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庭

　　厦门大学经济学博士

　　继山西、鄂尔多斯之后，同样“因煤而富”的陕北，正在成为民间资本的新贵。近日，新出炉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地处陕北的榆林市所辖神木县、府谷县人口合计71万，“因煤而富”的亿万富豪多达4000人，而整个榆林市“因煤而富”的亿万富豪则超过了6000人。(6月1日 人民网)

　　“与中国一般小县城不同，神木、府谷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两侧，密布的不是小型超市或小发廊，而是鳞次栉比的投资公司。在神木县城最主要的街道密布着50多家银行及上千家挂牌和未挂牌的投资公司。”在这份报告撰写者看来，榆林是个经济发达、富得流油的地方，是一个幸福指数不断攀升、消费指数逐步升级的宝地。然而，在我眼中，我看到的却不是这些夺目的奇观，而是一个个巨大的“生态疮疤”，一个未来“油尽灯枯”之后可能的废墟之地。

　　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总有一天会消耗完。因煤而立，因煤而兴，也可能因煤而困，因煤而衰。如果资源没有带来创新、公平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现在的榆林，就像许多资源型城市、地区一样，繁华散尽之后，必将是一地苍凉。

　　有数据统计，截止2008年底，榆林市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区面积达419.41平方公里，其中塌陷88.143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过万人，而全市湖泊由开发前的869个锐减到了现在的79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些光鲜亮丽的亿万富豪脚下，是数万生活步履维艰“生态灾民”。此外，因煤而富的陕北富豪，也并没有打算回馈这片给予他们财富的土地。在北京，陕北神木、府谷的投资客们，与山西、鄂尔多斯的资金一道，成为首都房价高企中的推手。总有一天，榆林的煤会挖完，当资金一一撤走，那么，除了满目疮痍的田野，就只剩下苍白空洞的城市。

　　一个资源丰富的地区，最后走上的却是贫穷之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世界经济史上，资源大国却积贫积弱，往往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常用“资源劫难”来形容。比如，刚果(金)是非洲大陆各种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有“世界原料仓库”之称，然而，即便自然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独立40年来，刚果(金)的经济发展却每况愈下，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排名榜上，每年都名列前茅。正因为资源的易得性，刚果(金)政府将矿产资源牢牢掌握在手中，由少数企业垄断了开采权，最后，终于形成“只富官商不富民”的局面，不公平、层出不穷的腐败和经济政策的“有意失误”将刚果(金)一再拉入了痛苦的深渊。

　　除了资源配置不公平带来的社会隐忧，还有“因煤而痛”的发展困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西萍乡。当年，红顶商人盛宣怀主办之下的“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钢铁企业。藉此，萍乡搭上了中国近现代化的早班车，成为赣西工业重镇，被誉为“江南煤都”。虽然煤炭的利润，造就了一批批新富，然而，最后给这座城市留下来的，除了触目惊心的山体滑波、地面塌陷，就是农田的减产和绝收，以及难以磨灭的伤痛。

　　现在，山西的临汾、陕西的榆林，似乎正在成为另一个萍乡！“有井没有水，有田不能种，裂缝到处有，走路要小心”，在山西，晋商精神已经从三晋大地一去不返，只留下一座深宅大院，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以及他们令人惊叹的悍马，是污浊的空气，生态的失衡和层出不穷的地质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