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请客吃饭是革命吗？答：是。准确地说，请客吃饭的机制需要革命。请客吃饭确实是私人的事情，亲戚、朋友、同乡、同学、战友经常聚一聚，吃餐饭，喝点酒，似乎稀松平常，用不着小题大作。只是，国人有“富不得”的毛病，请客吃饭的风气日盛，甚至已成为社会管理需要纠正的文化缺点。
有人说，建筑研究如何浪费空间，生活研究如何浪费时间。国人为请客吃饭所浪费的时间实在难以统计。一个饭局，推杯换盏之间，三五个小时不经意就流淌过去了；更有城市严重拥堵的麻烦，如果一日被请客两次，一天几乎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真所谓，时间像厕所的卷纸，快没了你才会注意到。可怕的是请客吃饭竟成为国人社交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商务沟通和各类协作的必要环节。加之，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人脉”被过度强调，频频发起聚会者就像蜘蛛一样，努力编织着一张张不同关系性质的网。
社交过热本身就源于不耐寂寞，然而被动的社交制造出来的只有喧嚣的孤独。入席用餐要说多少无用的废话，还希望有助于管用的事情。饭局之中，所有人都希望给入局者中的一位或某几位递上“投名状”，于是搜索枯肠，或唠叨一下根本无关紧要的天暖地热，或借题发挥根本无从改变的交通阻塞。
就像流行文化必须足够弱智一样，饭局的话题也必须足够地大众，你得让所有入局者产生出自己也有机会参与的幻觉。因此，一局下来，你自然增长了不少插科打诨的技能，但即便你有超凡脱俗的智慧，最终却还是不能摆脱庸常的归类。
聚会的费用处理更加凸显社会的庸常。世俗社会钱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很多人并不愿意为这种无趣的聚会主动承担费用。前些年很多发起人由于借助公务员身份或者国企的方便，都能找到下账的出处，换来吃白食者的赞许；“八项规定”之后，餐费处理不仅官员紧张，企业也越来越困难。
企业虽然有“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的科目，但有明确规定：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5‰，而且是按照发生额的60%入账。
1980年代，刚出道那会儿，我在中学当教员时，就曾冒冒失失地提出婚嫁不办酒的倡议，每人象征性地出一块钱，集中买一件纪念品送去，办喜事的同事散开一包糖在办公桌上，一众人都有了一点甘甜味。不曾想，倡议立刻得到充分的认同，很快成为一地一时的新风俗。
而今，我却不会再有勇气倡导聚会吃饭的AA制。去年春节期间，我大学期间的班主任老师回故里探亲，网上看到同学们张罗着宴请老师，事到临头却有好几位以各种籍口爽约，似乎涉及费用开支。远在外地的我赶忙让弟弟送一箱酒过去。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对比起人性，商人用钱说话显得那么纯洁。”哲学家金岳霖曾经讨论“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句话，既然金钱是粪土，怎么又用金钱来赞喻绝对不可能也是粪土的仁义？文化上的口是心非，在中国怕是并不少见。
刘亚洲将军在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的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落后的文化、社会的陋习，需要批判者。揪住一个现象，瞄准一种风气，有必要发起批判。本文所议的请客吃饭，就是需要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去批判的。
★日本在关键时刻，有了思想家福泽谕吉。他立志开启民智，号召日本人摆脱儒家思想的桎梏，以新兴欧美国家为榜样。这样的思想家既不攀附权贵，也不曲意迎合大众。勇担大任,做民族精神的化身，当民众的精神导师。
★德国在关键时刻，有了哲学家康德。他每天散步都严格守时，邻人都拿他什么时间走到什么位置来校对钟表。有人好奇地问“何至于此”，康德朗声回答：“我要给德意志民族一个习惯。”
文化的改造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社会的进步从习以为常的风气下手。美军《军人手册》明确提出的细节包括“不要当面赞颂领导”，因为“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臾奉承的嫌疑，容易引起误解”。
如果你对上级非常佩服，非常尊重，《手册》规定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第一，对上司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上级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
在中国现时代，首先要提倡简单轻松的社交文化。请客吃饭不是最优选择，费钱费时，而且因为虚与委蛇，人心更加隔肚皮。我多次向企业家朋友推荐的标杆企业德胜洋楼，对于请客吃饭就有明文规定：员工每年在公司内部请客吃饭不得超过两次。很多人认为企业管得太鸡毛蒜皮了，但作为不良风气的纠正和优良文化的提倡，说它意义重大也不为过。
极小的事情，关乎风气就不小；风气改变，涉及文化就值得重视；文化的改造，如果放到民族的进退中去讨论，则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进入文明的范畴。
亨廷顿有部名著《文明的冲突》，也许是我没有吃透，我觉得不是文明之间产生冲突，只有野蛮和文明才构成冲突，就像暴力与和平冲突、封闭与开放冲突、平等和强权冲突一样。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有先后、有竞争，有相互适应的过程。面向文明，只有学习、靠拢、对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