达成一致，就邀请中人、订立合同。
此后，东家就将票号的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大掌柜，不再过问具体事务，只等每个会计年度结束，由大掌柜向其汇报票号的经营管理状况，并坐收红利。
于是，大掌柜在票号内拥有了 近乎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事、财务、业务问题，都由大掌柜裁决。史料记载，“（大掌柜）既受财东信赖，得以经理全号事务，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进行，各伙友皆须听命” （这里多说一句，现在，中文互联网上很喜欢用现代企业中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关系类比晋商票号中东家和大掌柜之间的关系，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现代企业中，董事长是最高决策者，总经理是首席执行者。而在晋商票号中，大掌柜既是最高决策者，也是首席执行者。因此，用现代企业中股东大会和非股东董事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更为合适）。
△图85：雷履泰——日升昌首任大掌柜，票号行业的创始人
为了确保大掌柜能够 独立行使经营管理大权，晋商票号规定： 首先，东家的亲属特别是“三爷”不得进入本票号工作，东家也不得向本票号举荐员工。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其他商帮普遍存在的“三爷”干政问题（关于什么是“三爷”，以及“三爷”是如何干政的，详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其次，东家不得在票号食宿、借款，也不得指派票号员工为自己办私事。这是为了避免东家借机干预票号的经营管理。
△图86：电影《九品芝麻官》剧照。“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九品芝麻官》里的师爷包有为（吴孟达饰）是县令包龙星（周星驰饰）的侄子，也算是“少爷”吧
大掌柜就像今天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在行业历练多年，对市场状况有着全面的认识，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授权他们独立行使经营管理大权，有助于他们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但是，客观地说，大掌柜制度也并非没有缺陷。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 （东家）与代理人 （大掌柜）之间是存在 信息不对称的，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
△图87：电脑城实体店，赚得就是信息不对称的钱。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里面的水比贝加尔湖都深。在里面兼职一个月，你自己攒机子的时候能省3000元
一是如果没有科学的监管机制，代理人极有可能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对于晋商票号来说，由于实行前述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大掌柜营私舞弊的后果是“社会性死亡”。因此，绝大多数大掌柜不愿也不敢冒这个风险，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二是如果没有科学的考核机制，代理人极有可能出现 “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其实，即便是在现代企业制度非常完善的当下，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具体来说，由于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只与公司的股价挂钩，因此，他们只对股价负责。如果一项决策对公司长远有利但是会影响短期股价，职业经理人就很有可能否决它，同理，如果一项决策对公司长远不利但是会提升短期股价，职业经理人也有可能通过它。
相比之下，这种“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造成的后果比道德风险还要严重，很多曾经的优质企业就是这样被职业经理人“玩死”的。近年来，部分企业创始人回归企业取代职业经理人继续“掌舵”，原因也在这里。对于晋商票号来说，由于实行无限责任制度，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图88：家乐福，一家典型的被“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害死”的企业，咨询公司出身的CEO为了财报更“好看”采取了一系列急功近利的改革，最终，资深员工、合作伙伴都选择离它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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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管培生制度。
现在，管培生已经是一个陷入严重“头衔通胀”的概念 （关于什么是“头衔通胀”，以及“头衔通胀”有哪些危害，详见之前的文章《Tony老师＆太平天国，都深受这个问题困扰》），一家企业如果想招聘销售人员但是又不想给他们开高工资，就会在招聘网站上把这个职位命名为“管培生”。
不过，在我们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管培生还是极具含金量的，如果能成为宝洁、联合利华等快消品“巨头”的管培生，绝对会是未来的职场精英。
△图89：行业发展确实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年轻人更青睐互联网大厂，我们上大学那会儿，顶尖人才都想进快消品“巨头”当管培生
学徒制度是封建时代工商业普遍采用的人事制度。不过，晋商的学徒制度和其他商帮不同，晋商商号/票号的学徒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畅通的上升渠道，所以，称之为 管培生制度更为合适。
以晋商票号为例，要想成为晋商票号的学徒，首先得是山西人，其次得有人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前介绍晋商商号/票号“有保证、严惩戒、本地化的用人制度”时已经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除此之外，还需要经过考察和考试。考察的内容主要是拟录用学徒的家世、履历。上溯祖上三代，不能有不良记录，必须得是“清白人家”。考试的内容主要是拟录用学徒的智力水平、反应能力。包括有无珠算基础、楷书水平怎样、言谈举止如何、办事是否机敏。
