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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背后的云南民企

   发布时间:2023-05-25 16:40     来源:云财财    浏览:977    
核心提示:在2021年的豆瓣年度图书里,有一本书叫《置身事内》,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长得像孟非的兰教授用细腻的笔触、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每一次行为动机。其中关于分税制改革和地方债的章节,让财哥印象深刻。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以前作为地方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变成了共享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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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的豆瓣年度图书里,有一本书叫《置身事内》,作者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

长得像孟非的兰教授用细腻的笔触、通俗的语言,讲清楚了政府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和每一次行为动机。其中关于分税制改革和地方债的章节,让财哥印象深刻。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以前作为地方最大税种的增值税,变成了共享税:

中央拿75%,地方留25%。

这让地方政府需要承担更多任务的同时,只有更少的收入,即事权和财权不统一。可谓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移,那些入不敷出的地方就通过中央转移支付来填补。

兰教授在书里引用了90年代一句顺口溜来形容这种状况:

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喊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

地方总要找饭吃。因此,分税制改革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

一是地方政府青睐重资产行业,原因是投资规模大,GDP拉动效果显著,且增值税可以留在本地生产环节,增加税收。

二是土地财政崛起。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和房产,一方面补贴工业用地,大力招商引资;另一方面控制住宅用地供给,房价飞涨带动地价飞涨,增加土地出让金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受法律限制不得融资,于是纷纷设立融资平台公司,也就是:城投公司。

兰教授用一句略带诗意的话来形容他们的核心任务:推动土地资本化,将居民过去的存款、现在的收入、未来的希望统统汇聚封存在一小片土地上,使其价值暴增,然后拿它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然后,城投公司用借来的钱打理生地,通水、通电、通路后以更高的价格把熟地卖给地产商,以此补贴财政收支的缺口:

这套模式的关键是土地价格。

但其最大的Bug在于,土地价格不会永远上涨。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累积的债务就可能压垮融资平台甚至地方政府。

很不幸,这种担忧在最近两天某份上了热搜的小作文中暴露了。财哥无法判断它是不是谣言,但另一本红极一时的经济学著作《大衰退》作者辜朝明,在描写日本经济上世纪90年代大萧条中,不少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企业的所作所为时,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

辜朝明写道,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总是以光鲜亮丽的面貌应对外部媒体和分析人士,极力宣扬它们一片光明的盈利前景,以便将外界注意力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开。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却在不动声色、全力以赴地偿还债务。因为问题一旦曝光,银行会切断资金链,供应商也将拒绝赊账而要求以现金结算,从而让这家企业的生存变得岌岌可危。

哦,对了,他说的:

主要是私营企业。

还是网友说得好:在秘不发丧这件事上,房地产不再孤单。

2021年,一位北京来的高材生在丽江某县挂职了两年,后来在挂任该县财政局副局长期间,他用一篇调研报告将县级财政运行情况捋得明明白白。

他用“三低”和“两高”总结了该县财政的特点。在“三低”中,他提到一点:可持续性税源占比低。2020年,该县一次性税源,如资源税、城建费、土地增值税等合计约1亿元,占比超过三成:

而面向企业的可持续性税源有限。

但另一边是“两高”。一是“三保”支出占比高。为了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2020年,该县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六成都拿出来了,其中保工资又是大头。二是民生支出占比高,占支出84.2%。

除了这些,还要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提升城乡人居环境、创建美丽县城等项目。

最近在几个县城做完调研的周新也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尽管有转移支付,但这些钱大部分放在教育、民生保障、农林水利等上面:

真正投入到发展经济的很少。

4月下旬,大理永平县和保山腾冲县也不约而同地宣布了一件事:化债压力大,市级财力只能勉强保障工资发放。

寒意从县蔓延到市。

搞投融资的麦家今年没敢投出去一分钱。他告诉我,现在各级“投”字辈的平台公司最关心三件事:

不要债务逾期,能发工资,找钱。

三年疫情,政府的钱花得差不多,平台公司也受各种基建工程的拖累,所以现在债务都很重,不敢也无力大量投资:

怕债上加债。

再加上前期融资不断展期和借新还旧,银行也不敢轻易再放款。但与公开市场发债受制于价格约束、刚性兑付相比,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毕竟更微妙一些,还是有操作空间。无论怎样,政府手里有最大的抵押品——土地。

这两天,财哥在刷朋友圈时看到好友、资深财经评论员王强说的一段话时,挺有感触。

他说,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任何债务周期的必然结局。简单说就是以前不惜代价地借钱,后来不要命地还钱。

他认为,与日韩等以私营企业为主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相比,我们是有差异的。有两点是确定的:

一、国营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在更无约束甚至纯粹为策应非盈利政策目标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果相生:

扩张时越随意,衰退时就越危险。

二、出借人如果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话,风控被政策意图扭曲的程度就越高,金融体系在整体资产负债表衰退过程中将面临越大的系统风险。

另一位民企老总则瑟瑟发抖地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没死在疫情里,难道要倒在地方债上?

