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赤诚，几度远征。
在我国科技发展的壮阔征程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核物理专家、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咨询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的科研足迹显得格外丰厚而深刻——从核武器的创新性研究，到强激光的精密前沿，再到能源战略的宏观擘画，直至垃圾治理的实践。每一次看似巨大的“跨界”，都在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上落下深邃注脚，且皆成就斐然。
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杜祥琬，依然以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在“无废城市”的建设上躬身耕耘。他的职业生涯，仿佛一场围绕国家需求永不停歇的“科学远征”，每一次出发，都朝着民族复兴最需要光亮的地方。
2月初的天气仍是春寒料峭，北京某养老机构一处阅览室内，阳光却已漫过书架，映照出春日的暖意，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一行人正是在此情景中见到了这位多次为国铸功的“跨界院士”。
他身着朴素的藏青色夹克，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眼神中透着历经岁月沉淀后的坚毅。在他身旁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长聘教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废专委会秘书长李金惠，专程赶来只为更完整地回答关于“无废城市”的追问。在阅览室的另一角，杜祥琬的夫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原副院长毛剑琴教授静静坐着，偶尔在关键处轻轻点头。
温和平静的讲述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藏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炽热的家国情怀。当被问及何以能屡次穿越学科壁垒而建树卓著，杜祥琬目光沉静，将一切归于时代的选择与个人价值的自然融入：“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引领了我的方向。”
暮年跨界，他提出“无废城市”
1993年，杜祥琬在核试验场。
“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是学核、做核武器的。”杜祥琬的开场白，将人们的思绪拉回那个激情燃烧又秘而不宣的年代。作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开拓者之一，他在“两弹一星”的丰碑上留下了智慧与汗水。
当国家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位老科学家的目光，敏锐地投向了另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固体废物处理。“国内的环境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这些在工程院工作的人，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关心。在诸多环境问题中，垃圾处理是一个躲不开也必须解决好的难题。” 杜祥琬说。
在2010年上映的纪录片《垃圾围城》中，镜头对准了北京周边大大小小共400多个垃圾场，外围的垃圾场连成一圈，组成了那时候北京的“七环”。
这样的情况同样在国内诸多城市上演着。
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显示，我国生活垃圾清运量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长至2016年的20362万吨，远高于我国人口增速。《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则披露，2016年，生活垃圾产生量前十的城市制造了5651.2万吨生活垃圾，占全国214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30%。其中，上海、北京、重庆、深圳等城市的垃圾问题最为严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79岁的杜祥琬联合多名院士提出“无废城市”理念——不是不产生固体废物，而是通过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最大限度减少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
严谨与求真，澄清误区
“我们要通过媒体澄清一个误区。”采访中，杜祥琬反复强调的是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去年以来，深圳“垃圾山”治理项目的成功引发网络热议，部分自媒体宣扬"中国垃圾不用分类了"“垃圾变废为宝，不够烧了”等观点。
"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 "杜祥琬语气急切，他直言，垃圾焚烧技术的突破，并不是垃圾分类的“终点”，而是更好推进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起点”。如果不分类，把所有高水分的厨余垃圾都送去焚烧，不仅会降低焚烧的效率，消耗更多辅助燃料，也浪费了本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所以，垃圾分类不仅不能放松，反而更重要了。
李金惠则补充道，深圳填埋场的治理成功，不代表垃圾就从此“变废为宝”了。其实，深圳、北京以及各地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很多都是潜在的环境污染源，会造成地下水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问题。不能把这些垃圾看作“宝藏”，它本质上还是污染物。
“之所以要治理这些填埋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资源紧张，清理填埋场后，这片土地可以产生更大的价值；二是部分填埋场已经产生污染，必须通过工程措施清理治理，避免污染进一步扩散。” 李金惠表示，整体而言，这是生态恢复和固体废物处理的必要过程，需要额外资金投入，不能过度乐观地认为“垃圾从此就能变废为宝”，更不能因此忽视环保和垃圾分类。
