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许多人意料，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的构想》官方文件引入了“文明型国家”（state-civilisation）①理念。这一理念的出现可能是俄罗斯外交政策思维概念框架变化的开始，这些变化既可以与后苏联时期的理论文件相比较，也可以与苏联时期的基本原则相比较。新的概念框架面临与三大政治理论的激烈竞争，这里我们谈论的三大政治理论是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概念（解释）。转向“文明”是一个可能的替代思路，但这需要仔细的理论阐述。然而，在研究和阐述完成之前，现实主义仍将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保持着相关性。
一、政治理论详解
政治理论是我们理解思想观点体系、权力关系的适当安排，以及内政与外交政策的目标、价值和手段的方式。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论据可以被批评和争论，而后者则提供单一且不容否认的观点。每一个理论都需要科学验证和不断被审视，意识形态可能源于理论，以理论的概念和假设为基础。然而，意识形态不能取代理论，如若取代，理论将不能立足。每一个政治理论都是一个概念体系，即对个别关键概念（如权力、权威、善、自由、正义、利益）的解释。重要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解释，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设定外交政策的范式和外交政策思维的框架。现代政治思想发展出了三种基本政治理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它们有许多变体和分支，但并不妨碍它们的基本假设被保留。
（一）自由主义理论：从理性个体到民族国家
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被称为理性主义，它从人类思维力量的假设出发，这种力量能够驯服人性各种最坏的症状—侵略、偏见、无知、自私，以及由此产生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通过与人类用理性技术驯服自然元素类比，可以假设，战争、暴力及其他社会恶行元素可以通过理性的政治秩序得到控制。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体现在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中的“社会契约”概念已经成为基石概念（尽管社会契约概念有更深层次根源，且没有被其他理论忽视）。一方面，制度服务于公共利益，即减少灾难和增加财富；另一方面，制度以摆脱专制之名行事。
正义可以被理解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相应地，国家主权的来源是作为由国家平等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在许多方面，民族国家都是一个自由主义概念，并逐渐成为概念化“国家”的“世界标准”。作为主权和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民族，将权力委托给当选的代表，代表根据法律规范行使权力。代表是通过透明、理性的程序得以确定的，法治的理性秩序是控制内部混乱的手段，并且有助于建设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社区。摆脱阶级界限和偏见是民族国家的价值和目标。
历史上，所有这些规定都与政治实践有直接联系，它们成为18世纪和19世纪大量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导致国家性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大批人口被解放，君主制和帝国秩序土崩瓦解。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学说在去殖民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影响力，绝大多数新兴国家成为共和国，通过了宪法，并宣布人民是主权来源。向民族国家的过渡通常伴随着流血。自由主义理想往往并未被真正实现，革命有时产生了丑陋的政治形式，名义上虽然称为共和国，实际上却是具有民主属性的现代专制。
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的解释也是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状态的，内部进行的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由于缺乏权力垄断，以及某个特定国家或类似的国家联盟使用武力，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无法停止。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必须被理性秩序置于国际机构这一形式的控制之下。国家必须通过经济的相互依存来支撑，从而使战争无利可图。此外，保证国家之间和平的基础是民主化程度。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战争是精英不受公民控制的专横结果，如果精英被民主制度控制，那么战争就会减少，或者完全消失。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默认个别国家可以带头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战争的问题，这些国家必须首先是民主国家，其次能够向其他国家推广民主、保障世界贸易的稳定，以及通过国际机构组织国际社会，如果必要，可以对新秩序的违反者使用武力。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框架，尽管美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它。冷战结束后的单极世界可以被视为这一理论实际实施的顶峰：美国是获胜的民主世界的领导者，它的前对手—苏联和苏联集团—寻求加入“世界共同体”，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经济正在加速，美国是全球关键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意干预冲突及别国事务，同时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异化
社会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一样，也基于人类思维的无限可能性。然而，如果自由主义是在与过时的帝国和君主制的斗争中形成的，那么社会主义就同时挑战了旧秩序和自由主义。就像自由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假设了人类摆脱阶级秩序、宗教偏见和专制统治者的解放。社会主义也基于启蒙运动的理性进步思想。看起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兼容的，但社会主义瞄准了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是自由主义革命的引擎，它使公民摆脱了阶级和偏见的压迫。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一个公民只受到代表他和同胞通过的法律的限制。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子，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或自由购买别人的劳动力，同时将劳动力的部分成本异化给自己。自由劳动力要么是雇员，要么是资本家，两者的区别在于：工人以获得可预测的收入而获得稳定，但要将劳动的一部分异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占有附加价值，但同时也承担了资本主义企业失败的风险，因为商业模式无法保证成功。