△图90：协同庆里的老算盘
入职之后，就是为期三年的培训，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学徒并不学习任何业务知识，也不参与任何业务工作，而是被安排干杂活，比如扫地打水、帮厨买菜、伺候掌柜等。日升昌有一首《学徒规》写道，“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这里的 “五壶四把”分别指的是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以及笤帚、掸子、毛巾、抹布，形象地道出了学徒在第一阶段的日常工作。
△图91：清代夜壶。给师傅“倒三壶”（茶壶、酒壶、夜壶）是当时学徒的“必修课”
晋商票号安排学徒干杂活，倒不是为了压榨免费劳动力，而是为了磨砺学徒的心志，也是为了完成对学徒的筛选。那些能够安心踏实干好杂活的学徒，今后多半会被留下。那些偷奸耍滑逃避脏活累活的学徒，肯定要被逐步淘汰。
在此期间，掌柜们还会暗中观察这些学徒 （判断标准就是他们总结的“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爽，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看看学徒能否做到戒急、用忍、制怒、耐烦。有时，掌柜们还会故意遗失一些铜钱和碎银让他们捡到，看看他们是否会如实上交，以此来检测他们的道德水准。
△图92：电视剧《光芒》剧照。学徒能够得到掌柜这么一句夸张，殊为不易
第二阶段，通过筛选留下来的学徒开始学习业务知识。每天打烊之后，掌柜们会教授学徒写字、珠算，背诵 《银色歌》《平码歌》（之前我们说过，“银色差”是票号重要的利润来源，《银色歌》《平码歌》就是进行银色换算时用的口诀，类似于我们小时候学习的《九九乘法表》）。那些设在边疆地区的分号，学徒还需要学习当地的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
△图93：官银、私银、碎银之间的成色差异很大，《银色歌》《平码歌》就是进行银色换算时用的口诀
到了白天，学徒则开始参与一些初级业务，比如打听行情、抄写书信、统计货物、迎客送客等。与此同时，还要利用业余时间，继续练习写字、珠算，背诵《银色歌》《平码歌》。前述日升昌《学徒规》写道，“算法口诀，务必熟练；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说的就是学徒在第二阶段的学习和工作。
第三阶段，掌柜们开始根据学徒的性格特点、兴趣特长进行重点培养。
为期三年的培训结束之后，学徒就算是 “出师”了，会被派往各地分号进行为期七年的历练。一方面是学以致用，在业务实践中夯实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是熟悉各地分号的业务运行，为以后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图94：出师，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为期七年的历练结束之后，晋商票号会量才使用，根据他们的性格特点、能力特质安排不同的工作岗位。这些昔日的学徒终于成长为了晋商票号的业务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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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尊重人性。
回望人类历史，尊重人性的制度设计总能成功，而违背人性的制度设计终会失败。晋商的制度设计就处处体现着尊重人性，比如顶身股制度。
通俗地说，顶身股制度就是今天 创业企业股权激励的“晋商版本”，是晋商对 资深掌柜和伙计的一种激励机制。
△图95：顶身股制度——晋商对资深掌柜和伙计的一种激励机制
以晋商票号为例，它的股份分为“银股”和“顶身股” （也叫“身股”“人力股”）两种。其中，银股是票号实际出资人缴纳股本而占有的股份，顶身股则是票号授予资深掌柜和伙计的股份。两者都能 参与分红。
不同的是，银股可以继承，东家的子孙就是靠着分红坐享其成，而顶身股不能继承，资深掌柜和伙计一旦离世，顶身股也就自动灭失 （不过，对于那些贡献极大、资历极深的资深掌柜和伙计，票号也会允许其子孙继续参与一段时间分红，叫做“故股”）。
“顶身股”制度是一种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顶身股”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大掌柜可能出现的“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
如前所述，按照“委托-代理理论”，东家授予大掌柜票号的经营管理全权，东家与大掌柜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加之晋商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度，大掌柜极有可能出现“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
△图96：索尼，又一家典型的被“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害死”的企业
而“顶身股”制度的出现让大掌柜的长远利益与票号的长远利益 （也就是东家的长远利益）趋向一致，因此，有助于减少大掌柜可能出现的“绩效主义”导致的短期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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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晋商的尊重人性还体现在他们的一项常规操作上。
以晋商票号为例，一般来说，总号都会为分号掌柜捐纳一个候补道台的虚衔 （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制比较特殊，而道台这个官职的品级也不完全统一，因此不太方便类比，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理解为今天的省厅厅长，比如，督粮道就是省农业厅厅长，河工道就是省水利厅厅长）。
这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较低。这样一来，分号掌柜在与地方官员、士绅应酬、往来时难免腰杆不硬，进而影响业务获取和客户维护。 于是，就为他们捐纳一个候补道台的虚衔。他们获得 “官身”之后，与地方官员、士绅在人格上平等了，参与清廷的官场运作与财政运行也就更加便利了。
