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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鲁慧: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新型大国观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8-20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作者:杨鲁慧  阅读数:789
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压力和新挑战以及一系列新问题,在全面深入探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态势基础上,科学准确把握事态发展全局及趋向,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念和新思维。特别是在多次国际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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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压力和新挑战以及一系列新问题,在全面深入探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态势基础上,科学准确把握事态发展全局及趋向,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必然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念和新思维。特别是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当下全球化把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捆绑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的冲突分歧。2017年1月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再次强调:“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进一步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传递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然而目前东亚地缘政治现实是,尚未建立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和政治中心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在域外大国的操纵下许多国家仍然被“弱肉强食的绝对安全”和“假想敌臆想”的冷战思维所束缚,热衷于建立对抗对峙基础上的同盟政治和同盟秩序,并不断推进东亚多边军事同盟一体化,给原本就已经紧张的东亚局势增添了新的复杂变量,造成了东亚地区动荡和不稳定局势。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是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新型伙伴关系,与传统国际关系盛行推崇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中国为了与周边国家共生、共建、共享,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建设性的多边合作倡议,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新议题新思维和具体行动方案,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次,审视把握命运共同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深刻蕴涵,并提供一种超越传统大国崛起的新战略模式,探索践行一条和平崛起与互利共赢的新道路。

一、同盟政治是冷战后美国构建东亚秩序的基石

考察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发展进程就可发现这样一个历史演变脉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曾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由华盛顿主导,以遏制包围中国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体系,结果是无果而终。70年代前苏联曾提议建立一个由苏联主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束缚和制约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最终也是无功而返。冷战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的东盟地区组织,竭力谋求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在东亚的发达国家日本,中等新兴工业化强国的韩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影响下,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次区域组织,其在地区合作中的政治领导力和政策执行力都存在着一定局限性。导致了组织机构的彼此竞争和机制呈现重叠化的态势,无法适应新的安全格局,难以有效管控与化解地区的各类安全风险,造成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在中国周边国家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大国之间的矛盾摩擦不断升级,国家主权的分歧冲突致使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政治秩序面临重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现实中,对抗性军事联盟、势力范围、代理人、保护国等旧国际政治模式仍然拥有一定市场。”战后至今东亚地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主体的强有力政治力量中心,以引导正确的地区合作发展和履行区域繁荣稳定的使命。

从地区政治秩序的格局看,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美苏争霸构成了世界的基本政治秩序格局。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安全完成了两个标志性的变革过程:一是从冷战时代全面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二是从后冷战时代走向冷战后25年地区性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必然产生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安全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演变与调整最敏感的温度计。”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一直持续处于没有大战,但局部冲突不断的“脆弱和平”状态之中。2010年奥巴马政府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是东亚安全政治格局的转折点,至此,美国在中国的周边东北亚和东南亚频繁密集地举行联合军演。2016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国际对话会上,就以“美式逻辑”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2016年7月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访问澳大利亚公开表示,美澳应加强军事合作,建立“太平洋统一战线”,其最终目的是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访问东北亚国家,积极承诺和打造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紧密型关系,使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一直持续处于“战争边缘”和“剑拔弩张”的不稳定状态中。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能不再继续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美国在东亚有它的利益,既有它的地缘政治利益,又有它的经济利益和盟友伙伴利益。基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基础,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并且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主权争端问题制造安全议题,有助于美国加强在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的。无论奥巴马还是朗普新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是不会改变性质的,美国的对外战略在东亚地区集中体现为同盟战略。由此可见,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重中之重集中体现在同盟战略上,保持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军事同盟合作关系;盟国和安全伙伴及友邦国家为核心的地区多边主义,这三个层面构筑了美国的东亚安全秩序三大支柱,并导致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的新特征新趋向,使东亚同盟政治和同盟秩序进入新的战略活跃期。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不断固化同盟政治和扩大同盟战略。