异化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者指出，垄断资本的增长和集中、大量工人劳动的异化，必然会产生社会问题，造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社会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扩张的加速：大资本与国家机构合并，发达的工业大国积极扩张并使用军事等手段，资本主义为殖民主义提供了强大动力；在本国逐渐发展西式民主制度的同时，资本主义大国却在殖民地推行侵略政策。一方面，正如自由主义者那样，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基于理性主义的解决方案，即通过革命性变革来结束过时的君主制和阶级秩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又寻求摧毁自由主义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广大民众摆脱异化的陷阱。对于国际关系来说，资本主义的毁灭也意味着帝国主义问题的解决。工人没有理由互相争斗，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工人的团结是和平的基础。经济将以理性规划和分配的形式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改变其性质，拥抱真正的民主，甚至可能会消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初，正是在俄国，社会主义赢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一方面原因是，在20世纪初，俄国仍保留着在当时看来落后的政治形式。在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要求政治变革以增加人民的代表权和法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当局认识到威胁，但改革会威胁他们的统治，导致政治体制彻底崩溃。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是不完整和断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政治体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原因是，俄罗斯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缘化的，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也远非最佳。尽管俄罗斯在20世纪初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整体上仍相对落后。这种发展极其不平衡，催生了新的和潜在的社会运动。19世纪，对权力的主要挑战来自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的小知识分子，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十二月党人的政变企图、反对派贵族到俄国民意党），而政府成功压制了抗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无产阶级成为主要革命力量，而且与西欧不同，俄罗斯的群体更加边缘化、社会性更脆弱；与此同时，与绝大多数贫困的农民人口相比，它更加发达，并且对革命思想更加敏感。“工人贵族”和中产阶级与更多更贫困的无产阶级群众相比规模太小了。由于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适合有效农业的土地稀缺以及少数工业城市收入的降低，无产阶级群众的数量不断增长。尽管无产阶级在全国仍然是小规模社会群体，但在城市的集中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1905年的革命是旧秩序即将面临灾难的第一次预兆，1917年2月的革命将它最终打倒。
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一个规模虽小但同时组织良好、动机强烈的团体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了权力，结束了自由主义实验。与此同时，胜利的布尔什维克设法依靠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和创新性保持了权力。弗拉基米尔 · 列宁无疑是其最杰出的理论家。没有他们的政治学说，布尔什维克很难在国家内保有权力并使其合法化。社会主义成为维持政权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 强大工具。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俄罗斯成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对手，其力量不仅源自资源和人口的强大，还基于先进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此外，社会主义承诺将俄罗斯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更强大的国家。苏维埃俄国的危险既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也正如它在之后证明的那样，是物质层面上的。
（三）保守主义的答案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胜利自然引起了保守派的回应。保守派的核心思想是，人类思维远不如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完美，理性计划根本不起作用。一系列革命和社会实验的代价是数百万条生命的失去。制度必须进化，而不是革命性地改变，不能盲目地摧毁传统，否认权威。太多自由是危险的，并且只是纸上谈兵。现实中，权力被官僚掌握，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操纵群众。根本不可能依靠计划管理复杂的社会系统—它们太复杂了。变化必须发生，但需要非常谨慎，不能过度。正义不能被理解为理性的钟表装置。
在外交政策思维中，保守主义表现为通常被称作现实主义的理论学说。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能被任何理性控制，如一个国际化组织，因为它根本无法承受大国之间的矛盾压力。无政府状态被控制是一种有害的幻觉。国家利益是重中之重，且应该由常识而不是抽象理性决定。一个国家的最佳策略是为最坏情况做准备，使其足够强大以不被邻国侵蚀，必要时可以进行谈判和妥协。同时，现实主义者不考虑国家的政治结构。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同样的掠夺本能，说民主国家不打仗，既双标又伪善。
