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世行）最新发布的《东亚和太平洋经济更新》中预计，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亚太地区（不含中国）经济增速将从2019年的4.7%降至2020年的1.3%，而最坏的情况是出现2.8%的负增长。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最新一期《2020年亚洲发展展望》指出，预计今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域增速将急剧下滑至2.2%，较2019年9月亚行预测的5.5%下降3.3个百分点。
对此，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阿迪特雅·马度（AadityaMattoo）表示，这次疫情对亚太经济的冲击具有前所未有的“相互增强”特征，所有国家似乎都将承受难以避免且日益严峻的“经济痛楚”。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Yasuyuki Sawada）则认为，全球疫情将如何演变，以及受此影响全球和地区经济的前景如何，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实际增长率可能低于目前的预测，经济复苏也可能比预期更为缓慢。
两大机构的评估和判断均揭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严峻现实：亚太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金融动荡加剧和经济衰退加速的双重风险。在这些国家内部，社交隔离措施将直接减少各项经济活动并损害全球需求，进而影响出口和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外部，全球供应链受阻给需求和供给两侧均带来冲击。更糟糕的是，由于疫情发展程度和持续时间尚不确定，投资者信心持续低迷，资本流动的脆弱性随之显著增强。马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疾病控制能力越弱、防治体系越差的国家，金融脆弱性就越强，对贸易尤其是大宗商品贸易和旅游业依赖约大的国家，债务压力就越大，“因此，即便2020年往后的时间里，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持久的财务压力甚至金融不稳定性仍将高企”。
在选择抗击疫情、实现复苏之路时，习惯将“西方药方”奉为圭臬的人或许将愈加迷惘。事实上，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等主要工业经济体的增长停滞和收缩，外部环境持续恶化，恰恰是亚洲经济走弱甚至民生倒退的主要外部因素；而以美联储“无上限量化宽松”为代表的“西式大水漫灌”，恰恰是历次全球金融动荡乃至触发更大国际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在经历了十年历史低位利率后，全球经济已负债累累，2019年全球债务总额高达250万亿美元。国际金融研究所称，全球债务与GDP的比率已超过创历史新高的320%。而据国际清算估计，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未偿还的杠杆贷款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比十年前翻了一番有余。其中，美国约一半的杠杆贷款被重新打包成担保贷款凭证，其规模据美联储估计可达6,170亿美元，这里面又有35%流向了监管难度较大的对冲基金、私人债务投资者和其他投资工具。这种高度复杂且不透明的担保贷款凭证类金融资产，被普遍认为是引发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令人忧心的是，此次疫情不仅打乱了美欧原计划的加息节奏，更再度引发了全球债务危机重现的恐慌。一方面，经济放缓意味着企业利润下降，偿债负担加重。这不但会导致违约增加、投资者信心下降，还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信贷紧缩和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就像当年的美国次贷市场，因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担保债务凭证和抵押担保证券而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另一方面，就美国的担保贷款凭证发行者而言，航空、旅游和休闲服务公司面临的风险更大。标普全球评级报告指出，美国约20%的担保贷款凭证发行者评级为B级或更低的投机级。当经济恶化时，评级较低者往往更容易遭遇降级或违约。
正因如此，“亚太复苏”必须走一条有别于西方、符合自身实际、富有地区特色的国际协作之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经济，不仅在历次国际经济危机中展现了韧性，更有不少发展潜力尚待挖掘。马度认为，稳定的经济增速、稳健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调控政策等，均让亚太地区能较好地应对一般震荡，“中国经济复苏迹象也十分明显，反映发电量的煤炭消耗量等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很多大型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产，3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表现向好也印证了这一态势——中国经济政策重点正从救市转向复苏，展现出了对疫情冲击性质和发展趋势更强的适应性。”。泽田康幸则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反弹至7.3%，“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持续支持，以及大部分经济部门的最终复苏，将有助于中国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全年恢复增长势头”。
第一，亚太国家须采取国家层面的、有针对性的果断措施抗疫。考虑到疫情冲击的普遍性，任何迟疑或拖延都会加大经济持续受损的风险。各国政府既要控制疫情、救治病患，又要立即为较为脆弱的企业和家庭减贫经济负担，更要尽快启动可持续复苏计划。马度认为，在减轻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防止“暂时动荡”升级为“永久伤害”方面，中国政府做了很多。马度建议，已采取严格控制措施的国家，须尽快增强运用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少措施来因应疫情的能力，如有选择的隔离、新冠病毒免疫能力测试等。
第二，在确保透明度和纪律性的前提下方可适当放宽融资条件、变通融资形式。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更易受到全球信贷紧缩的影响，在当前私营部门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亚太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必须确保风险可控：应谨慎监测银行和非银行投资者尤其是系统重要性投资机构，有序降低杠杆贷款和担保贷款凭证给这些机构带来的过高风险；应坚持实施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控制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水平；应引导好投资者对监管的预期，为美元融资压力和资本流动逆转等情况做好预案，防范金融市场失稳。
第三，以创新带动更具经济变革性、社会包容性、环境可持续性的复苏。“亚太复苏”的宗旨是不仅要让企业在危机中活下来，更要让企业在“后疫情时代”再次繁荣。因此，亚太国家政府应立足长远、综合施策，鼓励企业采取新技术、探索新商业模式，要鼓励人们学习新知识、增加新技能。亚行数据显示，在过去五十年里，亚太地区已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创新和知识中心，在全球研发投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66年的22%增至2017年的40%，但该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创新性仍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下一步，可从完善的教育体系、创新的创业精神、有利的制度环境、更深化的资本市场、汇聚了研究型大学和前瞻型企业的充满活力的城市这五个维度入手，打造亚太地区创新型复苏的驱动力。
第四，日益深化的国际合作才是防范新型危机最有效的“疫苗”。疫情使世界各国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已经成为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人类不仅要应对当前的问题，而且要着眼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长远问题进行谋划。为此，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指出，“疫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全面冲击，各国应该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防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泽田康幸则认为，协调一致的行动有助亚太地区遏制疫情大流行，并将其对经济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只有亚太各国共同行动、守望相助，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能携手赢得这场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才能有效增强抵御下一场新型危机的免疫力，也才能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提供“亚太智慧”、做出“亚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