第一,强化同盟政治的合作基础,扩大双边防务合作。“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谋求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战略制衡的目的,并且利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扩大美国在海岛和海礁主权争议的战略干预和主导力量,借机增强其在中国周边海上的话语权和军事存在。为此,通过进一步扩大美国履行对盟友的责任和义务,提高对盟友的承诺范围和力度,支持和纵容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不断制造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困境。其一,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对抗升级,日本谋求实质性地增强日美同盟,并以此推动其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和战略合作,提升日本在东亚区域的大国角色和政治影响力。密切美日同盟军事合作关系,支持并放纵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武力军事的束缚及限制,就成为奥巴马政府制衡中国崛起以挑战美国权力的基本逻辑。2013年11月中国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美国积极与日本配合承诺履行同盟义务。2017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也再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2月访问日本之际再次确认有关防御承诺。其二,在韩国面临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多次明确要履行同盟责任保护韩国义务。2013年发生“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在中国反对抵制条件下,最终还是把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邻近中国的黄海与韩国携手进行联合军演。2013年2月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后,美国更加明确的表示将为韩国提供核保护,并与2016年7月美国与韩国达成协议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一步宣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盟国防卫承诺不会动摇,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防卫盟国。其三,美国进一步摆出捍卫南海“航行自由权”的战略姿态。为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和凸显强硬不妥协立场,美菲同盟在中国南海海域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与联合巡航,造成南海地区的局势紧张升级。

第二,美国不断扩大联盟防区和持久性的联盟体系,巩固其在亚太同盟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主要是通过适度放任或人为挑唆地区紧张局势,以增强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度。依附与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略部署,加强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承诺盟友在亚太地区扮演安全角色,以实现与美国携手并进共同牵制中国崛起之目的。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推行东亚战略的基本要素,并为特朗普新政府的东北亚战略重点的深化竭力打造战略抓手。2015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对抗乃至敌对情绪发酵蔓延,把半岛局势推向恶性循环境地,朝核和萨德部署加速了半岛的裂变,导致了美韩双方宣布无限期推迟美军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纵容日本坚持强硬政策,放任中日关系紧张恶化并急转直下,以提升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安全依赖程度,确保美国在美日同盟中领导地位的强化和巩固。在南海问题上利用海上争端由国际海洋法庭强制仲裁案,试图把中菲关系引向对立对抗对峙局面。推波助澜南海争端紧张升级有助于美国可进一步主导和强化同盟关系。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不断呈现由双边走向多边的“阵营化”趋向。随着朝核与萨德部署以及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事态升级恶化,美国的盟国也进一步深化与美国的安全盟友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全球领导力实现本国的战略利益目标。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正逐步向“议题导向”为主题的同盟关系转换,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东亚地区安全议题开始走向新的“阵营化”趋向,成为地区安全的黑洞和国际政治大国博弈的前沿。2015年底日本韩国政府开始启动两国民族的政治和解议题,首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不可逆的解决方案,在民众未取得和解的基础上两国政府率先实现了政治和解。政府间民族和解的突破为后来的日韩深化军事合作埋下伏笔和奠定基础。在美国强力助推下,2016年11月日韩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并在政局陷入混乱之际加快进程绕过民意,一个月内迅速走完相关程序。这就标志着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的双边同盟,愈来愈绑定为整体走向紧密型的多边联盟的阵营化,由此遮蔽了双边同盟原有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军事合作,也促使日韩在历史问题和外交关系上的恩怨纠葛所产生的回旋余地逐渐消失。中韩关系的紧张,造成韩国摒弃了历届政府秉持的“大国平衡者”角色,卷入亚太大国战略博弈关系中。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美韩联盟与美日同盟的假想敌目标指向是不同的,美韩联盟的关系中从韩国角度说其战略防御主要是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进攻和核威慑;而美日联盟的性质则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权利转移与利益博弈的前沿阵地,集中体现了“联手制华”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韩国绑定在这样一个美日韩同盟的战车上,自然也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其中了。为此,冷战后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格局均被打破,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和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区秩序格局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力量组合。同时,美国为东亚盟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合作等支持援助,一方面使盟国的军备武力建设升级换代,另一方面提高了同盟国的军事作战能力和进攻防御能力。向盟友扩大军事武器的销售成为美国进一步巩固同盟关系和推动军事合作的战略手段。一方面不仅符合美国对同盟深化安全防务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推动美、日、韩、澳、印的“海洋民主国家的联盟”。走出这一步具有实质性的战略意义,其意味着亚太同盟体系由战后的双边联盟走向了多边联盟,是亚洲版的“小北约”雏形,也是亚太地区新一轮“联美防中”安全与战略调整重组的产物,以试图挤压中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与外交的战略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不断被强化巩固,同盟国利用美国所谓制衡中国的实力和能力及意志力,使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结构正逐步呈现以“盟友导向型”的错综复杂关系,从而不再是简单化“国家导向型”的行为体关系。特朗普执政以来继续奉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治遗产,进一步强化东亚的同盟政治体系,形成以美国的盟国和安全伙伴为主体的“联盟阵营化”态势,其意味着着近年来东亚“同盟政治”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并达到冷战结束以来历史演变的新高度。