现实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期间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学说。在美国，它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奇怪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但政治决策通常由现实主义逻辑决定。自由主义的天鹅绒手套之下是一只保守派铁手。苏联也发展了类似模式，尽管有自己的特点。苏联领导层很快就对全球革命和放弃国家制度的想法失去了兴趣。尽管在外部推行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国家利益成了政策的重要推动力。苏联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但内部的团结也掩盖了务实的利益。
在冷战期间，现实主义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个非官方但非常重要的概念框架。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资源耗尽，现实主义客观上越来越受欢迎。苏联后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危机可以用许多因素来解释，包括理论的过度意识形态化、政治精英的犬儒主义和日益增长的腐败、对政治和经济体系改革的恐惧、合理的民主化和解放、用过度集中和效率较低的官僚机构取代苏维埃的权力，以及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挫败感和愤世嫉俗。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科学、技术、工业等领域取得惊人成就的背景下发生的。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挑战刺激了自由主义的更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引入了一些通常与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相关的元素，包括国家社会计划、某些经济发展领域的规划和反贫困斗争。苏联解体短暂地使融入自由主义共同体的想法成为指导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这反映在米哈伊尔 ·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0年代初的理论文件中。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俄罗斯逐渐远离了自由主义理想，外交政策思维越来越多地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现实主义原则最终在2007年普京总统的慕尼黑演讲中得到了巩固。
（四）民族主义与三大政治理论
谈到三大政治理论，就会出现民族主义的问题：它是一个独立学说吗？民族主义可以被认为是与三大政治理论相当的政治理论吗？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即民族主义是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构造，表现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是基于政治原则的，特别是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衍生，即将民族看作一个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通过政治代表的理念共存。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增加了民族成分。苏维埃共和国成为由多民族团结于共同社会主义原则之下的政治代表。民族主义也与保守主义找到了共同点。历史和文化传统成为构建许多现代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来源；更确切地说，它们构建了传统的现代解释。关键的区别是，任何民族主义都是地方性的，而三大政治理论是普遍的。
民族主义的地方性并不妨碍它存在于那些宣扬普遍思想的国家中。美国的自由主义、救世主义与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特定地域身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也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也一样，它结合了各个加盟共和国所主导的民族主义和全苏联的爱国主义。但对苏联而言，这种方法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后苏联地区的 新国家的国家认同是由苏联领导层自己精心准备的。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却已经退化成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等丑陋的形式。苏联及其西方盟友击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新纳粹主义在21世纪已经广为人知。
二、单极时刻
冷战结束后，美国达到了权力顶峰，自由主义理论似乎已没有替代。俄罗斯已经退出竞争，迅速摆脱了自由主义幻想，专注于务实的利益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范式。中国保留了对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承诺，但同时也成功地融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尽管欧盟经济实力强大，但仍处于自由主义范式及其变体之中。印度集中精力发展，依靠其自给自足的国家和文化联系。伊斯兰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宗教共同体，但在政治上并不团结。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的政治统一并不存在。后冷战世界的单极性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单极时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美国早在1990 年代就形成了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可能被削弱的认识，一些物质因素推动了这种削弱，包括新的权力中心的经济增长，这些中心迟早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和政治野心。美国对一些国家内部进程的影响非常有限。人们可能会对朝鲜和伊朗视而不见，但无法忽视中国和俄罗斯走向自主决策之路。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将占据上风，是全球化的益处，还是维持自主 和独立的愿望（包括在外交政策基本问题上）？
最终，正是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对美国领导地位最危险的威胁。而且这威胁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政治决策的独立性、世界政治中的原则坚持，以及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亚太，只是美国面临的一部分问题，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毕竟，美国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和技术大国，拥有大量的盟友和遏制中国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使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版本适应了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中国已经制定出一个系统而深入发展的理论体系，基于普遍利益、人类共同命运以及克服分裂和冲突的理念。中国愿意根据自己的成功和全面的现代化经验，促进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中国已经创建了一个基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自身现代化经验的强大意识形态平台，该意识形态平台完全有能力成为现代世界秩序自由主义视角的替代。
