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宝剑，我是火花——高君宇
少年时期，高君宇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和腐败的清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立下救国之志。1912年，16岁的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1915年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后，他立即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卖国行为的斗争，翻印21条全文，广为散发，组织学生游行和街头演讲。
五四运动时，高君宇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学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后，高君宇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该团的骨干和领导成员。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北方地区早期工人运动。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加入这个小组，并根据党小组的指示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当选为第一任书记。
1921年7月初，高君宇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举办的年会。高君宇明确提出“人不可无一种主义”的主张，受到许多会员的称赞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高君宇虽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和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同时抵达上海。此时，四万万中国人中只有50多名共产党员。高君宇既是其中之一，也是山西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2年4月，高君宇从苏联回国，5月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9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担任该刊编辑兼记者。此后，他还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表明他不仅是一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也是一位理论家。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2月7日，直系军法对工人进行野蛮的大屠杀，高君宇毫不退缩，仍然四处奔走处理惨案的善后工作，在总结京张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们工人需要与组织工会之外，还要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
1921年春，高君宇回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5月1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同年8月，高君宇委托北大学生王昉等人利用暑假返乡之际，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集资创办晋华书社。高君宇在担任向导政治生活编辑期间，还通过铁路工人把革命进步书刊秘密发往太原。
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高君宇成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领导成员之一。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高君宇回山西组建了中共太原支部。他还捐助资金为刚刚成立的山西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高君宇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曾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工作。他乘坐的指挥车被子弹击穿，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战斗。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高君宇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并先行回京。在广州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加上旅途劳顿，肺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当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北上散布种种谣言时，他即刻在《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军阀和帝国主义仇视中国最革命的分子（共产党员），并欲破坏其与国民党的结合，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此种结合的成立正是国民革命势力很大的一步前进”。
1925年1月。高君宇不顾病弱的身体，提前出院，前往上海，出席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北京，又立即投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就在这次会议期间，高君宇积劳成疾，病上加病，突发急性阑尾炎......于3月6日，不幸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