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了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其中数量庞大的山西干部南下进入了巴蜀大地，在四川这个第二故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光阴荏苒，这段铸剑为犁、改天换地的岁月随着历史长河渐渐远去，但是当年金戈铁马的南下干部们的功勋、业绩和生命的光荣与不朽将永存于后辈心中。
有人将南下的地位与长征并列，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干部队伍‘大迁移’，因此我们记住了长征，也要记住南下。
在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在民族融合发展的趋势中，越来越多的山西老乡追随着先辈的脚步南下四川，在这里落地生根。虽然离乡背井，但是在四川，因为有‘南下先辈’、商会大家庭，异乡也是家乡。
四川省山西商会从2006年成立至今，团结了诸多入川的山西老乡，有‘南下二代’，也有新时代入川的创业者、企业职工、医生、教师、学子……
作为新时期‘南下大军’的一员，我们拥有北方血脉，却扎根于南方水土，因为在这第二故乡，我们仍能看到‘南下干部’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到他们当初改天换地的热血与智慧，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忘记先辈和这段历史。
因此在政治建会的引领下，商会特设《南下记忆》，回首南下岁月，讲述南下故事，赓续南下精神。
财贸工作
刚去了有一个多月，没有正式分配什么具体业务，临时给点业务。当时地委第一书记戈润生，他可能对我进行一段工作的考验，不久宣布我分管财贸工作。初开始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下决心钻进去。深入基层城乡，深入实际，干一行爱一行的，把每个商品进出手续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掌握到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越来越感到很有兴趣，对财政、粮食、收支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逐步理解，经过实践取得了其中的不少经验。经过几年之后，才把财经工作摸到了一些门道。曾多次受到第一书记戈润生的表扬，认为：“张专员能吃得苦，背上被盖，带领上专区财贸经济系统的干部，深入在山区苍溪县，研究山区的财经工作的问题。”那时主要研究大山区群众生产的公粮、土特产运不出来，农民用的工业品运不进去。经多次请示省上解决山区交通问题，后省上多次拨款新建去苍溪山区的公路，交通逐步得到改善。
1955年—1956年是南充的黄金时代，农民数千年受地主剥削，收成地主分走大部分。土改以后，农民有了土地，劳动成果全得，自然农民生活大大改善。我初到南充，当年全区12个县市粮食总产量45亿斤，全区人口是600万，征购粮食6亿5千万斤，占总产量的15%。除征购及种子外，人均口粮500斤左右，高的700、800斤，全区国家库存粮食17亿斤，好的地方如岳池、武胜、广安、苍漆人平800斤，这是从未有过的好光景。农民经常卖猪难，猪多肥多，粮食也多，征购又少。一元钱买3斤肉还要退一毛钱，三分钱一斤谷子，征购的粮食运不走，又没有仓库存放，就放在农民家中，农民意见大得很。1956年—1958年生活逐年有上升，粮食确实很多（1957年反右对农村基层影响不大）。城镇饭馆不要粮，猪肉不定量，一斤猪肉0.29元、一斤鸡蛋0.10元，农民讲话，卖猪、卖蛋难。政府为此而发难。国家商业部门收多卖少，供过于求，为推销不出去而发难。可以说是土改后农民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生活。互助组人民很满意。进入初级社以后，生产和人民生活就比不上互助组时期好，群众有意见不敢提，干部更不敢提。
1957年、1958年生产很好。1958年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是空前的。但毛主席犯了一个极大的失误，1958年上面提出了大跃进、三面红旗，生产上乱指挥。1959年—1961年连续3年生产大减产，但国家征购大增加。我在1956年初到南充的那一年，国家征购只有6亿斤，以后增加到11亿斤。1956年总产45亿斤，征上6亿，农民有39亿斤，农民每人还有600多斤，生活很好了。
大跃进
1958年以后，进入大跃进。这段主要主管财经工作，接触农民的机会少，大跃进中农民遗留的痛苦还不太深，认为大跃进要进入社会主义，大概是要有个艰苦的转变过程。认为是一种私有制的改善是要经过许多痛苦，不然到不了美好的社会主义，所以对大跃进很有信心，认为这才是真正搞社会主义，干劲也很大，看不到大跃进有什么错误。当时我们共产党的威望非常高，全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万分高涨。那个时期工作十分辛苦、几乎天天熬更守夜。