俄罗斯依赖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原则，长期以来避免制造“针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替代”。然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公开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先例。如果“俄罗斯的反叛”得不到压制，对美国威望的打击可能会使美国极端痛苦。这样的打击不一定会使美国的领导地位崩溃，却可能成为侵蚀美国领导力的因素之一。结合其他因素，美国承担的风险正在增加。同时，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超越通常的现实主义，试图找到新的外交政策概念基础。一个重要指标是新的外交政策概念中出现了“文明型国家”概念，它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更系统的范式，不归属于三大政治理论。然而，这条道路将是相当困难的。
三、基于文明的研究方法及其优势与局限
文明的概念早已出现在政治理论的“雷达”上。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文明是由人类思维的主导程度来决定的。一个社会越文明，它就越有理性和进步性。这样一个线性图景将世界划分为发达的文明社会和不发达的不文明社会，中间是一个灰色地带。
还有另一种方法，将文明视为由统一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构建的大型社区，并不一定总是单独的国家。文明可以在时间上远远超越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并在空间上覆盖众多国家。
当然，我们也还是可以谈论典型“文明型国家”的存在，如中国或印度。但即便如中国与印度，它们的文明界限也比国家界限更宽，如果考虑到国外的大量中国和印度侨民。此外，在一种文明中可能存在不同的民族群体，它们具有类似的部落、文明特征，这种方法假定了几种文明的共存。在文明的发展中，可以经历出生、繁荣、破裂、衰退和死亡的阶段，尽管这样的场景不一定是预定的。文明的概念由尼古拉 · 丹尼列夫斯基（Nikolay Danilevsky）、奥斯瓦尔德 ·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皮季里姆 · 索罗金（Pitirim Sorokin）、阿诺德 · 汤因比 （Arnold Toynbee）等杰出学者发展，与三大理论的概念发展平行，形成了一种平行的知识现实。
基于文明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有什么好处？首先，这种方法具有历史深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通常在相对狭窄的历史经验范围内运作，我们至多谈论几个世纪，尽管它们的知识根源要深得多。对于文明研究来说，分析的深度是数百甚至数千年。个别文明系统早在现代之前就已经形成文化节点，并且仍然保持着重要性。其次，这种方法允许我们超越通常的模式，即参与者仅是民族国家。显然，文化和文明的动机可以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在这里，不仅利益可以引发冲突，身份也可以。此外，文明组成部分已经被用于一些国家的民族意识形态中，伊斯兰国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最后，文明观点涵盖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方面。民族国家只是西方文明产生的可能政治形式之一，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变得无处不在，但不一定是终结性的。
当然，基于文明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首先，历史深度并不总能揭示遥远历史对现代政治的真实影响。现代国家的政治身份通常是人为构建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选择某些符合他们对身份愿景的文明特色，但刻意忽视其他特色，并以同样的方式构建“重要他者”，即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对手或竞争者。这样的构造是充满偏见的，并不能解决实际意识形态问题。换 句话说，仅仅从文化和历史角度看待文明是不正确的，这忽视了现代国家精英对文化和历史的构建。现代文明的观念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文明观念，而通常是带有政治性的。
其次，文明因素在解释和平与战争方面发挥着极其矛盾的作用。例如，今天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由盟国关系和共同的政治利益统一。但在20世纪初，英国认真考虑了与美国进行海上战争的情景。①在美国，1861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内战，夺去了50多万人的生命。1814年，英国人烧毁了白宫和政府坐落于华盛顿的其他大楼，而再推至此前几十年间，文化和文明的亲近并没有帮助它们保持13个殖民地的顺从。至于欧洲，它在18世纪初被称为单一的基督教社区，但同时也产生了数百场欧洲国家战争的受害者，其中两次世界大战是其顶点。俄罗斯帝国以共同的文化、政治和物质维系的强大文明遗产并没有阻止其崩溃，苏联也是如此，地方民族主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被证明比共享的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基础设施和其他联系更强。在当前的俄乌冲突中，前线的敌对双方在心理上几乎相同，他们有类似的习惯、信仰、语言和生活方式，然而，这样的亲近并没有阻止民族主义、外部势力和特定安全利益的干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使用基于文明的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主权和文明两个概念相结合所产生的复杂性决定的。主权的概念是按照理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并与民族国家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与文明概念的联系不那么明显，它在文明和国家的界限大略一致的情况下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有些牵强，可以认为文明的主权与国家的主权相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谈论的是印度、中国、日本（当然，如果我们把日本视为一个单独的文明，而不是西方的一部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但不那么明显的情况，如非洲、拉丁美洲或伊斯兰世界呢？它们都由许多国家组成，有一定的文化、历史或宗教共性。然而，这还不足以实现政治巩固。这些文明中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利益、物质资源和文化。由于文化亲近并不产生统一和稳定的政治意愿，因此很难在它们的关系中谈论文明的主权，它将不可避免地依附于民族国家。如果一个文明没有政治代理，那么很难将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者。
