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自19世纪中叶起掌握清朝的金融命脉，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的传奇。然而，20世纪初，票号在近代历史中倏忽而逝。晋商是如何发家的，何以称雄五百年？晋商“万里茶道”上有过哪些传奇故事？票号和钱庄统治中国金融市场多年，为何最终被银行取代？
上海科技大学常任教授王路曼
☞一起聊聊历史上的晋商与山西票号☜
晋商的定义
@Frajka：如何界定晋商？
王路曼：“晋商”一词是当代研究者给明清山西商人的一个统称。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未曾用“晋商”这个词来指代某个特定的来自山西的商人群体。所以，“晋商”这个词所涵盖的范围随时间的变化和研究者的定义而变。
广义来说，只要来自山西的、从事跨区域贸易的或者金融汇兑业务的商人都可以称为晋商。比如康熙时期，著名的晋商范毓馪（1678-1757），山西介休人，为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清军把粮食送到前线，从而取得贸易特权并获颁荣誉官职。
到了19世纪山西票号发生和繁盛的时期，晋商的主题变为投资和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而票号的总号集中在平遥、祁县、和太谷，也就是所谓的平祈太三帮。
大体说来，不是所有晋商都会加入商会，但是加入了某种晋商商会的一定是晋商。比如在山西省外，票号往往会积极加入所在地的同业组织和商贾联乡谊的山陕会馆。
@要月亮奔我而来：晋商和徽商，到底谁才是古代东亚的贸易之王？
王路曼：简言之，清代晋商主要从事区域间贸易，后期由于积累了一定的金融资本以及建立了全国性的商业网络，所以在19世纪初期开始从事金融汇兑和借贷业务。
徽商的特色则主要在实业和贸易，比如茶叶、宣纸、徽墨的制造和贩售。当然，徽商也从事金融借贷，因为贸易和金融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不分家。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晚清的晋商以金融知名，徽商以制造和贩售驰名。当然，有一个知名徽商——胡雪岩——算是兼具了徽商和晋商的特色，既从事生丝投机，又在全国范围开设阜康钱庄，也为左宗棠西征借款出力。
我个人认为他们各具特色，很难快速得出谁是东亚贸易之王的结论。
@柒星：晋商的发展脉络是什么样的？
王路曼：自清朝中叶以来，晋商抓住山西在清朝的区位优势，在中俄贸易中扮演了贯通沿海和边疆、连接南方茶叶种植园与北方旅蒙旅俄商人的重要角色。而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与发展，以及十八世纪末新世界白银资本的流入，山西票号的汇兑业务随之应运而生。而1840年代以后，晋商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全球贸易和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所吞噬。相反，山西票号商人把握了全球贸易与资本变迁所带来的全新的经济与金融机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晋商发展与消亡
@小兔兔：晋商何以发家？为何票号这样的生意由山西人发展起来？
王路曼：关于清代晋商如何发家致富，有几个标志性的节点事件。18至19世纪，晋商一共经历了三次主要的商业与资本主义扩张。第一次扩张发生于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的订立与1741年归绥道的设立。自此，山西在中俄边贸中的经济地位和清朝对口外蒙古地区管理中的政治地位得到加强，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晋商抓住随之而来的贸易机会，在蒙俄边贸及万里茶路中扮演了贯通沿海和边疆、连接南方茶叶农与北方蒙俄商人的角色。然而，十八世纪跨欧亚边贸主要由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它尚不足以导致山西票号的产生。
晋商的第二次扩张发生在18世纪末山西票号的产生：它是拉丁美洲的白银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清朝国内政治动荡相互作用的结果。18世纪70年代，由新世界流入的白银达到可供商人和民间机构自由支配使用的数量时，票号的产生才具备了充分条件。此外，18世纪末期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迫使商人寻找一种既快捷又安全的跨区域支付模式。票号就是在全球贸易和国内政治双重变动中应运而生。
晋商和票号所经历的第三次也是其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性质扩张发生于1860年前后，即沿海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以及内陆口岸如张家口等地的相继开埠，以及晚清国内经济与帝国主义全球贸易逐步对接之时。例如山西票号在上海开设分号的数目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仅10家左右，而到了1876年则有23家。它们为上海本地的钱庄银号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与资本保障。
