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从明代兴起，明代实行纳粮换引的“开中制”和其后实行纳银换引的“开中折色制”，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占据地缘优势的晋商提供了边贸的绝佳机会。
山西本地不生产茶叶，福建、湖南、湖北等长江以南地区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但是晋商却是万里茶路的开拓者，恰克图市场开放以后，晋商又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垄断者。山西地处内陆，但是晋商却是票号业务的创造者，是金融领域的执牛耳者。是什么原因使晋商如此成功呢？
从宏观环境来看。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对工商业者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像减轻税负、徭役等，使得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性的籓篱逐渐被打破，商品交换的地域性限制逐渐减少，这就为商品的长距离贩运提供了可能。
同时，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商业资本、商人活动范围、商业规模都显著增加，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以工商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城镇不断增多。从获利角度来看，经商比务农、务工甚至做官收益更高。
在光绪《寿阳县志》中记载，一个七品县令的年俸加上养廉银，每年不过1045两。而祁县乔家票号大德通在1892年每股分红3040两。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商比务工甚至做官收益更高。
从自然环境来看，山西山地多、平原少，土地贫瘠，人均土地数量较少，十年九旱，与江南地区相比土地不适合耕种。但是山西自然资源丰富，铁矿、煤矿等矿藏储量都很大，山西也是全国较早从事采煤、冶炼的地区，山西的铁器制品在塞北地区存在广泛的市场，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晋商从事其他商业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地理位置来看，山西西部、南部黄河环绕，东部为太行山，地处我国交通要冲。向东是山东、河北，北方商业经济中心天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向西是内陆腹地的陕西、四川；向南是河南、安徽、湖北和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向北则是塞外地区。与塞外地区接壤使得晋商通晓北部少数民族语言，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需求，这就为经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相对其他商帮更具有竞争优势。
从晋商自身来看。首先，晋商具有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勤劳经商、诚实守信的传统。从福建武夷山到恰克图行程万余里，既要经过水运又要经过陆运，行程中既有山地，又有戈壁荒漠，许多地方人迹罕至、杳无人烟，没有从小锻炼出来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精神，不可能完成如此艰险的行程。晋商勤劳经商、诚实守信，晋商外出经商往往几年时间才能回家一次，回家的时间也很短暂，勤劳工作是致富的根本。
晋商诚实守信，无论是从事茶叶贸易还是票号经营晋商都秉持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在恰克图晋商的茶叶商品甚至充当货币的角色，晋商能够从十大商帮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纵横商海几百年，晋商的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次，晋商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善于捕捉市场需求，充分的了解市场信息。市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使得商业嗅觉敏锐的晋商在恰克图市场开放后，抓住有利时机，虽不处产茶区，但毅然投身茶叶长途贩运贸易，并获得了高额利润。
第三，晋商在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善于创新，具有品牌意识。晋商还具有品牌意识，注重品牌的打造和品牌的营销，晋商最早研制出砖茶，并给砖茶打上自身企业商标，这样做有利于运输并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耗，便于自身企业产品的推广。
第四，晋商注重乡里关系。晋商与徽商的不同在于，徽商在经商过程中注重血缘关系，而晋商更注重乡里关系。晋商经营中注重乡里关系，聘用之前，会严格考核，一旦聘用便委以全权。
从晋商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来看。晋商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最大的地域性商帮与他们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建立的一套富有运营效率，具有较强历史适应性的经营管理制度分不开。任何一种新制度的产生都是在市场需求作用下，不断发展演变的结果，晋商所实行的股份制也不例外。晋商股份制的发展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首先是贷金和“纲”的出现，明代政府为了解决边塞驻军军饷问题，创行开中制。晋商充分利用地缘上的优势，南下北上，贩运粮食、草料等物资。晋商经营初期，资金规模普遍较小，一些晋商为了解决自身资金不足的难题，便实行了贷金制。所谓贷金是指通过借贷资金进行生产经营，贷金与独资相比资金的运营效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是生产经营上的一大进步。