△图97：“虚衔也是衔，捐官也是官”
今天，如果您走进乔家大院、常家庄园等晋商文化主题旅游景区，就会发现，几乎每座宅院都挂有“大夫第”“武德第”的匾额，几乎每名子弟都有“奉政大夫”“朝议大夫”“武德骑尉”“武略骑尉”等文武职衔。 其实，这些职衔绝大多数都是 捐纳来的。 虽不可能真的平步青云、为官一方，但是至少也能封妻荫子、光耀门楣，还是非常划算的。
△图98：榆次常家庄园，大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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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团结协作。
其实，团结协作是古代商帮的 共同特点，而不是晋商的专属特点。而且，也不只是商帮，当时的马帮、海员都有这个特点。
△图99：团结协作是古代马帮、海员乃至山贼、海盗的共同特点，因此，没有团结，就没法生存
究其原因，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背井离乡、远走他方，无论是面临自然灾害，还是遭遇盗匪劫掠，都是不能承受之重。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求得生存。
不过，晋商在团结协作方面走得更远，形成了 常态化、制度化的团结协作机制。这里，我们就以山西会馆为例，展开说明。
山西会馆是晋商在各地 （主要是商业都会、水旱码头）捐资修建的场所。有的就叫山西会馆，是晋商独立修建的，还有的叫山陕会馆、秦晋会馆等，是晋商联合其他商帮修建的。
△图100：多伦山西会馆
山东聊城《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记载，“聊援为营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众。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肩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众曰‘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修之，号曰‘太汾公所’”。
由此可见，起初，晋商修建山西会馆就是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问题，给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提供一个能够住宿、存货的“招待所”。
但是，此后，往来各地的晋商越来越多，生意做越做大，与当地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彼此之间的商业纠纷也越来越凸显。为了化解纠纷、凝聚力量，山西会馆逐渐成为晋商 聚众议事、共叙乡谊、协调互助、调解仲裁的场所。
△图101：多伦山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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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山西会馆已经发展成为一座 后勤补给中心、情报交流中心、资金融通中心、资源交换中心。
△图102：多伦山西会馆
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景：
时值道光年间，你是榆次常家的一名子弟。父亲为了历练你，派你到千里之外的福建泉州考察茶叶生意。这是你第一次独立出门，泉州又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并且，你们常家的大德川、大德昌在泉州尚未开设分号。
你到达泉州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城里的客栈却都客满了。你不知道该去哪儿投宿，怎么办？没关系，直接找山西会馆就行。那儿就是个“五星级酒店”，保证你能吃好睡好。
△图103：张掖山西会馆
你想深入了解当地茶叶市场的最新行情，但是一时间又找不到抓手，怎么办？没关系，直接找山西会馆就行。那儿住的都是晋商，你们能交流当地的商品定价，甚至了解各地的市场行情。
你发现泉州有人急着出手一批漳绣，价格很低，回到山西转手一卖，就能大赚一笔。你想买下来，但是对方只要现银，你带的现银不够，再去钱庄兑换又来不及，怎么办？没关系，直接找山西会馆就行。那儿住的都是晋商，同乡之间，知根知底，你马上就能以合理的利息借到这笔现银。
△图104：张掖山西会馆
你们常家的大德川、大德昌想在泉州开拓市场，需要和当地官员搭上关系。但是，你们之前并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人家不一定愿意接待，怎么办？没关系，直接找山西会馆就行。那儿肯定有同乡能帮你搭上这个关系，最后，大家互利共赢。
△图105：张掖山西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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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已经尽全力想象了各种场景，但是，山西会馆的实际功能远比这些场景还要丰富。
比如，很多山西会馆还是 “职业介绍所”，会给一时衣食无着的山西老乡在同乡商号中介绍工作。
△图106：徐州山西会馆
比如，很多山西会馆还是 “天使投资人”，会给缺乏创业启动资金的山西老乡提供资金支持，所得利息则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继续滚动。
△图107：徐州山西会馆
比如，很多山西会馆还是 “晋商俱乐部”，组织晋商一致对外，以便增加谈判筹码、降低交易成本。同时，共同分享、开发人脉资源。江苏苏州《仙城会馆碑记》就有记载，“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
△图108：徐州山西会馆
比如，很多山西会馆还是 “市场监管局”，组织晋商制定行业经营规则、约定商品最低价格、打击不正当竞争者、抵制胥吏衙役敲诈。河南赊店《山陕会馆碑记》就有记载，“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合行商贾于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有犯者，罚戏三台”。
△图109：戥子，本质上是一把迷你版的杆秤，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香料的精密衡器。因为要保证精密，所以带一个木制的保护套
