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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浩里:晋商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发布时间:2023-02-04 22:35     浏览:5636    
核心提示:专访山西万里茶道文旅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范浩里中新社记者 胡健作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的晋商,曾在中国明清时期以商贸金融为中心进入中国产业、贸易和金融领域主流地位,开创万里茶道百年票号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晋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曾经的世界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晋商孕育出的精神内涵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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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山西万里茶道文旅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范浩里

中新社记者 胡健

作为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的晋商,曾在中国明清时期以商贸金融为中心进入中国产业、贸易和金融领域主流地位,开创“万里茶道”“百年票号”的五百年商业辉煌。

晋商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曾经的世界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晋商孕育出的精神内涵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近日,中新社“东西问”栏目独家专访山西万里茶道文旅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范浩里,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晋商崛起的历史是什么,有何发展脉络?当时的晋商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范浩里:山西是中华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秦汉到唐宋,由于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加工制造业初具规模,为商业流通和发展提供着物质基础。进入明初,晋商借助明王朝建立九边、解禁盐务、边地屯田、边市贸易的特殊市场需求,开辟了国内长途贩运的商业模式,并迅速获得河东盐引,进而进入两淮和长芦盐市场,独享盐利长达百余年。

直至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朝廷将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直接挑战晋商“极临边镇”的地理优势。山西商人以“朋合制”“东伙制”等经营模式集群而行,从开中地区的边镇市场逐步走向全国,完成了“边商”向“内商”的机制转换。晋商通过盐运盐务、粮油布帛、茶叶陶瓷、白酒生烟、药材颜料以及冶铁制品等物产的跨境营销,将商业贸易、物流运输、钱业典当等多种经营的触角,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北和西南疆域延伸,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

入清以后,随着战乱平息,中国出现了版图一统、政治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开发边疆地区经济贸易创造了较好的营商环境

在200年茶路的开拓中,山西茶商以集群式发展和集团化经营,开创了南“吞”北“吐”的产业格局和内贸、外贸相依相济的竞争优势。在促进中蒙俄茶路城市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演清代山西茶商入城表演,再现茶叶之路盛况。刘文华 摄

中新社记者:晋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过程中,晋商取得哪些辉煌成就?

范浩里:在晋商的发展中,历经盐路300年、茶路200年和票路100年的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以“集群而行、集团而营和集成而治”的商业模式,逐步从国内商业经营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明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逐步改变,加快了山西地域性民间商帮集群与资本集团的迅速崛起。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沿海沿江重要商埠的对外通商,推动了国内商业贸易的结构调整。晋商原有的钱业典当、账局银号及押镖护镖等传统服务,也受到近代交通工具和电讯技术进步等新兴市场的挑战。

于是,一大批财雄巨贾开始从商业资本中剥离金融资本,开创了商品交易活动中专营银两存贷与异地汇兑的专业金融机构——票号。在清代,晋商50多家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内外127个城镇、码头开设560多家票号分庄,并通过分布在各省的千余座商人会馆,开展了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形成了与万千商业过载店、批发商相依相济的商网覆盖。

游客在山西平遥古城内的“日升昌记”票号参观。日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太、祁、平三大票帮打造的金融集聚区为什么被誉为“中国的华尔街”?

范浩里:太谷、祁县、平遥是明清时期北方票号的发祥地,因此成为以票号为核心的金融总部集聚区,集聚与扩散晋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营造了近代中国的民间商业帝国和资本化生存环境,从而造就了晋商在中国近现代金融汇兑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地位。通过对外开放金融枢纽,进一步扩大国际经贸往来,甚至把票号、商号拓展到日本、朝鲜、俄蒙地区及印度。

1927年,山西省教育部颁印的《高小商业课本》第一册设置的第三课《太谷》就描述了这样的繁荣:“太谷是山西全省的第一个商区。在商业界的势力,可以左右全省金融,城内商号栉比,又多为批发庄,它的支庄遍布全国。”美国人罗比·尤恩森的《宋氏三姐妹》一书对此也有所记载:“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山西太谷老城街巷。刘勇 摄

中新社记者:晋商通过何种商业模式与治理方式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对现代经济发展有何启示?

