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寻找晋商领袖”，就不能不从晋商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反哺现实。而在晋商历史的遗留中，晋商精神之条线，实为穿越时空贯穿始终者。提起晋商，人们往往首先会想起山西众多的大院，如祁县乔家大院、太谷三多堂、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这些豪华的宅院见证了晋商昔日辉煌的成就，晋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一个“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传奇商帮，创造了东渡日韩，北达俄蒙，西越天山，南抵东南亚各国开展外贸活动的辉煌历史，留下一个又一个的商业传奇，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晋商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客观上分析，固然有其地理环境因素和历史因素，然而山西商人发展的主观因素却更为重要。山西商人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比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等等，我们将其概括为“晋商精神”。正是这些“晋商精神”支撑并推动了晋商数百年来的商业领袖地位，可谓晋商之魂。
笃实不欺，信义为本的诚信精神
诚信是商业的首要秩序，也是晋商精神中最宝贵的财富。晋商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经商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如果坚守道德信义的根本，定能成功。
晋商之“信”：一是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这是晋商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二是守信为用、崇尚信誉。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是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山西票号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发挥中央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票号的管理机制自然有一些优势。
然而，山西票号经营过程中讲求信用则更为关键。1823年，雷履泰开办的平遥日升昌票号成立，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和革命。做金融生意，信誉是第一要义。山西票号能做到“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仅凭千里之外区区一纸汇票，万两银子即刻提取，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丝毫没有相关的法规和金融制度加以制约和保障，要真正雄踞天下，如若没有行业道德规范的魅力体现，如若没有一种内在的商业精神支撑，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高度。而晋商的票号，在中国金融业独领风骚上百年，实现了“汇通天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信”字。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晋商以诚实守信为商业精神，以雄厚资本为物质基础，才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商业辉煌。
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精神
从晋商的发家史看，大部分起于寒微。为凑足经商本钱，有的不惜举家筹资，有的甚至靠变卖妻子的首饰筹措。由于本小资薄，他们迫不得已从肩挑负贩艰难起步。为取微利，他们别妻舍子、餐风饮露、冒险跋涉。在务实理念的支配下，在崇商观念的支撑下，晋商不畏艰辛，走蒙疆，下南洋，渡东瀛，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艰辛、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
山西商人到包头经商，杀虎口是必经之路。有民谣称：“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还心抖。”但是旅蒙晋商并不因此退缩，而是人越去越多，势如潮涌。
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商路约有三千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在这条商路上，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气温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填路埋人；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若逢不顺，有终年不得达者，至于赴外国经商，一去无回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
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这就是说，事业不成，甚至连妻子也不娶。
在“努力自强，无少偷安”的精神鞭策中，在创家立业、光宗耀祖的前景激励下，他们不满小富，父创子继，遍历路途的凶险危机、商场的尔虞我诈，吃苦中苦，尝难中难。晋商正是以这种“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开拓进取精神纵横于国内外商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了清代，晋商已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几乎占领了全国市场。与此同时，晋商势力还伸向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各地。因此，开拓进取，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衷共济，团队合作的群体精神
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地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等。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以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帮。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与此同时，晋商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同舟共济，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晋商会馆主要是作为商人议事和处理大小商务，举办公益事业的办事机构，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约束同乡或同行商人某些不道义行为、应对抵制官府不合理要求、维护商人共同利益的作用。晋商正是凭借着群体的力量，避免了因势单力薄带来的困境，减小了在陌生环境下的经营风险，同时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从而创造了一个个的商业奇迹。
审时度势，灵活多变的务实精神