提出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集体劳动、集体吃饭，报酬工分制，多劳多得，认为粮食吃不完，1/3土地种粮食就够了，1/3种树木，1/3种经济作物。南充提出三化：道路车子化、住房瓦房化、吃饭食堂化。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还有的改为试点公社一级核算。生产上的瞎指挥那就更严重了，提出密植一亩小麦地用种粮50-60斤小麦，其他用种量也增加几倍，要亩产几万斤，有的要达到几十万斤，严重违反自然规律。由于种子要求技术过高，推迟下种季节半月到一个月，用种量又大。这种办法连续二年（1959年—1960年），从此粮食总产量下降到20几亿斤，但是地委上报仍然是70几亿斤，可想弄虚作假到何种程度。但省委仍然认为报的不实，有瞒产不报，又提出反瞒产运动，搞得人哭笑不得。
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一万人上下的人口，组成一个人民公社，下设生产大队，人口在1000人上下；大队下设生产队，人口在100人上下；生产队下设生产组。初期以生产组为核算单位，以后逐步提为大队核算，少数地区开始了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试点，但没有推开。小组核算时，生产就大大次于土改后的单干。生产队核算时，情况就很不好，农民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大队核算时，就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总之，核算单位改变一次，情况就逆转一次，不但人民生活下降，而且集体财产损失一次。生产的管理方法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评分、计分，统一在食堂就餐，五统一的半军事化的方法管理小农经济的个体农户。
农民除白天劳动外，晚上还要打着火把出夜工，为之“大跃进”，有的吹嘘卫星田亩产上万斤，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鸡毛可以上天”等等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错误口号，实际上都是吹起来的，说的是假话。但是当时只能相信，不能怀疑，如有怀疑，就要打成右派，或接近右派。右派在政治上实际和地、富、反、坏人是一样的政策。农村每个月要召开一次地、富、反、坏右5类分子的训话会，实际上把右派列入地主的行列，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子，成为摘帽子右派，也还是右派。不能出门，上街、赶场都要请假，失去人身自由，有的气愤不过，自缢身亡。
粮食收后，不准分粮到户，规定“粮到堂”口粮由食堂保管，其余的统一由大队统一保管，个人只是凭基本口粮和自己的工分粮按趴窝计数，该吃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工分的小孩、老人、残疾人只吃基本口粮，困难时一顿饭平均只有一两多，最多二两粮。当天由出工人数大家评议工分，收工后评议工分都要一、二个小时，因为评议中有不公，而经常有人发生争执。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出工一窝蜂，人多做活少，人心不齐，生产上不去，人们仍然是吃不饱，处于饥饿状态中。另外，规定不准私人开火做饭，防止偷田里的粮食，破坏集体事业，看到哪家屋内冒烟，就要遭殃，还要在群众会上受到批斗。
以后在大办钢铁时，干脆把各家各户的做饭锅一律没收，炼了钢铁。此后有些年轻人饿急了，在田里偷东西生吃。为了巩固公共食堂，《四川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谁要是破坏人民公社就要当反革命论处》。从此，老弱病残孕、小孩就遭了大难，大雨天里、数里之外，满山小路上扶老携幼的一天三顿往返去就餐，真是难于上青天。看到老百姓的这种境况，我当时惊呆了。我们当干部的真是欲哭无泪，万分难受。国家政策一旦失误，给农民带来多么大的苦难。
全面实施公共食堂，西南局领导李井泉算这个账，说什么一户一个做饭的，这要浪费多少个劳动力，提倡90户一个食堂，用几个人做饭，其余劳动，能省许多劳动力。这样增加不少劳动力，能够给国家增加不少财富。有个公共食堂，每家做饭的锅没有用了，全部收集起来炼了钢，这样给国家增加不少钢铁。