采访过程中，杜祥琬3次主动提及这一话题，每一次都语重心长。李金惠表示，"杜院士特别在意媒体的严谨表述。他常说，科学传播来不得半点虚假。"
杜祥琬的严谨与求真精神也体现在他提出的“无废城市”理念中。
李金惠告诉记者，这一理念已被国家采纳并在全国推广。从“十三五”的11个城市加5个特殊区域开展试点，到“十四五”的113个城市加8个特殊区域，再到“十五五”规划达200个左右城市，“无废城市”建设正在全国铺开。
几度选择，皆是国家之需
如果将时光回溯，我们能看到杜祥琬在数个重要时间节点的毅然选择。每一次的选择，都紧扣国家发展的脉搏。
第一次选择在1956年的夏天，18岁的杜祥琬站上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彼时的他，刚刚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滋养下，对浩瀚星空产生了无限向往，报考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学天文系。恰在此时，一张留苏预备生的选拔通知，让他将人生轨迹从“大大的宇宙”转向了“小小的原子核。
杜祥琬和激光研究组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讨论技术问题。
时间流转到1964年，我们会看到，刚从原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毕业的杜祥琬，赤诚地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那时，中国原子弹刚刚试验成功，国防建设急需顶尖核物理人才。在茫茫戈壁，他从未有过丝毫退缩，与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顶尖科学家并肩作战，深耕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研究，牵头组建中子物理研究室。他带领团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子学计算敏感度程序，对核试验诊断理论作了系统总结，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杜祥琬在绵阳实验室。
来到1987年的那个春天，49岁的杜祥琬迎来人生又一次转折。那是在深耕核武领域20余年后，国家战略需求转向强激光技术。杜祥琬毅然跨界，出任国家“863”计划第一届激光专家组成员兼秘书长，协助首席科学家的工作。此后，激光专家组换届，杜祥琬担任第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经过严格论证与试验，激光团队确认了强激光是激光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并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强激光技术发展路径。当前，激光制造已成为我国科技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进入医疗等民生领域为老百姓造福。
在转向激光领域研究15年后，64岁的杜祥琬当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分管能源学部，继而迎来了又一次跨界。在此期间，他将农村能源革命提升到更高的定位——中国的能源革命需要农村能源革命来带头。鉴于为我国能源战略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与理论，2019年，杜祥琬在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上获评“能源·功勋人物”殊荣。
时光辗转至2010年6月，72岁的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一职。3个月后，在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力荐下，他出任了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主要任务是指导全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发挥参谋和智囊作用。
此后，除了常年深入中国气候和能源领域的一线调研外，杜祥琬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国际谈判前线。2012年，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2013年，华沙联合国气候大会，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初心与期盼
从核武铸盾到垃圾治困，从戈壁荒滩到城市街巷，杜祥琬的身份在转变，但他始终把国家需求放在首位的初心从未改变。
"我现在研究领域够广了，从核到能源，再到环境，问题已经够大了。"杜祥琬笑着对记者说，"我不求再拓展新领域，只想把手头的事做好，做扎实。"
谈及中国能源的未来，他表示，"中国的能源现在是以煤为主，这是国情决定的。但煤炭是有限的，到2060年，未来的方向是将太阳能、风能等间歇性能源，通过与储能技术结合，转变为连续性能源，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绿色转型。"
这番话，既有科学家的理性分析，又有战略家的长远眼光。正如李金惠所言："杜院士提出的'无废城市'不是短期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长期战略。他思考的不是今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后的中国。"
在李金惠看来，杜院士的生活其实特别简单，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国家需要的事情上。除了睡觉，几乎就是在工作。“作为后辈，我对他更多的是佩服和敬仰。对于问题，一般人常常看到的是一地一时的难题，杜院士则会提出解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
谈及对年轻人的期望，杜祥琬目光沉静，"我相信年轻一代会比我们更关心环境，希望他们能踏踏实实坚持做一件事，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采访结束后，杜祥琬与夫人自然地挽起手，起身相送。在楼道告别时，他们微笑着挥手，身影融入长廊的光影中。
伟大的建树与平凡的生活，在此刻渐渐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