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采煤，一是零售给当地用户，一是运到城里出售，还远销到陕西、河南诸省。当地县志记载了采煤与贩运的盛况：“车推舟载，日贩于秦”，其发售给河南“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很明显，采煤与发售已形成了规模，商行应运而生。生产与贩运逐渐商业化，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与采煤相比，山西的制铁业亦较发达，是全国最大的冶铁基地之一，每年给朝廷征解平铁8万斤。晋城是全省的铁货业中心，到鸦片战争前，全县有生铁炉1000多座，熟铁炉100多座，铸铁炉400多座，其生产规模十分可观。
山西的制盐业发展到乾隆时期，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所产油盐供应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172个州厅县。为国家提供盐课银逐年增加，如乾隆五十六年增至3682两。”像山西这样一个小省，出盐课如此之多，可见其制盐业规模之大。
在其他行业，如食品、棉纺、制瓷等，也正脱离家庭自产自足的生产模式，向商品生产转化，投放市场，参与竞争。著名的老陈醋、汾酒等，在乾隆时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新技术和新工艺保持了它们的特殊地位。
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形成商品集散中心，进而形成规模不等的城镇。《山西近代经济史》一书提供了诸多实例。如，大同是山西省北部最重要的城市，邻近内蒙，即成为内蒙与内地商品交流中心。太原为省会，处全省经济与政治中心，《太原府志》修于乾隆朝，描绘当时人口状况称：“有举袂如云，挥汗成雨之盛。”
晋城为山西省东南地区的工商业中心，为山西与河南的交通咽喉，外省商品大都经此进入山西。运城以产盐，经营盐务取胜。其他如长治县的荫城镇、介休县的张兰镇、晋城的南村镇、大阳镇，右玉的杀虎口，阳曲的青龙镇等，都是康乾时出现的著名城镇。
最值得一提的是山西晋商集团的崛起，与徽商、潮商并列为清代三大商人集团，又以晋商为最。三大集团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明中叶，而极盛于乾隆时期。潮商起于南，徽商发于中，晋商兴于北，把全国带入商品大流通之中，成为左右全国商界的三大商业势力。他们代表了盛世商品经济空前繁荣。
晋商集团，其核心乃是祁县、太谷、平遥等商人集团。他们大多是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富商大贾。祁县乔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乔家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从做豆腐起家，再开草料铺，进而倒卖粮食，经营金融业才暴富起来，终成一代巨商，维持其商业巨头地位长达二百年。乔贵发经商发迹时，正当乾隆初年，其发展历程，恰是晋商集团形成的缩影，是乾隆时期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产物。
晋商是对山西商人的总称。祁县、太谷、平遥、大同、太原、汾州、泽州、潞安等地，以经商者居多。晋商经营的商品几乎无所不包，举其大宗，如盐、粮食、布匹、丝织、铜、药材、瓷器、毛毡、茶叶、笔墨，乃至日用小百货等，都是他们经营的品种。晋商的活动范围，几无局限，无所不及，足迹遍天下。
这里，转引《山西近代经济史》所用典型事例，亦可窥见全豹：平阳府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有一商人碧山公，“自甘都、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秦、燕、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矣。”以现今省区，可知这位大商人已涉足甘肃、宁夏、新疆、河北、内蒙、陕西、山东、河南、扬州、苏州、
四川、湖南等地。在尚无近代交通工具的时代，行路如此之远，活动范围如此之广，其艰难可知。这正如《管子》对商人的本质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不舍昼夜，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中航行数百里，不避风险，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为他追逐的“利”在海之中。
商人趋利，是没有限制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冒险向地球各个角落进军，寻找殖民地，正是为掠夺利益所驱动。特别是晋商南下，进入商业最繁华的苏州、扬州等地，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如乾隆四十一年在苏州建山西会馆时，有在当地经营钱庄的山西商人出钱相助，足见山西商人之多！
其实，山西商人早在七十多年前已蜂拥而至，垄断了苏州的商业。据《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圣祖南巡苏州等地，不禁惊讶地发现：“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如此庞大的晋商势力，简直已将当地商业取而代之，并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繁荣。晋商所到之处，都要建立独立核算的商号，形成自家的商业网络。
如，太谷曹姓大商人经营13种行业，共640多个商号，有职工3700多人。祁县乔家巨商，先后在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沙市、汉口、重庆、济南、开封、市洞、西山、归化、张家口、兴化、营口、闾村、赤峰、季、曲阜、祁县，及清、水、源、通等26个城镇设立总号或分号。据乾隆三十五年统计，在北京的山西河东烟商多达532家；稍晚，在此建晋商会馆亦有13个。显见晋商在北京占有巨大的优势。
晋商财力极为雄厚，少则数十万两，多则上千万两。他们凭借无可匹敌的财力，四处拓展，不断开辟新天地。其惊人之举，是组织对外贸易：一是组建船队，向日本出口铜，称此批晋商为“船帮”，自康熙中兴起，历七十余年，至乾隆后期始衰。
一是以骆驼、马匹及牛车为运载工具，前往俄国、蒙古贩运，称为“驼帮”。与船帮同起于康熙中，但持续时间久，约至19世纪，历二百余年才回落。他们与日、俄、蒙的贸易，加强了中日、中俄、中蒙的友好关系与文化交流，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晋商广泛的经济活动，也促进了金融业的新发展。使用“票号”汇兑，是晋商的一大发明，称“山西票号”。它创行于康熙时期，以便捷、可靠赢得商界的重视，纷纷仿效，虽历二百年亦不见衰。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晋商在康乾时代称雄天下，其商业活动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逐利于东西万里之域，这正是北方人雄健、进取、开放的文化品格在商业中的再现，是南方的徽商、潮商所无法企及的。晋商纵横天下，是时代变革驱动的结果，而他们大规模地广泛活动，实际已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商品经济大潮，构成了18世纪中国的一大特色。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移向富饶美丽的江南，对那里的商业与城镇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江南半壁起步较北方迟缓，自隋开凿大运河始有起色，至唐中叶，中国的经济重心日渐南移，宋元之际，进入发展期；有明二百余年中主要是从中叶以后，江南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以绢织、棉织为中心的城乡手工业已形成规模，许多城镇应运而生，原有的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江南经济一度受挫；康熙初年，吴三桂发动反清战争，波及南方如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云贵、两广、四川等省，再受战争创伤。以平息吴三桂之乱为契机，江南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经过近百年休养生息，到乾隆中期，江南再现繁荣景象，已远远超过明中叶的发展水平，显示出新时代的浓烈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