生产上的瞎指挥，害人不浅。瞎指挥严重违反农时，技术上违反科学，提倡什么密植，愈密植愈高产的论调。一亩春种下到40—60斤，一亩谷种30—40斤，变成一把草，不结果实，这个瞎指挥相当严重，损失也最大。提出密植才能高产，但是过分了就变成灾难，一亩地小麦用种量一般情况下，用20斤左右就很适当，可以取得高产。大跃进提出一亩地用种量达到40—60斤，认为越多越高产，结果长成一片草坪，不结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水稻旧的规格是：宽、行、距，以斗底为准。省委统一规定一、三寸（行距三、窝距一），全省就按照统一的规定尺寸执行，不得违抗。因为插的太密集、用工多、插秧时间达一个月之久，贻误一个多季节的生长期，同样和小麦一样，长成一片草坪，未结种子就倒了。这两项大宗作物损失是很大的，没有人敢去总结这些失败教训，一律推给天灾造成的灾难。
另外，高征购。吹得高产，实际上成倍的减产，反说大增产，多数不敢讲真话，谁讲真话谁倒霉，把你打成大右派，正宗三代也翻不了身，同地主一样的政治待遇。敢讲真话的人，大都吃了大亏，只能按一把手的口径讲，不能乱讲。当时省长李大章主管财贸工作，60年在省上召开财贸会议，会上李大章要我报南充粮食总产量，要报实数，不能虚报假数字。我在会议上提出：“粮食总产量这个数字不太好报，地委有地委的产量数字，财贸有财贸的数字。财贸的数字是用算盘打出来的，国家多少，种子留多少，农民口粮多少都是算盘珠子一级一级打出来的，与地委掌握的数字不一样，看从什么口径报。如不按地委的数字报就是不服从党的决定，没有党性，报财贸的数字是搞分散，各行其是是反对大跃进的成绩。”后来李大章省长心中有数了就没有让我报，其它地区就按照地委的数字报。会后李大章就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我以为是要挨批评，没有想到没有受到批评，他让我如实报出财贸上掌握的实际产量数字，我想可以说真话了，我也担心，左右为难，但是又不能瞒上级领导。他说：“你讲，你不怕，我保证没事，你讲吧。”我讲：“财贸上的数字见过秤数，公家拿多少，留多少种，农民吃多少，这多是过秤的，一点没假。财贸系统用算盘核出来的数字是20亿斤，国家是11亿斤，种子除去2亿斤，农民口粮8亿斤，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算下来大约每人每天3.75两，饿死人情况时有发生。”李大章听到我讲后，眼眶中似有泪珠。我报了真实数字与地委的70亿斤数字差距巨大，但第二天的会议，李大章提到南充的情况只是讲，粮食产量上不能扮虚假，这关系到百万人的生命问题，其它专员也没吭声，我们只管财经的，农业生产是地委第一书记在管，产多少我们心中无数，只有按照地委统一口径上报，这是地委的决定，不能任意上报粮食产量。以后省委规定农民口粮不能低于一天半斤。老实讲，一天半斤粮，如何劳动，谈什么大跃进呢？但是实际上粮到不了半斤，只有几两，全区究竟是饿死了多少人，不敢讲这个数字。大章省长是四川人，当地有很多亲友，还是了解一些情况，他认为我讲的数字是符合实际的，从农村食堂看农民吃的饭就看到，菜多米少，甚至只有糠、菜，没有米。
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处理，人人害怕，谁讲假话谁升官晋级，谁讲真话谁倒大霉。在1958年庐山会议后，四川整人的手段也是恶劣的。庐山会议后，先不在会上传达，先叫你看彭德怀的意见书。看后让你发表意见，认为彭德怀讲得如何，南充地委就是这样做的。有几个常委（军分区政委老红军），还有个南充专署副专员某某（红军老干部）自然对军队老首长战功赫赫彭德怀大元帅是拥护的，看了彭德怀发言后讲：“彭总说得好，符合下面的实际。”我是常委地委副书记专员，内心想：彭讲的很对，确实符合下面的实际情况，但是这次会议，来势不同以往。过去省委开会，起码去两个书记，不是工业书记就是财贸书记，这次只通知他一个人去，这是一有点不同。二是每次地委书记来，先要在常委会传达省委开会简要精神，然后定出决定后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并放下省委开会中的一大堆文件，常委随意翻阅。这次没有文件，只是讲明天先看文件后传达。另外我前几天看《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有些说法不太对。第二天常委会议只给一本彭德怀意见书，我就想了一番这里有问题，特别看到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犯有小资产阶级冒进的错误”，我就估计这是有所指的，所以就没有正面肯定这个文件的正确性，果真这就碰对了。有几个人几乎脱不到手，卫广平这个人这点还是对，他说都是几个长征干部，认识上有点偏差就算了，只能在常委中不外传了。就这样过关了。省委用这种考试的办法目的从中抓右派出来。今天看来把正确的意见当做反党的意见，用考试的办法抓更多的右派，这种手段太恶劣了。全省这样抓出了不少的右倾，以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在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面红旗，谁要反对，就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甚至关进监狱，置于死地。