范浩里:晋商数百年的兴衰成败,为中华民族书写了一部独特的营商文化史。他们在道德信仰、产权制度、经营谋略、管理智慧、组织体制、人本激励和市场信用中,打造出晋商独树一帜的发展模式与人文精神谱系。

一是“商儒并重”的文化底蕴。晋商在数百年的商业实践中,以商与儒的和衷共济,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儒轻商的传统习惯,把商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形态及社会价值创造过程,与儒文化的道德人格诉求完美结合,营造了商儒并重的社会氛围和士魂商才的价值取向,精准地诠释了“商”与“儒”的内在规律与辩证关系。

二是“义利谐调”的经营思想。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帮集群,能在历史演进中矢志不渝地从事贸易金融活动数百年,其核心就在于“义”和“利”的和衷共济,把“以义制利、以利弘义”的逻辑力量,运用于行商济天下的商业实践,开创了晋商修身立业的道德范式。

山西平遥古城外,身着古装的演员饰演清末商人。韦亮 摄

三是“劳资共创”的发展机制。晋商开创的以“身股”与“银股”为核心的“顶生意”制度,是一种“劳合”与“资合”共创共享的资本组织形式和利益共同体模式。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成功地打造了晋商“劳资共创”的文化特质和发展机制。

四是“家国兼济”的责任担当。晋商发轫与发展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作为民族资本的基层力量,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就是重仁义、行大道、舍利积德、行商济世。诸如晚清时期山西的“抗英保矿”运动,就是由晋商渠本翘、刘笃敬、崔廷献、常旭春等一大批商界精英组织发动,绅、商、学、民全面参与的反帝保矿斗争。他们以大商视野与家国情怀奔走呼号十余年,不仅筹资数百万两白银夺回矿权,而且投资创办了清末山西首批采矿企业、冶铁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

“晋商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资源之一,处在深改转型关键时期的各类市场主体,应借鉴晋商的“义利观”,破除创业“富不过三代”的传统周期规律;应借鉴晋商的“劳资观”,创造转型期劳动与资本共进共创的激励方法和兼容模式;应借鉴晋商的“财货观”,揭示和深化产业链竞争的商业伦理和市场逻辑;应借鉴晋商的“家国观”,激发企业创造社会价值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无人机航拍平遥古城。韦亮 摄

中新社记者:晋商如何打开国际市场?如何看待晋商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范浩里:国家的发展环境与政策导向、产业的资源配置与转换效率、商人的战略眼光与经营才能,是明清时代晋商打开国际市场的三大动因。

近代学者严慎修在《晋商盛衰记》中写道:“南则江汉之流域,以至桂粤;北则满洲、内外蒙古,以至俄国莫斯科;东则京津、济南、徐州;西则宁夏、青海、乌里雅苏台等处,几无不有晋商。”在被称为“世纪动脉”的万里茶道上,晋商与陕商、京商、口商及蒙商、俄商、欧美商,共同掀起一场东西文明的大碰撞、大交流与大融合。

以榆次常家为代表的晋商集群一直把市场扩展到俄罗斯的中心腹地,商号开到了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赤塔等地,将万里茶路又延伸了1300多公里。中俄茶贸交易量也从乾隆年的83万卢布增至道光年的1240万卢布。随着晋商车帮、船帮及驼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晋商也为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等作出巨大贡献。(完)

受访者简介:

范浩里,1944年生,山西晋中榆次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晋商文化研究,现任中国未来研究会研究员、山西万里茶道文旅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长期研究晋商发展史及其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发表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传承应用》《山西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历史存在锻造了“万里茶道”与“晋商精神”》等百余万字的论文。 

 

投诉邮箱:tougao@shanxishangr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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