2

政府不易,民企更难。

最近,大成企业研究院对全国32位较大规模民企的董事长或CEO进行了一份调查,想知道他们对前4个月经济复苏情况和发展环境的看法。

企业家们说得都很实在,虽然都对经济复苏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把更多的话放在了吐槽上。比如担心内卷更严重、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和创新:

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生存。

企业家们显然有点憋不住话了,不少人说了很多阻碍,多体现为具体操作中的隐形门槛和潜规则。

比如政府项目招标设置条件把民企挡在门外;银行贷款对民企附加条件;一些地方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部分大型国企滥用优势地位,通过超长账期、大量使用票据、苛刻验收条件等方式延迟付款,甚至恶意拖欠,中小民企收款难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有些政府管理部门涉企检查过多、重复检查,干扰了企业正常经营;一些领域涉企行政审批还存在政策、规则、标准不透明的情况,“口袋规则”“隐形门槛”“窗口指导”等使企业无所适从。

他们都认为,重振信心的关键在于中央的方针政策能真正得到落实,使民营企业真正看到、感受到:

权利平等、竞争公平。

财哥最近几个月也和不少云南民企老总聊了聊。在这里就不列什么经济数据了,说一些片段吧,毕竟最近看到唯一让人振奋的数据是,4月全国彩票收入同比增长62%:

大家都越来越相信手气了。

一位民企老总告诉我,最近他和他身边的朋友都不太愿意投资,除了经济环境不好这个原因,还听说最近“查水表”的事情比较多。不投资,没有成本,不必承受市场风险,也不用担心今天这个来查你,明天那个来查你。

张良是一位企业管理咨询的老总,他跟我说,在疫情以前,他的客户都有一种信念,觉得自己的生意会越来越好,但现在完全变了,只考虑眼前:

能不能活下来。

比如部分中小企业会直接告诉他,能不能引点流量赚点快钱,不会太关注整个组织的长远发展。如果现在关注更长远的东西,有可能会死得更快。

张良告诉我,也有乐观的人,但占比极少,大部分能躺平就绝不往前走。而且,现在民营企业的现金流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银行疯狂放水,但钱在银行空转,大部分给了平台公司和央企国企。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前几天,他的公司提前还掉某大型国有银行的几十万疫情扶持贷款,但再想贷的时候:

就贷不出来了。

银行告诉他,因为公司流水不走银行,所以就没资格。张良了解一圈才知道,其实这笔扶持贷款,不少企业没有还,因为还不起了。

在这件事上,张良是有怨言的。他觉得,自己遵守了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规则,但得不到好处,这对民企特别不友好。只要能够持续贷,甚至利息高一点,他都是可以接受的。

《大衰退》里,辜朝明充分解释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最可怕之处,就是公司负债后赚了钱,会先选择去减少债务,而不是投资。当每家公司都这么做时,整个经济体就表现出没有公司愿意去借钱和投资,然后加重经济的收缩和衰退。并且,这通常是:

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

而且这个时候,扩张性货币政策注定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重要假设之上的,即企业有借贷意愿。当这个条件不具备时,货币政策就会失去效力。

这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年以来存款数据居高不下了。

另一位在县里做钢材生意的民企老总,今年也不敢接政府单子,逻辑很简单:风险太大,做了业务:

回款怎么办?

相对好一点的反而是咨询和策划行业,原因也让人哭笑不得。朋友告诉我,因为某些政府单位需要一个产业或项目规划,然后方便去找上面要钱。

在大成企业研究院的调查里,有不少民营企业家还说了一个现象,就是政府部门办事效率转变不明显,特别是还有很多基层政府以及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缺乏服务型政府观念,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还停留在口头上,不作为、不担当、僵化走程序的现象还没有根本性改变。

当我跟身边的朋友提到这件事时,他们要么摆摆手,要么礼貌一笑:

换个话题。

(文中所涉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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