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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人物之: 榆次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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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已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

    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增设大泉玉商号,同治五年(1866)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此外,独慎玉商号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汾阳路履仁先生目睹晚清恰克图商业状况,撰文说:“买卖城内有一东西向横街和三条南北巷子组成,西巷有常家的大泉玉,中巷有常家的大升玉,东巷有常家的独慎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北常”有十家带“玉”字的商号最著名,号称“十大玉”。据《汉口山陕会馆志》称,光绪八年(1882)汉口“北常”的商号有如下十二家:大昌玉、大德玉、大泉玉、三德玉、保和玉、慎德玉、大升玉、三和源、大通玉、大顺玉、泰和玉、独慎玉。

    “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昌”字,号称“十大昌”。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在常氏家谱的“寿序”、“墓表”、“墓志铭”中,多有常氏经商的记载。如常氏九世万达八十“寿序”中称:“翁为榆邑望族,自少英敏,具干济才,方弱冠,遂弃制举,业掭计,然术事无巨细,便能摒弃区划,悉合机宜,为老成辈所器重。中年懋迁有无阅历而话练益精,一切运筹帷幄,克壮其猷,家业日隆。”再如九世常万育八十“寿序”中也赞其经商才能说:“翁未弱冠,读书家塾,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既乃失怙而家计甚切,母独命学陶朱术,翁因顺志北上,据先人遗资,经营二十载,家遂丰盈。”另如常万达之子、常氏十世常怀愉八十“寿序”中称“今初而课读,颖异非常,长而经商,辛苦备至。至于奇迹廛市,更有可法者,林风沐雨,以炼精神,握算持筹,以广智略。其深藏若虚也,有良贸风;其亿及屡中也,有端木风。持义如崇山,杖信如介石,虽古之陶朱不让焉。”又如常万达曾孙、常氏十二世常怿“墓志铭”中,也有“随父服贾张垣,凡筹划经营实左右之”。常氏十三世常维丰“墓志铭”也写道:“君性明敏,事宜张驰,一经裁决,立即决焉,每任一人,皆精明强干,以放生理日盛,富甲一乡。”常氏作为封建性商人,曾积极参于清朝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例如捐助地方书院。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榆次书院,知县赠匾一块,上面写着“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义关风雅”。光绪三十三年(1907),因常氏十四世常赞春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一块,文曰:“士诵清风”。常氏还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输 3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一块,文曰:“好行其德”;庚子后,因助清政府善后经费,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于光绪二十九年(19O3)奉皇上旨赐匾一块,文曰:“乐善好施”。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

    常氏发迹后曾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

    榆次车辋土质不好,即使如此,常氏也未放弃对家乡土地的投资,南北两常在车辋村占有的土地,为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强,约20顷左右。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损失。常氏转而热衷创办近代家庭工业,据载:“望春兄鉴于吾家人众,而资有限,恐一旦竭蹶,无以为生,因议立敦义和蚕桑局和敦睦织布工厂,由京津聘教授,购机器归,率族中子弟不习儒贾者以入,有缺额招生”,“招徒工数十人,结丝物织络带,以作试验。翌年,即栽桑数百株,养蚕数十万”,“至局内设置,如养蚕架、寒暑表及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颇厚,而平汾等处人言及榆次敦义和丝物,尤为赞许”,“及民国肇兴,吾家各埠商肆顿遭损失,工厂货款无出,将至停办”。至十年,以所植成桑,归村公有经理。

    常氏除创办家庭工业外,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有过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十三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O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十三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十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八世到十五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十三、十四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十四世到十六世间,有 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据《常氏家乘》载:常氏十二世常炳仿柳少师书,常佶双钩字时称无双,常怿工画山水及虎、马、蝴蝶等小品;常憬尤工欧阳体,常惺善诗;十三世常维梁楷工柳少师书;常立德既富藏书,且研究考订之学,晚学颜鲁公书;常立爱藏书甚多,研读史学、理学,而且懂数学;常立屏邃于史学,书法则工颜真卿、董华亭诸家;常立方既嗜史籍,为清副榜举人;常维丰工书善画。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十三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十四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考中第51 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 7年,光绪二十九年(19O3)癸卯会试,中第 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土,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曾任常氏笃初学校教务、榆次凤鸣学堂堂长,创办榆次速成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总教务。民国初年移居省城太原,历任山西大学、商专、一中等校语文教师。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十四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O2)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十四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O2)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年到 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十六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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