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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晋商需要传承与创新晋商文化

   日期:2020-01-17     来源:晋商网读    作者:孔祥毅    浏览:2377    评论:0    

核心提示:《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1》新晋商需要传承与创新晋商文化孔祥毅【背景说明】本文是2012年7月8日在北京晋商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晋商文化论坛上的演讲。作者认为晋商肇始于夏商,鼎盛于明清,称雄于商界,在中国与世界金融贸易史上有很多创新,曾挈领1619世纪中国商业与金融革命,创造了的灿烂晋商文化,其商业伦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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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毅文稿•晋商研究-41》

新晋商需要传承与创新晋商文化

孔祥毅

【背景说明】本文是2012年7月8日在北京晋商博物馆举办的“首届世界晋商大会晋商文化论坛”上的演讲。作者认为晋商肇始于夏商,鼎盛于明清,称雄于商界,在中国与世界金融贸易史上有很多创新,曾挈领16—19世纪中国商业与金融革命,创造了的灿烂晋商文化,其商业伦理与处世哲学是仍然是当代中国商人的智慧宝库。

晋商文化是由山西商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包括晋商的企业制度、经营艺术、商业组织、商路关隘、商业技术、商业教育、商业伦理、社会习俗以及城乡建筑、庙宇俸祀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

晋商肇始于夏商,鼎盛于明清,称雄于商界,在中国与世界金融贸易史上有很多创新,曾挈领16—19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与金融革命,使山西成为中国金融发祥地与金融中心。晋商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不仅是三晋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晋商文化是新晋商与当代企业管理的一个巨大的智慧宝库。

晋商文化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者为东家,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的本源价值观。这是劳资双方共创共赢的企业制度,是把投资者的物化劳动与伙计们的活劳动整合在一个产权制度框架中,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牢固地凝结在一个平台上,使东伙共同享受企业新创造的价值。这是晋商的“资本论”,是晋商区别于中外各大商帮的最根本差异。晚清时期,很多晋商企业的人身股总数大于银股,充分反映了晋商的劳资关系。新学徒入店,大掌柜有专门的“请进”仪式,使基层劳动者获得一种终身归宿感,忠心耿耿为企业效力。

遗憾的是当代晋商企业还少见这种人力资本制度。当代民企能否先于国企和其他股份企业植入晋商的人力资本制度进行试验呢?真的这样,这会是新晋商对晋商文化最为重要的传承与创新。

晋商成功的经验,还有货币经营资本与商品经营资本相互参股投资,共同发展,金融业与产业混合生长。也就是以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来支持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以虚拟资本来支持实体产业的扩张。直到民国年间,山西省仍然是依靠这一经验,使山西省赢得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化高潮的成功进步,这在其他商帮中是罕见的。山西在历史上是金融大省,金融强省。可以说晋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金融文化领先。上世纪30年山西工业化发展全国第一,得益于山西省公营的“省、铁、垦、盐四银行号”及其实物十足准备库和大批民营钱庄、银号、当铺等金融企业,还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支持。当时山西省政府实际上是实行的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先导战略,即政府通过对金融制度与政策的创新,使山西金融业优先于普通产业迅速发展,进而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先导战略,是经济转型跨越的最得力的杠杆,是落后国家或地区赶超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个规律。通过政府对金融制度与政策创新,营造山西金融洼地,可以改变当前山西资金外流的现状。山西省银行业存贷款比例,在计划经济时期的1953-1995年43年是贷大于存(贷差省);1996以来的15年存大于贷(存差省)。1978年存贷比1.82,1995年为1.03;1996年为0.97,2009年为0.52。2009年底,四大国家控股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在山西存款存贷比为33.52%,存贷相差6000多亿元。扣除国家法定存款准备率16.0%和现金备付率5%,2009年末全省大略有4761亿元资金外流。几乎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34亿元相当,是山西当年财政总收入的3. 25倍。若从货币的时间价值、资金周转率的角度来分析,山西每年外流的资金量,则当是5000亿的数倍。近年民间资金外流更为严重。山西资金的净外流,说明山西是块“金融高地”。如果实行“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先导”战略,即通过政府创新金融政策和制度,改变山西投资环境,变“金融高地”为“金融洼地”,使山西的资金留在山西,流出去的资金流回山西,外地资金流到山西,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就有了资金的保证。为此,第一建议强化政府金融办的功能,做好山西地方金融发展规划与战略调整,统领地方金融企业发展;第二建议整合山西金融资源,尽快打造晋商银行为地方商业银行航空母舰,改变地方支离破碎小银行恶性竞争,提升山西转型跨越的金融推力;第三建议加强股权交易市场,将山西股权交易中心办成深沪证交所的上市预科,培育更多的山西企业上市;第四建议发展地方城乡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合作金融等等,以成为山西中小企业的资金后盾。

晋商成功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商业伦理与处世哲学。晋商认为义与利是相通相济的,只要有了义,利也就在其中了。主张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其义就是社会责任,以合格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周到的服务提供社会,获取盈利。这是他们的商业伦理。其处世哲学是“中和之道”,他们认为“和为贵”,“和气生财”,坚持“善待相遇”,同舟共济,世世相传。坚持在义的基础上,建立和谐信任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商号用人“以懂得信义为宗旨”。所以,东家对掌柜、掌柜对伙计是“疑人不用,疑人不用”;掌柜对东家、伙计对掌柜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晋商在市场中又竞争又合作,是“蓝海战略”的典范。现今一些以晋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过多宣扬商场就是战场,勾心斗角,互施阴谋,这不是晋商的真实历史。

晋商独创的票号金融文化,其核心是以义制利,以人为本,中和之道,同舟共济。以义制利表现为关公崇拜、信义至上;以人为本表现为东伙共商,劳资共赢;中和之道表现为善待相与、和气生财;同舟共济表现为急公好义,社会责任。晋商的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竞争合作、风险控制等等,都值得新晋商传承与借鉴。

晋商的教训也不少,其中转型中的失误也是值得当代商人重视的问题。明清晋商是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商人,19世纪后半期在西方工业化浪潮影响下,开始了向近代工商业转型,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在转型中却有成有败。如太谷的乔家、祁县的渠家、万荣的李家、襄汾的刘家等等都获得了成功;但是大盛魁、合盛元、志成信等则因为没有把握好转型时机、投资方向而退出了市场。慈禧与光绪由西安返回北京后,政府颁发了《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要求用西方企业模式改造中国工商业企业制度,晋商无动于衷。晋商对管理体制转轨的意识,于1907-1908年才意识到。

近年山西民营企业发展很好,但是不少家族企业也遇到管理上的困惑,自己直接管理,常常力不从心;交给别人管理,又不放心;不做大不行;做大了也不行。这就是说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向社会化转型,化蛹为蝶。现今家族企业转变中,如何在家族内部分割股份?用不用吸收外人入股?资产股份如何折算?等等。当代民企的社会化转型,不仅需要民企自己传承与创新晋商文化,还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共同关爱与支持,特别是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晋商文化、晋商精神,是山西人民精神财富和社会资本。企业文化的灵魂是核心价值观。新晋商一经确立创新的理念、诚信的认知、中道的哲学,确立独富贵为君子耻,以大富大红大德为荣,相济于业,以自身的转型促进山西经济转型跨越,山西一定会得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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