进行了3年的大跃进，改变了农业和工商的关系，建立了人民公社，粮食生产量最低降到20亿斤，相反的征购粮上升为11亿斤，国家库存下，200—300万斤。一年外调5亿斤粮食，大部分调外地支援大城市和其他各省。说明四川成绩大，对国家贡献也大。农民口粮，除去征购粮、种子外，每人每天平均只有3—4两，职工口粮由原来的30斤降为19斤，我们也是与民同甘共苦。当时的口号是“粮引路，菜当家”，实际上不可能有更多的菜，人们不得不处于一种饥饿状态。
这就是大跃进的简要情况，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事实，现在听起来是个奇闻，确实有点可笑。追其原因集体所有制上升过高过快，这完全是一种空想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幻象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样一来，很快就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走在苏联老大哥前面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贫二穷，解决好全国人民吃饭穿衣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四川是农业大省，盆地气候温和，农业基础条件好，增产潜力大，要求各级主要领导抓好农业。但是川北南充丘陵山区条件不好，年年旱情严重，农民十分贫苦。分管农业干部也就十分辛苦，长期带着被盖下乡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我提拔为副书记后改为分管农业，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止。3年灾害期间，地委第一书记戈润生同志因医疗事故病逝，与我是同年人。戈去世后，原来管农业生产的书记卫广平接任第一书记，卫让我主管农业，我再三推辞，卫不答应。他认为我工作勤劳肯深入基层，适合抓农业，我的理由是习惯了搞财贸工作，原来不懂，后来下决心搞了几年工作刚刚顺手不愿再换工作了。我提议原地委某部长下放任县委书记几年，调回来地委管多好，卫讲：“某某某下放几年你还不知道吗？他搞得很不好就调回来，他抓农业不行，谁听他的，这个差事非你来承担不可。”
1960年专员吴致中调云南省了，正式任命我为专员。因为分管农业经常在基层，田坎边上转，所以专署行政事务我就很少过问。那时党政不分，地委部长签发的文件就由专署和专员名义下发，当时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我也就很少管专署的事情了。但是专署办公室主任讲：“你们凡是要以专员的名义签发文件。”我就又让专员亲自过目，因为其中确有不像话文字语言，有违专署政权威信，挡了不少文件。有一次地委有人提议任命一位乱搞男女关系的部长当副专员，而且名声很大，抱上私生子上门找他讨生活费，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而地委有人就是要选派这个人当副专员。当时我在省上开会，卫电话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不同意。我的意见是：此人工作能力还是可以，但是品质不好，男女关系搞得满城风雨，有毁专署的威信，请常委再次考虑另聘人选。以后没有任命此人。此人在文化革命中向我报复，带头贴我大字报，说我讲“大跃进搞的个屁，大办钢铁连个上门的铁钉子都买不到，还说大跃进口粮不够吃，饿死不少人”，不少伤害我的话。严格讲这不是伤害我的话，而是反映了我当时真实想法罢了，但语气中并非如此粗俗。
1962年—1964年3年是基本恢复时期，人均口粮300斤，有的地方还只有200斤左右，只能达到不饿死人，还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因为纠正得不够彻底，还是生产队一级核算，怕再出现饿死人，时时处处防止左。
1964年—1965年经济情况逐渐有所好转，但是左的倾向基本没有转变。这两年农村重点是分期分批的在整社，实际上是在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认为农村根子没有扎对，要重新扎好，根子要扎在真正的贫下中农身上，所谓的扎根串联，一个生产队一个月的时间，要扎到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好根子。
根子扎好后，整顿农村的阶级队伍。南充火花公社是省委和西南局的试点公社，从贫下中农中重新找出漏划的地主90多户，最后核实为60户。还说是川北土改就是不及川西彻底，是走了过场的。群众反映“昨天还是贫农，今天就变成地主了”，搞得人心惶惶，不知哪天祸从天降。随后又搞什么新的暴发户，把因为出售自留地种植的菜，划为暴发户，当作新的地、富分子对待；又提出打击批判新的冒尖户，生活搞的好的一点成为冒尖户，农民人人怕冒尖，怕划成新富农。