换言之，1860年以后，内陆与沿海地区借由山西票号的金融扩张成为晚清对外贸易中互相依存的共生体。
@澎湃网友RRrquq：请问明清晋商到底有多富有？真的富可敌国吗？
王路曼：首先要明确的是，票号在其经营的高点——即1860年以后承汇地方政府税收汇兑以来，确实经手了成百上千的白银官款。例如权威票号学者黄鉴晖曾统计出1863年，票号为各省政府和海关汇兑了139万两白银。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这些钱不是票号的，而是国家的。所以无论票号承汇了多少官款，这些钱最终都要从汇兑始发地上缴到汇兑的收款地，一分钱都落不到票号口袋里。
那么，票号经手官款汇兑究竟能获得什么？首先是汇费（类似今天的手续费），大概是每汇兑一万两白银，票号能够获得汇费40两。第二，委托票号汇兑的政府官款，从汇兑的始发地（如云南）到汇兑的收款地（如北京），往往需要20至40天的时间。那么，这笔官款在票号汇解的过程中可以视作可供票号短期使用的无息贷款。尽管清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都严格禁止擅自使用这笔资金，但是票号无法抵抗这样的诱惑，即，把官款贷给商人或者将之用于经济作物投机以肥私囊。然而，如上所述，这笔钱是清廷的。
尽管每家票号的启动资本数额各不相同，但是通常来说，票号的“正本”一般在三至十万两白银之间。除正本外，票号的资本来源还有通常被作为流动资金的“副本”：它通常是在票号开业后随着营业兴盛由财东再次追加的资本。比如1884年，大德通由茶庄转变为票号，其正本为十万两。到1908年为二十二万两白银。
@Wirtz：晋商最终如何消亡？
王路曼：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廷迫于战争带来的巨额赔款压力，逐步推行与中央财税集中收付相关的金融与财政体制改革，并逐步向现代中央财政集权国家过渡，由此导致票号为地方政府提供汇兑的机会日益减少，并最终退出晚清汇兑市场。
然而，票号承汇商人和政府的金融业务在1895 年之后逐渐收缩时，不少票号商人家族的后代除了涉足现代工业，他们在后票号时期（即1912年之后）仍继续参与和投资与金融和汇兑相关的行业，并直到 1937 年日本入侵时才被迫停止。1918年，北京市政府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南城商铺林立的崇文门外大街，有13家钱铺和银号的前身是山西票号。当然此时这些钱铺的规模已经无法和票号在鼎盛时期相提并论。然而，这些钱铺所归属的行会仍沿用了票号时代的名称，即“汇兑庄商会”。值得一提的是，这13家钱铺当中包含了大德通和大德恒，它们是由同名的票号改组而来，财东仍是祁县的乔氏家族。这两家钱铺在后票号时代仍在北京、天津和济南等多个北京城市继续开设分庄，直到1947年才正式歇业。
票号的经营方式
@要月亮奔我而来：票号的功能和运营机制，和今天的银行有什么异同？
王路曼：清朝继承了晚明以来的复本位货币制度。这对从事跨区域贸易的商人，构成了两种挑战。首先，银锭的重量和成色其并未标准化，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商人不得不每到一地，都要改换当地银两。第二，银锭非常笨重，譬如一千两白银的总重在30公斤以上；而且，运输实物白银的危险系数极高。即便在和平时期，通过陆路运输白银，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私人镖局。
在上述复本位货币制度下，从事远程贸易，需要一种更加快捷、更加安全的支付手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票号在十九世纪早期出现了。简而言之，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发行汇票，汇票的本质是作为跨区域间快速流动的信贷工具，在晚清银两与制钱的双货币本位的背景下，为满足区域间与对外贸易过程中对安全且快捷的支付方式的迫切需要应运而生。
诚然，票号和现代银行都具备储蓄和借贷功能，但二者的业务区别大于其共同点。这里用票号和晚清陆续成立的华资现代银行做个简要对比。
首先，票号作为民营金融机构没有货币发行权。而清末各省官银号铸造的机制银元以及现代银行都具有银行券发行权，这对票号的汇兑业务和利润产生了冲击。
第二，现代华资银行，特别是作为中央银行存在的大清银行，还承担起新型的金融责任，例如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中充当“最终贷款人”以缓解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危机。这些政策与制度的变化，都逐渐弱化了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在公共财政领域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