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王石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系列演讲。他指出，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言词、一些创新，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能长远、宽容地看待。以下为演讲全文（记录整理，未经审定）。
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周年之际，非常高兴我又来到这里。
我对亚布力很有感情，今年是论坛20周年，但我跟亚布力结缘有22年了，1998年我开始学习滑雪就在亚布力。
我记得非常清楚，两年之后亚布力开始举办论坛，每年我都愿意参加，动力之一就是有雪可滑。
我的判断和选择
还记得我2000年第一次参加论坛的时候，正赶上万科经历自己的历史性时刻——大股东从深圳特发公司变更为华润集团。
这次变更在学界引起争议。
简单说，你王石早就是第二大股东了（注：1988年股改后，公司40%的股份归属创始团队），国有大股东现在同意转让股份，团队不努力当第一大股东，相反把机会给了另一家国企，为什么？追求清晰的产权，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不就是你王石的理念吗？
这是争议点。
记得当时在这里参与讨论的，有我非常敬重的几个经济学大家。
我跟他们解释：做出这个决定，是我的个人欲望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结果。
什么是个人欲望？就是把万科做成中国有影响力的现代大公司。
什么是中国国情？历史传统就是国情，几千年来不管什么类型的政府，都认为要牢牢控制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
比如盐和铁，必须由国家掌握。
支柱行业官营，是一项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
那房地产是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我的判断：是，所以，民营企业想做到很大，同时又拥有企业，我自己觉得把握不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找一个更适合万科的国企当大股东，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我认为，只有走这条路，万科才能做大做强。
这是我的选择，没有对错，无关道德。
之后万科的命运怎样？
很多人知道，万科历史上有两次股权之争，一次是“君万之争”，一次是“宝万之争”，都是“争”，我王石在争什么？
争的是，万科选择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是否能够延续。
很多人说，这是一条很难平衡的崎岖之路。
这么说有道理，这条道路当然有风险：
大股东是国企，一旦发生人事变动，会不会影响到万科？
20年前就是在亚布力，我和教授们讨论，有人就担心华润进来，将来可能会爆发人事风险。
事实上，我们很幸运，开始的15年都很平顺，华润管理层虽然几经变更，而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万科的经营规模从不到70亿，到跻身为世界500强。
做成大公司的梦想实现了。
15年后，万科又面临选择，大股东从华润变为深圳地铁，也是基于之前的路线：万科要走混合所有制的现代企业发展道路。
三年前我从万科退休，疫情爆发后，我们把企业股资产一次性捐给清华大学（注：用于建设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对我来说，算是给当年的决定划了一个句号。
从制度设计上，三年前交班给郁亮团队，三年过去了，郁亮团队非常棒！
当然，还要把时间拉到更长，要看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郁亮团队的接班人，能不能按当年路线走下去，而且走得平顺，才敢说成功。
交给时间吧。
致敬有智慧、勇气和担当的特区改革者
我经常说，能平平安安走到今天，固然有个人的努力，但主要是运气好，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你不要觉得“时代”这个词太远，时代会造就优秀的改革者，而改革者和个人命运又紧密相连。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两年后的1985年，就面临一次艰难考验。
这里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实行汇率双轨制，简单说，人民币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差距较大，如果你搞到外汇额度，就可以拿人民币按很低的官方价格换外汇，再拿外汇到市场上，用很高的价格换成人民币。
这样一倒手，就能获得超额利润，当时叫“倒卖外汇”。
万科不是这样的。
我们做的是贸易，主要是进口电教设备，很多广播电视大学、电教中心，都从我们这里进口，进口需要外汇，就只能用人民币调剂外汇，再用外汇换人民币，那这是“倒卖外汇”吗？
政策有不确定性，可以算也可以不算。
如果被定性为“倒卖外汇”意味什么？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拿着逮捕证到深圳了，只要跟市政府打个招呼就能抓人，要抓一批人。
幸运的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梁湘明确表态：不同意抓人。
他的表态让我免了一次牢狱之灾，通俗话说我遇到了“贵人”，遇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政府领导人，遇到了一位有担当精神的改革者，当企业因为政策不确定，面临高风险的时候，改革者站出来了。
其实我跟梁湘非亲非故，见都没见过。
再举一个例子，1987年政府发红头文件，鼓励企业股份化改造，万科当然想改造，但上级强烈反对。
反对理由很简单：
你王石平时就像个孙悟空，我100%控股都管不住你，再搞股份化，不就跳出如来佛手心吗？所以坚决不同意。
我简直是走投无路。
没办法，硬着头皮去市委市政府找领导，用今天的话这叫“越级上访”，当时的书记是李灏，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办公室很小，书记穿了件毛背心，正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练字呢。
我耐心地讲了20分钟，他听完把毛笔放下说，“小王啊”，那时候还是小王，“小王啊，你还是年轻啊，办什么事啊，不能着急，你做的事非常好，但急不得啊!”
