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之比较
“沪商文化”确切地说应该称作“海派文化”。因为“沪商”并不只是上海本地的土著商人，而是由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上海的商人构成。时人对上海城市的评价是：“上海商业的繁荣是天下商人走上海，而不是上海商人闯天下的结果。” 而殖民主义的入侵使得海派文化不但具有杂交性，还具有了浓浓的洋味。
“晋商文化”则是山西商人走天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根植于黄土内陆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 带，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山西商人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沉稳笃实、敢闯敢创的品格。同时在晋商走天下过程中与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也让晋商文化有了多元性，开放性和竞争性的特征。
商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与晋商文化的“一元性”、“封闭性”
朱英在《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一书中说：“沪商文化作为一种近代的新型商业文化，其特点之一是多元性、开放性比较突出。”“不像徽商与晋商文化那样只是反映一地商人的文化观念而具有一元性、封闭性特点。”
上海开埠后，沪商商人结构发生了变化，勿容置疑，沪商文化兼容并收，当然显示出多元性质。作为近代一个移民最多的大都市，一个进出口贸易中心，自然也使多元性质的沪商文化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这种开放性，使上海比较容易吸纳新的赋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所以工商经营管理中的新技术、新方式、新理论都能引起社会性的关注与学习仿效。因此，在西方工商企业大量地移植到上海后，中国民族商人自办的新型工商业也在上海扎根。但是，与此同时，上海的开放性使西方商风的奢侈、腐朽的享乐主义与投机经营，不择一切手段追逐利润的反商业伦理行为，充斥于上海市场，使沪商多元文化的先进性大打折扣。
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我们在理解晋商文化时，是和晋商在明清五百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山西商人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山西商人集团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奋斗创新的包袱。山西这块黄土地很早就是中化民族大融合的中间地带。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积淀，不仅培养了山西商人崇礼、重教、讲义、守信、勤劳、节俭等共性特征，而且具有骁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沉稳笃实、敢闯敢创的品格。我们把这些商人素质的综合体现称作“山西商人精神”。
虽然山西商人的地域性似乎决定了晋商文化的一元性，但就晋商精神中表现出的多重特性来看，晋商文化其实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地域的文化。在地方性商人的文化中同样有多元的内涵，有开放性特征。这从两方面可以说明。其一，古老的三晋文化确切地说是多元文化的结合体。遗留至今的那些文物古迹可以作证，山西曾经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不少寺庙里儒、道、释三圣塑像同处一室，便是文化思想多元性的体现。山西商人是走天下的商人，漫长的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必然会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如果说，由于“天下商人走上海”而形成了沪商文化的多元特征，那么，在几个世纪中，走天下的山西商人身上为什么就不具有多元的文化内涵呢？
其二，19世纪50年代以后，晋商文化与沪商文化其实有许多共性。我们不能认为，地方商帮在走上海之前，文化特性就是封建的、封闭的、保守的、落后的，一旦走上海之后就具有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新时代特征，就汇集成了代表中国商业文化发展趋向的商人文化。天下商人走上海的同时，也在走京津，走两广，走归化，走库伦、恰克图?各地方商人文化的相互融合，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