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藏天下银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中指出：1500年至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抢劫的白银有一半最终都流到了中国，欧洲各国只是做了过路财神。这么多白银流进中国后，就有相当一部分进入“神秘的窖藏”，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国。

“神秘的窖藏”指的是，当时的晋商为了化解风险，都修了又深又大的地窖，将挣来的钱全部埋到地窖。到票号兴起时，各商家大都在地底下建有银库，晚上备受东家掌柜信任的诚实伙计，背着装满银锭的竹篓，一步一步通过狭窄、幽深的通道，将每锭50两的银子存放在地底深处。

天下世人能放心地将白银交给晋商的票号，是因为他们信得过晋商。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3月18日的平遥专刊中介绍：“和今天银行的贪得无厌相比，票号是完全的商业道德时期。那时候，既没有不良抵押借款，也没有暗箱操作。商人之间的信任如此坚定，使得银行间可以建立一个汇款、信贷和汇兑系统，这是中国最早的融资模式。”

一件破皮袄与十万两白银

体现晋商诚信的有这样一则故事：清末平遥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某日持一数额为100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平遥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这张汇票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日升昌柜上的伙计已经换了几茬，汇票样式虽对，但颜色已经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但日升昌总号的掌柜依旧详细问清汇票的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底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也是走西口的一位商人，在张家口经商，同治年间在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款100000两白银后回程，不幸中途病亡，尸首到家后身上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破旧皮袄。后家庭败落后老太太沦为乞丐，而汇票是她几十年后偶然间从丈夫遗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中发现的。此事使日升昌信誉更具，名声大振，潮水般滚滚白银伴随着信誉和快速的“业务增长”随之而来。

年终分红时财神也有一份

著名的晋商商号大盛魁，创始人是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祁城村的张杰、史大学。大盛魁是清代北方最大的旅蒙商号，鼎盛时期分号百余处，员工有六七千人，拥有约2万头骆驼的商队常年不断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业务重心在内外蒙古地区，流动周转资金在外蒙古即达到1000万两白银以上。在乌里雅苏台的每个柜台长达60—70米，其存货仓库屋顶砖瓦从山西老家运去，宽大坚固，直到1952年仍被蒙古共和国所用，全部资产据当时人们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到北京铺一条路。”

大盛魁的创业也始于走西口。康熙中期，三人一起走西口，起初经营了数年的小本生意，但成效不佳，艰难度日。有一年除夕之夜，风雪交加，有位老人到商号投宿，三人殷勤接待。老人放下行囊后出去找朋友，结果一去不返。三人便将客人的行囊驮子放在库房，每年年关打扫库房时都将它打扫干净贴上封条，等候原主人来取。年复一年，行囊上的封条新旧相叠，贴了厚厚一层，还是不见人来取。十多年过去，三人怕寄物存放太久变质决定打开驮子，开箱一看，尽是白花花的银子。三人反复商量后将这笔钱财当作货款使用，扩大经营规模，并按本计息。几十年过去后，生意越做越大，自己也由年轻后生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头。直到他们临终时仍无人认领，他们便吩咐子孙，把这笔钱当作财神股，所分红利，除非原主，任何人不得动用。这样的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到民国年间，大盛魁后来的伙计还亲眼所见，财神股仍然在参加分红。

晋商的这种诚信体系在很多方面，对顾客童叟不欺，对雇员同舟共济，对合作伙伴恪守信诺，哪怕是一去不复返的过路人，或几十年前的一笔生意，都有一份“不辜负”的情义。

经济学家梁小民这样评价晋商：“他们不玩那种坑蒙拐骗的小伎俩。他们把诚信作为经商的最高准则，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下自觉地去实践。他们的这种商业道德体现在每一个方面，融入到商业行为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的成就证明了‘小富靠智，大富靠德’。成大商者，必有大德，晋商就是这样的大商。”

重走西口路，与大商大德的传统接上气场，使绵延千里之旅成为一次独特体验之旅，深入挖掘晋商精神内涵，弘扬新时期的财富与经营理念，以达对中国传统优秀商道文化的传承和推广，促进当今和谐社会的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