我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什么叫急不得？我快被人“掐死”了，能不急吗？
书记不紧不慢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让我打个电话，让秘书交代一下，帮你解决了，但政府运作不是这样的，我下面管的是局部委，再下面才是集团公司，集团公司下面才到你那，我要是越过这么多层级打电话，政府系统就乱套了。”
说完让我先出去，感觉像被轰出去一样。
过了20分钟，秘书出来了，我清楚记得秘书姓唐，唐秘书告诉我，书记交代他，遇到什么改革难题都可以找他，但不要来市委，你可以找个餐厅、茶馆，总之是安静的地方，不要让人看见。
我很高兴，第一，知道有困难找谁了，第二，有点像“地下党”啊！
后来我知道，书记支持股份制改革，但他的方法不是直接干涉，而是让我把各方约来一起谈，在沟通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影响，既能减少阻力，也能凝聚共识，如果强行介入，等于把我放在火上烤。
这就是改革者的智慧，既要推动和落实改革，又要避免发生震荡干扰改革，同时保护了年轻的创业者“小王”。
大家说，故事精彩不精彩？
改革开放20年的时候，媒体让我谈体会，我说第一条是领导支持，20年之后你再问我，依然是这句话：
第一条，是领导支持！
你可能会说，你王石平时总说制度制度，怎么突然把“人治”放这么高位置？
首先，这是我的真心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万科走到今天，按传统说法，就是有“贵人”相助，当然20年前采访我不可能说这么细；
第二，人治和法治是宏观概念，进入到微观领域，往往会因为某个领导，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是事实。
历史越久远越清晰，你越往历史深处观察，越会发现优秀的改革者有多可贵！对这批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的改革者，要不要给点掌声？
时势之下，英雄有其特点
企业家接受过挫折、吞下过委屈
听着比较严肃，我讲点轻松的故事。
开头我讲了和经济学家对话的故事，其实之前我发生了一次意外：
滑雪时摔了个大跟头，倒地之后右手下意识着地，接着就是巨痛，但我太“贪玩”了，还接着滑！因为好不容易来一次，20分钟就下场太可惜了。
接着滑了多久？三个小时！
停下来我就受不了了，疼得直冒冷汗，脸色煞白。
医生过来用手一摸，就摸出骨头渣了，说你大拇指脱臼，这里没法处理，事后我知道有一个部位，发生粉碎性骨折。他问我怕不怕疼？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现场观众：不怕！
鬼啊，什么不怕！疼得都受不了了，我说当然怕！医生说给你打止疼针吧，然后你赶紧到附近医院，雪场的条件太简陋。
但基于野外生存知识，我知道脱臼之后要迅速复位，而且越快越好。我跟医生说，虽然疼，但你得先给我复位。
医生就下手了，我“嗷”地大叫一声，跪在地上。脱臼的大拇指算是复位了，但没有石膏，就找了一个勺子当夹板。
所以，在教授面前演讲的时候，我手上还带着一个勺子，那个张牙舞爪的场面一定很劲爆。
故事还没完，做完演讲我回到哈尔滨，找了家医院打上石膏，立马又往长春赶，因为万科要进长春，已经约好了见市长。
问题又来了，你是万科董事会主席，打着石膏跟残兵败将一样见市长，太给公司丢脸了。我跟助手说，给我找把剪子，把绳子剪了，石膏也不要了！就这么去，再疼也得装得若无其事。
所以，我和市长握手时，伸出的是左手，见面结束回到医院又把石膏打上。
大家说，这么拼是不是企业家的特点？
我再问大家，20年来亚布力的老面孔、新面孔，哪个不是这么拼过来的？只有比我更拼！
拼搏，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改革开放从开始到现在，如果没有各行各业的前仆后继，没有这么多人为事业，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发展，个人一切都无所谓的勇气，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样子。
而既然选择当创业者、当企业家，大浪潮中，个人就难免要经历各种挑战、委屈，甚至坎坷。
比如张文中先生，事后证明他遭受了无妄之灾，后来被平反，担任亚布力论坛下一任轮值主席。
改革者、创业者、企业家的生命之路难免有各种挑战
我还很怀念亚布力创会理事之一刘晓光先生，他是我非常敬佩的企业家，以环保公益为理念的企业家组织阿拉善SEE，就是他发起成立的，他带着我们一帮企业家去沙漠种树。
晓光没有牢狱之灾，但受到一些牵连，事后证明他也是无辜的，但谁能体会那种要进去、不进去、不进去、要进去，不止一次反反复复在牢狱门口徘徊的煎熬？谁能体会那种对人身心的折磨？
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很难过，很多心境我也经历过。
这些年我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就找机会去监狱，看望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我希望给他们一点安慰。
但尽管有各种不平顺、不如意，人们依然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给了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
既然走上舞台，作为企业家只能要求自己：
把握好底线，即使发生不幸，心底也是坦然的。
祝福企业家有安心的氛围
当然，我们感谢改革开放时代，不等于不对时代提出要求。
我想说的是，能给企业家营造安心氛围的社会，一定是更有未来的社会。
接下来想谈谈深圳这座城市。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华大基因联席董事长，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2003年华大基因一战成名（注：国内首先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之后归到中科院下属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2007年他们准备离开北京，找一个城市发展，我知道之后就找到汪建老师，我说建议你来深圳。
他说，我两眼一摸黑，在深圳没有关系啊！
我说，我跟书记、市长也不熟，而这恰恰是我建议你们去深圳的原因，在深圳，你不需要和领导熟，只要你有本事、有创新、产品好，书记、市长会主动找你、支持你。