所谓纲即行帮。在早期经商过程中，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交通条件落后，风险性较大，商人们采用行帮形式，按照籍贯结合在一起，进行长途贩运贸易，可以有效降低长途贩运风险。股份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朋合制，明代中后期以后开中制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折色制，为适应这一转变，晋商也开始主动调整生产经营制度，朋合制开始实行。
朋合制是一种跨地域的劳动力和资金的组合形式。它能够将不同地域的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更好的组织起来，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发展。股份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伙计制的产生。由出资者赋予伙计资本，伙计实际上扮演了代理人的角色。
贷金制、朋合制及伙计制在商业组织形式上是比较松散的，但都包含股份制的因素，它们在产生的初期都是有效率的，但是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一种制度的效率往往会不断降低，这时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完善制度，克服原有制度弊端，对制度进行创新。
晋商股份制的真正产生是在明末清初。股份制相较于贷金制、朋合制及伙计制而言，在生产经营上是更有效率的。生产经营上的效率性首先体现在产权上，股份制在产权上是清晰的。
产权上的清晰具有更好的激励性，能够激发伙计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股份制在生产经营上更有效率还体现在它能够更好的协调劳资关系，股份制能够把财东和伙计利益更好的统一起来，减少经济运营中的摩擦，提高经济运营效率。
股份制在生产经营上的效率性，还体现在企业资金融通方面，股份制的实行可以更好的融通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生产运营成本，能够更好的满足大商业的需求。
从晋商信用体系来看，晋商的票号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的银行信用形式。随着地方区域性市场的发展以及区域性市场间交流的增多，需要更为发达的信用体系来支撑，晋商的票号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产生更好的解决了资金的异地汇兑、结算问题，降低了大量资金异地运输的安全性和成本问题。
合盛元、大德恒、大德通、三晋源等票号的建立使得晋商执全国金融牛耳。票号的这种特性也使得票号经营往往与茶叶贸易结合在一起，催生了一批资本雄厚的晋商茶票庄。
从商业信用来看，以旅蒙晋商为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广泛采取了赊销的方式。蒙人日用所需常年不断，但是各类畜产品的出售却有季节性，因此晋商广泛采用赊销的方式以解蒙民燃眉之急。实际上这一商品销售过程，也是晋商向蒙民资金借贷过程。
除了赊销之外，晋商还在商品采购过程中采取预付货款，商品销售过程中采取延期支付等多种商业信用形式。借助于这些商业信用晋商占领了商业市场，获得了高额利润。从晋商职业信用来看，晋商通过自身的素质教育、文化教育、制度约束，不断提升自身职业信用。
学徒五年内不得回家，出师后每三年回家探亲一次，不得在营地结婚。凡是被开除人员，别的票号一律不予以录用。通过这些严格的信用约束，晋商培育出了极其出色的职业商人群体。
总之，明清时期晋商之所以能够纵横商海几百年，执中国金融、商业之牛耳，从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来看，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商品交易、流通的范围不断扩大，商业资本规模急剧扩张，出现了期货等新的商品交易方式。
与以前社会相比，虽然重农抑商的现象没有根本性转变，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国家对商人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并且为一些商人提供了生产经营上的特权。
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地理位置临近塞北地区，山西北部自古就是军事重镇，国家派有重兵把守，存在大量军事需求。万里茶路横贯而过，山西是连接南方产茶区与中俄恰克图市场的重要通道。从晋商自身来看，不畏艰险、勤劳经商、勇于开拓，商业嗅觉敏锐，善于捕捉市场需求，具有品牌意识。
从晋商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来看，晋商在生产经营管理中实行过贷金制、朋合制、伙计制等生产经营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扩大了生产经营资金来源，调动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有制度的缺陷也不断显现，晋商也不断进行着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并最终创立了股份制经营。股份制经营明晰了产权，理顺了劳资关系，扩大了资金融通，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
从晋商信用体系来看，在金融信用体系上晋商创立了中国最早的银行信用体系，在商业信用体系上采取了赊销、采购商品上预付货款、销售商品上延期支付等多种商业信用形式。在商人职业信用上不断的通过职业教育，通过规章制度约束，培养晋商职业商人精神。晋商的崛起、发展、兴盛并不是偶然的，晋商的商业创新精神使得晋商能够适应周围商业环境的变化，并在商业变动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
晋商在长期的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的这些经营策略、管理方法、激励机制、资本运营管理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的生产经营管理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