二、以合作共赢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化解周边安全困境

当今国际局势乱象丛生、复杂多变,当代中国不仅须在世界形势乱局中继续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核心利益,并且还要在国际体系变革中有力提升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及制度性权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奥巴马政府在执政末年继续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扮演领导角色留下一笔“外交政治遗产”,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以强硬霸权姿态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的绝对优势和战略利益。中美大国关系的紧张造成地区安全困境越发凸显或不确定性,美国及盟友在中国周边制造麻烦不断,中国的东海与台海及南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紧张安全局势。为此中美关系受到相互信任的困扰,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与对抗因素剧增,其互动应对主要聚焦于东海和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安全困境中。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主要源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从学理的维度看,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和美国坚守大国的遏制心态,并非必然带来大国间零和博弈和军事冲突以及走向战争灾难,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大国关系可以通过新理念新思路缓解结构性矛盾,解决零和博弈,管控分歧冲突化解安全困境。

中国作为经济崛起的大国,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新理念和新思路,怎样突破他国政治集团的“他者是敌手”冷战思维束缚,逐步改善化解国际关系和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这就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考和研究提出新领域和新命题。崛起的中国面临着地缘政治现实的挑战,在遏制与互信之间,在冲突与化解之间,在零和与共赢之间,中国的对外战略究竟是什么样的选择,已成为当今世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一个大国的外交理论一般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它体现的是这个国家对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程度和深度。大国的外交理论毫无疑问首先反映了按照自己的立场、价值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进一步在其与外部世界的经验中不断调整,并上升为原则来指导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国需要依据国家实力和政治智慧及成功经验,制定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向周边国家传递和睦、合作、和谐的信息与声音,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政府多次倡导主张的新思维和新愿景。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国际场合提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到201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5年9月28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倡导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中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由此可见,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从性质上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构成这一群体的成员之间不是你死我活、彼此消长的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发展我受益、我发展你受益的共生共赢共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关系。”命运共同体关系到地区安全秩序和国家安全战略趋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宏大志向和使命责任。

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地区秩序紧密相关,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东亚安全秩序观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逻辑和秩序基础。每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都集中体现为,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由最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在对世界格局作出基本判断基础上,依据政治力量的对比和配置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整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能力。大国的实力和能力决定着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秩序平衡,它是各种力量与实力板块之间较量平衡的必然产物。世界是由各个区域秩序的不同结构模式组合而成的,东亚地区是世界大国的聚集地带,全球大国与地区大国、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新兴大国与坚守大国矛盾冲突深刻,历史问题与现实分歧并存,利益交织与合作方式复杂多变,在东亚这样一个矛盾复杂多样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是漫长历史进程任重而道远。

无论是美国的东亚同盟政治,还是中国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两个思维方式和核心理念完全不同的地区秩序体系,从政治秩序观的性质看,它们不是模式与制度的之争,也不是大国权力转移下的霸权之争,争议的分歧焦点就在于哪一个区域秩序格局更具有多元包容性,更能适应地区新的要素结构变革,并且能与时俱进地确立新思维和新的领导方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了新态势与新变革中的新理念、新要素、新特征,推动了国际秩序体系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变革。打造政治互信、经贸融合、安全共享、文化包容的东亚命运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以‘全球治理’为核心目标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它既符合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基本需求,又需要中国为人类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共生、共融、共赢的命运与利益及责任集于一体的体系或秩序,这就把东亚国家间关系通过一系列基本规则、行为准则和制度规范整合连接为一体,使东亚地区走向和谐共赢的共同体建设。崛起后中国坚持的大国外交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思想创新,并奠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基石。建国初期50年代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的中国履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1世纪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传统“合和意识”的政治文化,为当代大国外交思维的东亚和谐共生观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底蕴与政治智慧。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之道主要体现为:共生秩序之道,政治合作之道,安全共享之道。以合作共赢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国周边安全困境。