汪老师信了。
对企业家而言，深圳有简单、安心的营商环境
13年后，华大在新冠疫情期间，又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本身在深圳发展得也非常好。从这个例子你也可以看出，深圳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偶然，这里的企业家会安心。
我强烈希望，全社会能营造一个让企业家安心的氛围，对企业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言词、一些创新，尤其要考虑到特殊的历史环境，能长远、宽容地看待。
当然，如果触犯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看过一个标语，大意是“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就和你过不去”，这就走到极端了，不需要神化企业家，企业家首先要做守法公民，其次要有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
“万事皆是序幕”
改革开放超过40年了，40年前，我们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和富裕，几乎是仰视的；40年后，我们在心理上已经和欧美平视了。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仰视到平视，怎么面对和理解这个转变？我觉得：
首先，说明我们比以前更自信，自信的背后是国运转变，这个转变弥足珍贵！
其次，西方现在种族主义回潮，白人至上主义盛行，很多矛盾和问题比以前更尖锐，但客观地说，我们和他们依然有很大差距，还是该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先进的东西。
最后，就算我们将来更强大，也没必要去俯视别人，今天更没有必要。
“自省”精神，“反求诸己”的精神，是我们文化很宝贵的品质。
最后我想说，面对未来，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风云变幻和不确定，我相信，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各个阶层，一定能互相勉励、互相温暖、互相包容。
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们有信心、有愿望跟着国家一起向前打拼！
我更相信，我们古老的文明，一定能得到全世界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昨天主讲嘉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非常精彩，我用来做结尾：
万事皆是序幕。
谢谢。
提问阶段：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不同意
问：自律精神是不是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答：我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理论的，没有系统地思考过企业家标准的问题。
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自律”其实是个选择问题，那“天”指什么？是上帝、宇宙还是大自然？
我去年出了本书叫《我的改变：个人现代化40年》，讲的是个人的改变，那“我”是谁？有两个“我”。
一个是无意识的“我”，所谓“本我”，是你无法选择的。
一个是有意识的“我”，所谓“自我”，是你能够选择的。
更具体来说，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要吃饭、睡觉；不管喜欢不喜欢，性别你无法选择；不管怕不怕，注定你要死亡。这些都属于“本我”，就是“天”。
虽然“本我”无法改变，但你愿意龟息大法，还是运动健身，这是你可以选择的，是“自我”，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你的生命状态。
通俗说，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很多人问我还会不会再登珠峰，我说不去了，再去就是选择死亡方式的问题了。不登山就不死吗？还会死，但怎么死，你有选择和决定的空间。
问：有梦想但社会环境不允许怎么办？
答：创业要有远大理想，是没错的，而理想和现实，往往会很遥远，那不妨先确定一个次目标，做一件和理想有点远，但一定能成功的事。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你成功了，就会得到鼓励，接着可以再确立一个跟理想更近的次目标，再成功，就再确定一个。
我看到很多所谓的“大成功”，都是积胜为大胜的结果。
这个意义上，我不大认同“失败是成功之母”的说法，我认同的是，连续不断地积累小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问：先创业还是先打工？
答：我建议还是先打好一份工。以前有人会跟我要求，能不能直接向我汇报。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领导太蠢。
当然，他在表达对我的欣赏，只是不欣赏我的部下。而问题是，你把我的部下都否定了，也等于把我也否定了，何况所谓的“蠢”，只是他的个人判断。
我就告诉他，想当领导得先学会被领导，退一步说，就算领导真的很蠢，你在他的领导下还能做得出色，你就一定会非常出色。
回到“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语境下，“天”就是领导，能由你说了算吗？是他说了算，这样的条件下，用什么态度工作，还把事情做成，有你的选择和空间。
所以，过好“被领导”的阶段再去创业，成功概率可能大很多。
问：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是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周年，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又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请大家用一句话做寄语？
王石：无限风光在险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