棉花试点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地主阶级，以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早日恢复发展农村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
棉花是涉及亿万人民的穿衣问题。当年国家对棉花种植非常重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每年在北京召开棉花工作会议，各级干部抓得很紧。以后，我就长期在南部建兴蹲点，指导全区大面积棉花及农业生产。分工就是凡是搞社教的地区县，生产就归社教管，我主管非社教地区的生产。
丘陵地区的南部、西充一带是从清代以来就种植棉花，是历史悠久的棉花老产区，有基础、棉农经验丰富，所以地委农工部、农业局、农科所的干部技术人员一直在南部建兴长期试点，研究摸索棉花及其他作物生产技术，指导大面积的农业。长期蹲点的干部有王以恂、杨成谊、张良茂、王伟、熊凡等，我们一年四季在田边、地头和当地农民交流、实践棉花种植生产技术，不断地总结提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全公社2000多亩棉花平均亩产达到 160斤、小麦亩产400多斤、水稻亩产1200斤，粮棉双丰收。全区的生产会也就经常在点上召开，对南充大面积农业粮棉生产起到了指导作用，得到了省上的多次表扬。
我搞的点，省上主管农业的领导副省长李林枝又很感兴趣，认为搞得好，（特别是对预留宽行，种小麦，种粮棉双收益。这也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在外国的农业资料中看到有这样的办法，我试种了一亩后确实做到粮棉双丰收。以后就在建兴搞。）认为我在南充搞的生产是全省较为先进的地区，省上专门为此多次开过农作物现场会，在全省推广，直到现在全省有不少地区，实行宽窄行下种，前后季节交替，增产效果很好。
因为我有个思想认识，大跃进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上的瞎指挥造成严重损失，原因就是认为群众的生产方式是旧的，要改造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但在没有新的可代替之前，只有用旧的，盲目地取消旧的，那自然是瞎指挥嘛。大跃进就吃了这个大亏，现在还不接受。西南局领导是在花园里种棉花的，不是全面的经验拿来再向大面积推广，那就是新办法吗？如果他的办法一亩种1700株，农民只有喝西北风了。我的想法是：既不懂生产又没有新的有效的生产办法，只有在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逐步摸索改进，总结经验教训，否则农民要受大害，国家自然也要吃大亏的。我也认为，我们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应该有的基本素质，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千方百计的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尽力给农民留够种子和基本口粮（说实话也是尽力而为）。我经常下乡，不仅听汇报，还要挨家去农户家里揭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有没有米吃？一个月能吃几回肉？看到农民们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其次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去解决实际问题。要敢于说真话，不要随波逐流，在大势面前抵不住也不要做墙头草，两边倒；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
作者：张涛
张涛同志系山西柳林县人，1917年9月出生，193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战争年代历任山西离石县牺盟会工作员，山西青年决死队教导九团组织干事，山西方山县公安局指导员，方山县第一、二、三区区长、书记，方山县贸易局局长，晋绥行署民政处科员。
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川西民政厅科长，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南充地委副书记，南充专署副专员、专员，四川省农科院院长、党委书记，四川省农业机械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
1982年12月离职休养，于2005年12月3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