总而言之，正是靠着山西会馆这个后勤补给中心、情报交流中心、资金融通中心、资源交换中心，晋商之间实现了 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资金融通、行业协调，形成了发展“合力”。今天的各类“✕✕商会”其实就深受山西会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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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各地的山西会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会在正殿供奉 关公，并且都会定期举办祭拜仪式。
关公凭借忠、义、仁、勇的人格特质受到历代统治阶层的褒扬和民间百姓的爱戴。清代，关公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廷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视文庙”，成为官方钦定的 国家神。同时，关公是山西运城人，因此，也是晋商的 乡土神。 此外，关公“信以立身”的行事原则受到商界推崇，还是公认的 行业神。
△图110：忠义千秋
分布在各地的晋商是基于乡土情谊、商业合作、内部协调、一致对外而形成的 松散共同体。要想加强这个松散共同体的 内部凝聚力，既要化解纠纷冲突、做大共同利益，也要 塑造集体记忆、建立身份认同。
因此，各地的山西会馆都会在正殿供奉关公，并且都会定期举办祭拜仪式，就是为了通过供奉关公这位国家神、乡土神、行业神，通过种种营造“仪式感”的做法，进一步加强晋商这个松散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
△图111：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我国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档次最高、保存最全的关帝庙宇，被誉为“关庙之祖”、“武庙之冠”。当时，省外很多山西会馆就是在关帝庙原址或附近修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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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诚信经营。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们在第二部分解释为什么说“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 （换句话说，为什么“诚信”不仅仅是晋商的主动道德选择，更是当时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时已经介绍过了。
“诚信”是晋商文化当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关于晋商诚信经营的故事以及晋商商号/票号强调诚信经营的号规在中文互联网上也比比皆是。因此，关于这一点，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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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经世济民。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经世济民”的情怀，都渴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晋商也是如此。
作为 士绅阶层的中坚、基层社会的领袖，晋商视 “增进桑梓福祉”为己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不遗余力，承担了大量造桥修路、兴办教育、赈灾救济、敬老恤贫、组织团练、兴建义仓的工作。这些事迹都被当地的地方志详细记载。
△图112：凤鸣书院，清代榆次县学，由榆次常家捐资修建
以 “丁戌奇荒”为例，光绪元年 （1875年）到光绪四年 （1878年），华北地区爆发了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这场旱灾持续时间极长 （前后4年），波及范围极广 （覆盖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5省，影响苏北、皖北、陇东、川北4地），造成后果极重 （根据粗略统计，1000万人饿死，2000万人逃亡），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图113：丁戌奇荒，惨不忍言
在此期间，晋商积极参与到了赈灾救济当中。
比如，祁县渠家设立粥棚，每日施粥，标准达到“筷子插着不倒，解开布包不散”。比如，榆次常家发出告示，招募灾民为自己修建戏楼，灾民每天只需要搬一块砖就可以换一顿饭。灾情持续了整整三年，戏楼就修建了整整三年，灾民也熬过了整整三年。这种保护灾民尊严的做法受到时人称颂。为此，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手书 “载籍之光”匾额赠给祁县渠家，手书 “好行其德”匾额赠给榆次常家，表彰他们的善行义举。
△图114：榆次常家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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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创业历程无比精彩，晋商文化的深刻内涵无比丰富，仅凭我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是无论如何也说不完、道不尽的。
有缘读到这篇文章的朋友， “十一”长假就要到了，您不妨带着家人来山西逛逛，走进平遥古城、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等 晋商文化主题旅游景区，实地感受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亲身领略勇于开拓、注重创新、尊重人性、团结协作、诚信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文化。
相信我，您一定会 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图115：雪后的平遥古城，另有一番风味
△图116：晋商票号文创产品，还是蛮有新意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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