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并不仅仅是“金融大鳄”，他还是慈善家、哲学家，他还有各种各样的侧面。索罗斯与中国缘分匪浅，他有一个为他服务了20多年的中国顾问、私人代表——梁恒。以下内容就来自梁恒所著的《与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
1930年，索罗斯生于匈牙利犹太人家庭。13岁时，为躲避纳粹追杀，他被父亲改名换姓，东躲西藏。15岁时，在布达佩斯的餐馆和咖啡店倒卖碎金，做外币黑市交易。17岁时，离开故乡，独自去英国留学，在世界顶级学府之一的伦敦经济学院苦思冥想哲学问题，写下了第一篇哲学论文《意识的负担》。同时，他在社会的最底层辛苦打工。26岁时，只身到了美国，在华尔街奋斗了几十年。（图为布达佩斯）
索罗斯说，在伦敦求学时，是他人生的一段低潮期。他遭受周围人的冷漠、轻视，非常孤独、痛苦。当时，他完全没有和女性交往的经验，但又渴望与女孩子接触。他试过在马路上主动找女孩子说话，也去过海德公园门口碰运气，找艳遇。有一天，他终于成功了。“它让我消除了自卑情结。从那以后，我不再绝望，开始在交往女朋友时走好运了。”（图为伦敦海德公园）
1961年，索罗斯结婚，1980年离婚；1983年二婚，2004年离婚。他的第二任妻子解释索罗斯第一次离婚的原因称，他们的性格完全相反，索罗斯喜欢把自己放在社会的聚光灯下，并刻意追求名望，一心想成为对世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第一任妻子补充解释，根本原因是索罗斯对他们的三个小孩从来就漠不关心。第二任妻子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是索罗斯在外面有女人。（图为索罗斯和第三任妻子）
索罗斯1969年成立的量子基金（当时叫双鹰基金，1979年更名），前11年都未亏损，但在1981年首度亏损超过20%。此前一年，合伙人吉姆·罗杰斯和他散伙，紧跟着第一任妻子跟他离了婚。索罗斯说，从1981年起，“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接受各种好运，也不会再害怕因为好运带来的各种厄运。我完全可以自己分配精力和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慈善事业、公共事务、哲学研究。”“对我来说，赚钱不难，花钱更难，去探索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就难上加难了。”（图为罗杰斯）
索罗斯名著《金融炼金术》的第一章是《论反身性原理》。美国一学者解读称，“反身性原理”的本质是指认知可以改变事件，而事件反过来又改变认知。这种效应通常被称为“反馈”。这就好比，如果你拴住一条脾气好的狗并踢它，骂它“坏狗”，那么这条狗会真的变得很凶，并扑过来咬你，而这又会引来更多的踢打、更多的撕咬。用到投资方面，如果投机者相信美元将升值，那么他们的购买将推动美元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使利率降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推动美元再次升值。（图为《金融炼金术》书影）
索罗斯曾说：“更吸引我，或者说影响我的是哲学王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很复杂、很矛盾，甚至很神秘，但也很自我、很宁静。”说到这，他脸上有一种自我陶醉的神态，停了一会儿，又轻声说了一句，“我的梦想就是当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理想国》的核心内容。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理念中，哲学家被置于等级结构的顶端，垄断了城邦全部政治权力。（图为柏拉图）
1980年代，攻读博士学位的杨小凯曾要求索罗斯提供奖学金。但索罗斯在看了两遍杨小凯的论文之后，当面对他说：“这是一篇很糟糕的论文。”事隔三天，索罗斯收到杨小凯来信：“……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就可以随便仗势说话，侮辱我论文的学术价值。我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钱……”事后，索罗斯让他的律师通过别的渠道，把奖学金给了杨小凯，并且没有让杨知道真相。（图为杨小凯）
索罗斯很喜欢听梁恒讲中国历史故事。在索罗斯的心目中，中国人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优美而学不尽的。但他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封闭性，最明显的是教育制度。他说，中国社会的改革最需要的，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培育出现代的批判性思维。他相信，凡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文化，才有可能在风云莫测的世界里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图为中国长城）