四、“文明型国家”的概念：以俄罗斯为背景
让我们回到俄罗斯。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引入官方文件使我们回到了我们身份的基本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的国家本质是什么？我们对自己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愿景是什么？我们的“重要他者”是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否认或接受“重要他者”？身份问题对外交政策思维至关重要。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用来定义自己的概念选择。“文明型国家”概念就是这样一个不应被低估的概念框架，然而，这个方向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因几个因素而变得复杂。
第一个因素是过去一个半世纪俄罗斯身份的轨迹。19 世纪末，西方主义者和斯拉夫主义者相当清楚地描绘了我们身份之间的冲突。对于西方主义者来说，俄罗斯的问题在于其西方化的不充分。自从彼得大帝甚至更早时期，我们采纳了某些西方模式（军队组织、官僚机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工业化），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因此，西方主义者认为，俄罗斯的任务是按照西方模式完成现代化，并达到适当的西方文明水平。相反，斯拉夫主义者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是俄罗斯文明身份扭曲的开始，包括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扭曲，社会和精英的分裂，以及国家的“魔鬼化”。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的任务是回归其文化和文明遗产。
1917年革命在俄罗斯的胜利是西方主义的无条件胜利。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方，俄罗斯迈出了一大步。就西方化而言，苏联的崩溃被视为苏联现代化不完整的结果，现代制度被古老模仿所取代，与前所未有的进步成就并存。实际上，1980年代末的改革正是在现代化的口号下进行的，希望与西方融合也反映了当时危机的原因被视为未完成或扭曲的现代化。整个20世纪，西方或其部分地区都是俄罗斯的政治对手。但在社会组织和制度的观点上，苏联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后苏联俄罗斯的30年历史也是按照西方主义的逻辑发展的。始于1990年代末的保守派转变很好地证明了这点。另一个问题是，西方化并没有解决俄罗斯与一些西方国家之间的特定政治问题，反而在某些地方加剧了这些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在于利益冲突，而不是文明身份的冲突。以“文明型国家”术语进行的外交政策思维使我们回到了将俄罗斯视为一个独立文明的看法，西方是一个“重要他者”。这为持续至少一个世纪的僵局提供了一种出路，但摆脱这种僵局并不容易。
第二个因素是由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19 世纪的国内斯拉夫主义者有一个严肃而真实的论据，即很大一部分人口保持着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他们还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没有被城市化、工业化和其他现代性属性所扭曲。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社会：它的宗教性急剧减少，传统生活方式被打破，现代俄罗斯人与一个世纪前的祖先截然不同。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仍有纯粹的资源可以提供文化和文明的联系，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这样的资源要少得多。过去30年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苏联的过分行为，但仍没有恢复，也不可能使俄罗斯回到过去。此外，俄罗斯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所有随之而来的后果。当然，俄罗斯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这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俄罗斯的身份基础之一。在过去几十年里，俄罗斯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随着传统社会印迹的模糊，（现代）与传统的直接联系仍在变弱。
俄罗斯可以被想象成一个文明型国家，但要把它放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文明平台上则要困难得多。不仅仅是俄罗斯，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第三个因素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其他“文明型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与西方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不打算放弃这些联系，即使西方与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在某些单独议题上有矛盾。许多人赞成多极世界及与俄罗斯发展建设性关系，但并不急于放弃西方文明的某些成果。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其自身特点。印度正在培养民主制度，即使这些制度被一些 西方观察家认为不符合自由主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通常避免让自己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做选择，务实地使用它们认为可接受的西方精神和物质文化元素，这对它们自己有利。同样地，中国文化的元素在未来也可能被成功地吸收。纯粹的文明或多或少变成了抽象概念，而政治实践仍然需要具体性，特别是在就个别问题建立对话时。让世界金融多样化并摆脱美元主导地位，更容易通过共同的安全利益来证明，而不是用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来证明。
总之，“文明型国家”概念使我们能够构建我们的政治身份，并用新的元素来完成构建，但这将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无论是在概念本身，还是在更广泛的一些主题上。创建一个新的、成熟的政治理论，作为三大理论的替代品，并非易事。俄罗斯国内和国际关系本身都充满了三大理论的概念工具。时间将告诉我们“文明型国家”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将被发展到什么程度。新的外交政策概念留下了回旋余地，与此同时，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仍然发挥着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