明清晋商成就斐然，与其经营谋略应用得当有关。他们正确吸收古人经商经验，在经营活动中善于审时度势，灵活机动。
明代蒲州商人王海峰，当蒲州人大多西到秦陇、东到淮浙、西南到四川经商时，他却深思熟虑看中了到人们不愿意去的长芦盐区去经商。当时长芦盐由于官僚显贵、势豪奸绅上下勾结，使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王海峰在了解该盐区运销史、盐政情况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断然决定在长芦盐区经商，并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杜绝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税收也随之比过去增加三倍多，王海峰也成为这一盐区的著名富商。又有盂县商人张芝，尤善审时度势，“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洪洞人王谦光经营山东盐，“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这些例证都说明，善于审时度势，是经商成功的必要条件。
商场行情瞬息万变，消费者要求也不断变化，故商业活动必须灵活机动，善于组织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达到购销两旺。如旅蒙商经历200余年长久不衰，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进行砖茶的加工，满足牧民需要。蒙古牧民喜欢穿结实耐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组织货源，满足供应，并将布料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由蒙古牧民任意选购。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中的必需品，大盛魁便按照牧民和喇嘛的习惯要求，专门加工定做。到后来，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蒙古牧民过的是游牧生活，居住点不固定，居民皆分散而居，大盛魁便采用流动贸易形式，组成骆驼商队，深入到蒙古牧民居住的帐篷中做买卖，对蒙古牧民非常方便。蒙古牧区货币经济不发达，大盛魁便采取以物易物和赊销方式，甚至到期也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羊、马、牛、驼和畜产品、皮张等折价偿还。由于大盛魁商号货源组织有针对性，营销方式灵活机动，从而在蒙古草原的经商活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爱国爱民，兼济天下的奉献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曾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在晋商兴盛的500年中，晋商继承了民族自强的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最突出的是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英帝国主义的福公司与山西政府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资源章程20条，对山西的矿产资源进行掠夺。面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情况，山西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争矿运动。以祁县三晋源票号财东渠本翘为首，联合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从英国人手中争矿、赎矿。持续十多年的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压力取得了胜利，这场斗争称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反帝爱国的壮举，被史学家称之为是 “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
不少商人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自己的员工也提出了经世济民的要求。
乔致庸对票号里的伙计要求很高，他教育雇员不仅要有远大的目光，而且要有真才实学，心里要时刻装着老百姓，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在乔致庸看来，人的抱负越大，他追求的目标就越大，越能考虑到全局，考虑得长远，事业之基才能昌盛永固。即使店里的普通伙计，都应有崇高追求与社会责任心。乔致庸一生心系天下，始终以取之社会，报之社会的责任意识，来教育要求员工和子弟。在乔致庸的引导和影响下，其侄子乔景泰一举考取状元，出使德国，并为收回洋人强行开采的矿山做出了贡献。而乔致庸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胸怀天下，经世济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壮志和追求，才使乔家的资财富甲天下，事业鼎盛辉煌，乔致庸也成为清末最富有的商人。
总而言之，诚实守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开拓进取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和衷共济是晋商的环境支持，务实经营是晋商精神的内在品质，经世济民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五百年的商业辉煌。晋商以“凌绝顶”的眼光和魄力，敢为人先，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做别人不去做的生意，创别人没去想的行业，从而将商业影响力发挥到极致。以行业高端和高端行业的绝对优势，创造出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时代影响力。著名维新人士梁启超认为：“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夸于世界人之前。”
本世纪以来，新一代山西商人再度引起世人瞩目，像以郭台铭、李彦宏为代表的一大批山西籍商人和广大山西本土商人正在继续创造着晋商“豪商大贾甲天下”的辉煌成就，正在演绎新的宏世巨篇。他们获得成功的源泉无一不是靠着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诚实守信、务实经营这些老晋商遗留下来的珍贵品质，可见晋商精神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5年，是山西净化政治生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一年。在我省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过程中，新一代晋商是山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山西新跨越的重要支撑和推动，是山西商业的未来和希望。
面对新时代的要求，新晋商需要做的，是强化晋商诚信意识、开拓意识、合作意识和创新意识，继承和发扬光大晋商“人通、货通、汇通”三通天下的魄力和业绩，开拓进取，立足资源、资本、创新的融合，学习晋商“以诚为本”“义中取利”“无德不成商”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借鉴晋商的经营、策略、管理方法，以及在市场取向和资金运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实现以资源换资本、换思路、换发展，制定高起点、高定位、高目标，创新思路、技术、业态，最终实现新时期的新转型、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