第一,树立“合和意识”为聚焦的共生秩序观新思路,建设和谐、和睦、合作的东亚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思想上的奇思妙想,而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基础,有着中国外交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纽带深厚,血脉深远。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绵延博深,统一与和谐、和睦与秩序是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格局。“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之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当代中国的外交理念和价值体系,也是由“合和文化”为底蕴生成、以“和”与“共”词语为内核不断拓展延伸的新思维和新思路。如“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共生”、“共建”、“共商”、“共享”、“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等。由此可见,以“和”为根基的“共同意识”作为一条主线和核心命题贯穿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之中,并且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异曲同工、相辅契合。“共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他有别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抗式、零和冷战思维,也不同于赢者通吃、互害的实践模式。共生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底色。”这也是国际社会和国家之间寻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国家与国家间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准则。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赋予国家的核心主题,需要更多的国家汇聚共同的国家意志和合作意识,在不断推动矛盾冲突的化解和领土争端的解决过程中,逐步延伸共生秩序的蕴涵和范畴。共生和谐与共生秩序并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是当代大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选择,是赋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国际秩序构建上获取更多的理论资源。历史上每个时期的国际秩序格局,一般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世界主要大国集团,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领导驾驭能力与平衡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凝聚着两千年来独特的思维方法,其独特性表现为“大同”理想,仁者爱人,众缘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共生共荣。在当今崛起的中国秉承中华和睦相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历史到现实,其核心始终把握围绕着一个“和”字绵延流长,这种推陈出新的“和合文化”构成了“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深厚文化底蕴。以理性与智慧取代冷战思维的丛林法则,以文明协调方式和开放包容心态化解争端、携手合作。把天下观与整体观、理性治理与协调智慧结合一体,才能实质性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进程。因此,今天的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是: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

第二,建设伙伴关系的政治合作观新思路,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公正合理,使东亚国家在共同体建设中享有更多的发展繁荣和安全尊严。伙伴关系首先是建立在信任与认同基础上的关系,主张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纵观历史,战略互信历来是大国关系的稀缺资源,信任的缺失也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主要障碍。由于权力政治依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本质,近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的力度和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日趋衰退,导致国际力量的对比与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带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从奥巴马政府宣称“美国继续领导百年的世界秩序”,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竞选中把美国未来的目标定位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与中国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是什么关系?是取代零和关系还是互利双赢战略,这不能不是我们面临的严峻且重大的现实问题。美国在政治上秉持美国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在安全架构上维护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应对。”但是,今天的世界格局早已经摆脱了大国集团政治的漩涡,世界的主题向和平、发展、合作转型。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初级版的全球化需要转换升级,现代版的国际秩序需要变革完善。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郑重提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型伙伴关系”,就是为了着眼于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战略支点,积蓄活力与激发潜能,用发展助推繁荣与合作及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治理需要制定规则行为和共同秩序的过程,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秩序理念和基础框架,最大限度的容纳和融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多元文化理念,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遵循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建立国家彼此之间的战略互信关系,并且逐步培育信任和共识的基础。中国秉承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其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要么选择军事同盟,要么选择对立对抗的二元关系,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道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地扩大提高,他已从国际体系边缘化角色走向深入参与国际体系阶段,并逐渐演进到塑造国际体系的新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生成新规范的空间不断拓展。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是以伙伴关系的身份和行为来塑造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历程。

第三,营造亚洲各国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型安全观,构建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与战略合作新架构,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安全共享观”内涵丰富且蕴意深刻,谋求崛起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道。维护和平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之源和践履之本。其主张以协商对话和沟通协调的和平方式,处理和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以沟通化分歧、以对话增信任、以协商求共识、以安全促发展。在东亚地缘政治现实中存在两种安全思路。一是与大国联盟寻求安全保障,你的绝对不安全才是我的绝对安全,这一思路的后果带来恶性循环,彼此存有戒心和防备。二是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思路,即“安全共享”谋求的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其超越了传统的对抗性、军事性以谋求绝对安全的同盟理念。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一部分国家的安全不能带来另一部分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更不能以损害乃至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以谋求自身和联盟体系的绝对安全。当下国际政治安全格局动荡多变、意外逆转、乱象纷呈。地缘政治博弈多线推进,热点问题交替升温,恐怖势力扩散蔓延,世界仍然笼罩在安全困境之中。“战略不安全感已经成为一种极为严峻的生活现实,其严峻程度是如今愈发脆弱的人类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面临着稳定与动荡、合作与冲突、变革与保守的抉择。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在亚洲究竟如何发挥崛起大国的引领作用是世人更加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要为亚洲的经济增长繁荣提供引擎动力,而且有为亚洲的和平稳定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以合作共赢突破亚洲地区的安全困境,通过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担当和责任意识。2016年中国外交攻克难点,筑牢支点,打造亮点,应对热点,维护了整体稳定合作的中国周边地区环境。中菲关系的全面改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由于菲律宾前政府对华关系采取对立对抗政策,使中菲关系不断恶化跌入低谷。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选择了对华友好姿态,中国政府也积极向菲律宾伸出援助之臂与合作之手,就全面改善和发展中菲关系双方达成重要共识,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到协商对话外交手段解决的轨道,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缓和紧张关系及深化合作共赢扫除了障碍。

