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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张维为】中国的四个坚持

   日期:2021-12-07     来源:维为道来张维为    作者:张维为    浏览:202    评论:0    
核心提示:上次谈到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以及大跃进的失误和反右扩大化问题。让我继续和大家分享那次谈话。邓小平接着对穆加贝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小平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

上次谈到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以及大跃进的失误和反右扩大化问题。让我继续和大家分享那次谈话。

邓小平接着对穆加贝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小平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

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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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然后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

邓小平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犯下的操之过急的错误,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小平心疼。邓小平接着说,文革期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于文革是这样描述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治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讲完这段话,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

邓小平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主动地提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一九八七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绝不是他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

邓小平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

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比较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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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小平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小平显然是用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来解释在西方资本主义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西方主流的观点一直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制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有现代化可言。

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走不通的,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以实现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另外一个场合曾这样解释:在中国,没有这四条原则,就会形成亲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垮”。

邓小平说:坚持四项原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邓小平是强势立论,在涉及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认定的理,寸步不让。

       03

但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80年代,邓小平的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民间,特别是知识界都不是主流。经历过数十年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带来的精神创伤,广大知识界真诚盼望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

八十年代末,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高举“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的大旗,一时引来许多中国人的羡慕和赞扬。它实际上也把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两种道路选择,放在了国人眼前。

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吊诡: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政治改革没有产生他所预想的结果,而是导致了苏联迅速解体和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男性人均寿命一度降到了60岁以下。

尽管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邓小平防右的思想,既有不变的原则性,又有与时俱进的考量。邓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谈过这个问题。

邓小平讲坚持党的领导,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党的领导。他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反复强调马列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和解决问题。

至于社会主义,邓小平赋予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内容,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上非常成功的制度安排。

至于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内这是为了防止西方势力主导的颜色革命,对外则是确保强大的国防力量,确保能够对美国这样的霸权主义国家说No。

回望过去数十年,这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有效保障了中国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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