1985年一个夏日，候机大厅，他抓起一个公用电话，一只手打电话，另一只手把口袋里的硬币摇得叮当直响，每隔一会儿就朝电话机里塞一个硬币。打完电话登机，在位子上坐好后，他对梁恒耳语：“我刚才部署了一次重大的行动，我在吃进日元，如果我的判断正确，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赚大钱。”说到这，他自己笑了笑，又说，“嗯，不说了，我需要冷静自己。”说完，他拿起报纸开始阅读。一个多月后，广场协议签署，日元升值。后来，索罗斯在1985—1987年这场货币战争中，赢利高达122%。（图为纽约广场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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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有一个邻居，儿子投资失败负了很大一笔债，邻居把所有积蓄都给儿子去还债，没想到儿子又去投资又失败，债上加债。邻居无路可走，在自杀的前一晚上找索罗斯谈话。次日，索罗斯对梁恒说：“他应该自己了断。”“什么？他临死前找你谈话，这意味着他信任你。你这么有钱，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你太残忍了。”梁恒说。“这不是救与不救的问题。”索罗斯语气平静地说，“一个人做错了事，是应该自己去承担的。”接着又说：“是他自己的命，由他自己掌握。”（图为索罗斯）
在梁恒看来，索罗斯内心深处有狠硬的一面，这与他悲悯众生、慷慨解囊，几十年如一日地做慈善事业完全相反。除了和自己家人之外，他不和任何人深交，更进一步说，他与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易，是一种相互有利的临时性结盟，绝不会长久，更不会投入自己的情感。不管是谁，都无法走进他的内心，因为他严格地与外人保持情感的距离，绝不越雷池一步。（图为索罗斯）
1986年春，由索罗斯资助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功地访问了匈牙利。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思经济大学，和自己的同行们探讨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在他们访问期间，索罗斯专程飞回家乡，跟代表团成员见面座谈，向他们询问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代表团取经回国后，马上写出了几篇有针对性的经济改革报告，并被主管经济改革的中国领导人采用。（图为1986年的中国苏州）
1986年秋，索罗斯首次访问中国，他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成立。在接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宴请后，他们登上了中信大厦顶上的露天阳台。眼前的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四周全是灰雾。索罗斯问荣毅仁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荣毅仁说：“这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才能治理。”索罗斯转身对梁恒说：“我建议基金会可以资助有关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一下怎样治理北京的污染问题。”荣毅仁连说：“好主意，好主意。”（图为荣毅仁）
1988年10月，索罗斯第二次访问中国。此行主要目的是拜会中央领导人。索罗斯说：“我认为，根本就没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市场，而是所有参与者的偏见在引导市场的方向。当市场的方向发生重大扭曲时，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不仅重要，而且也是必须的。所以，比较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自由市场加上政府调控。”（图为索罗斯）
1992年9月，索罗斯击败英格兰银行，迫使英国政府把英镑贬值了25%，自己一夜之间净赚10亿美元。这场投机英镑的战役，是索罗斯有生以来下注最大的赌局，而最让华尔街同行们钦佩的就是那句名言：“如果你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只投这么少。”事后不久，索罗斯宣称要捐出5000万美元，帮助深陷战火的波斯尼亚人民减轻痛苦。（图为英格兰银行）
索罗斯经常对梁恒说，他是有历史使命的人。他每年捐出很多钱，但他的慈善事业不是以慷慨出名，而是他的慈善机构是建立在由他自己创立的一套价值体系上。这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精神就是开放社会的原则。他希望通过项目资助，鼓励批判性思维和自由创新精神，促进社会的开放和世界的和平。（图为索罗斯）
1997年，由泰铢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索罗斯成为众矢之的。在9月一次国际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有些人必须靠剥夺他人、使别人贫穷，来积攒财富。”作为对东南亚国家谴责的回应，索罗斯回击称：“如果不是我们，别人也会这样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市场留有投机空间，那是政府的过错。”（图为马哈蒂尔）
请输入图片正文索罗斯也曾打压过港元，不过撤退很快。索罗斯说：“那次是战略转移，因为香港的情况和东南亚各国不一样，它属于中国，朱镕基总理绝不会让港元像泰铢那样狂贬。我当时预感中国的央行最后一定会力挺港元，坚守汇价，所以认赔出场了。早认赔少损失，只有傻瓜才会去硬碰硬。”其实，他始终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避免巨大的损失，就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封闭的。（图为中国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