三、“一带一路”是构建合作共赢发展之盟的战略选择

在国际体系经历深刻转型和重大变革的当今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古老丝绸之路的生机活力,凝聚着平等互利国际合作模式的标志性价值理念。其以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精髓为精神依托,以中国崛起和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基础,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型驱动力和大国特殊责任意识。“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外交视野更为开阔,外交手段更为丰富,对外交资源利用的宽度、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更大的拓展,拥有更为丰富的战略组合。”若以传统视角观之,二战以来,美国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与同盟体系维系着世界安全稳定,并视为国际公共产品最大的供应者。那么“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跨区域、跨领域、跨价值观这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地缘政治现实,如同每个国家需求安全稳定环境一样不可或缺,是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和桥梁,是人类社会历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一带一路”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及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远意义进行全新的战略解读和战略考量。

其一,“一带一路”是中国正在崛起进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已有57个国家参与并且开业运营,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发展趋势,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这些开放的并凝聚合作共赢的国际金融新机构,增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含金量和政治影响力。2016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一致赞成。“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45亿人口,占全球63%,2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着很大的经济繁荣的提升空间。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国际产能合作、国家工业化道路,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并将持续给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带来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以亚欧非国家为重点,实现地缘经济的互联互通,开放型共建共享地缘经济网络,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共赢关系。建立各个国家共同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平等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涵。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经贸务实合作,还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责任共同体。中国积极履行全球性大国的使命和责任,维护现有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核心主体作用。“所有这些均与国际规则或机制密切相关,都涉及全球治理的不同维度。”这一切无疑将带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和巨大的变化,为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添了正能量,体现了崛起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责任担当。

其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负面因素积聚、反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治理领域出现思想混乱的背景下提出的。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且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全球治理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日趋加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力量甚嚣尘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和信誉荡然无存。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它不能解决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入,使得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条发生变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资本技术收益和劳动力收入形成的“剪刀差”,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年复一年扩大,造成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并且在选举政治中扮演主流角色。其结果不仅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架构,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又将决定和影响全球化的未来走向。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神奇胜出,法国、西班牙等国右翼政党和激进势力乘势而起,并且走向选举政坛宣示纲领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增添复杂性和新的变量。“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又一个重要国际话题。在这种局面下,世界期待中国有所作为。”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积极承担全球大国的责任,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其目标定位不仅为中国谋求国家地缘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勇于大国担当,以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理念积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促进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及全球利益共同协调发展的大战略。在对“一带一路”做出更为深刻的战略考量、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战略思考基础上,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共商共建共享”准则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其倡导开放性和包容性,协商共识、各尽所能、利益互补、成果共享。其根本目标“不仅是激活本国的经济,而且要与国际社会一起改变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状,创造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环境、新机遇。”充分体现了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关切,以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与合理,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角色身份承担国际责任,向世界各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具体展示,也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理性选择。解读和考量“一带一路”需要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把握认知其深刻内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政府职能、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新命题深入研究,公共产品概念逐步被世人所关注和重视,并逐步演化发展成为现代公共政策的核心范畴。“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基本满足公共需求,依托公共权力和通过共识与非对称性合作实现再生产的公共利益性物品。主要缘于公共物品与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本质联系,旨在从主观性与客观性,经济性与政治性、社会性,以及供给与需求相互联系统一的视角揭示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质。”全球公共产品涵盖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既有物质层面的财富与资金,又包括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组织机构与机制,还涵盖新型发展理念和引领社会发展前沿的价值观念。只有不断推出这些更多更有效率的国际公共产品,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诸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地改善和解决。大国塑造与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观,从根本确立了大国的特殊贡献论,而不是传统思维的大国权力博弈论。中国双重基本身份的定位,要求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繁荣与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中国作为被世人瞩目的崛起新兴大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准确定位应是具有更多的公共性。既要考虑本国自身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也要战略考量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多的期待。从“一带一路”的本质规定性上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开放战略,是摆脱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赋予了“一带一路”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目前全球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及困境,特别是日趋蔓延的全球性问题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性,究其根源是由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所导致,更多的国家是抱有“搭便车”心态。因此,崛起的中国,具有大国意识和大国情怀及大国责任的强烈意愿,也期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升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并且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国家意志与国际社会要求期待的双重因素叠加,就成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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