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边与域外：问题的提出
周边观与域外观构成了一个国家自身认识之外的世界视野，并成为这个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方式的历史基石。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文明传统的大国，中国在漫长历史进程中曾经面对过诸多的周邻政权与域外文明，并在彼此的交流互动的同时经历着地缘格局的转变与调整，并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周边与域外格局。
在古代中国，天下秩序一度成为处理政权核心与边疆区域关系的理想型结构，但现实实践与理想结构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古代大一统王朝在处理边疆与周边事务方面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治理方案，并以此维系核心区域与边疆-周边区域直接的结构性稳定局面，最终在清代奠定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并在各个边疆区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治理模式，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在这过程中，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近代转折，古老中国也经历着王朝与国家结构的艰难调整，并在构筑中国近代国家认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更为明晰的周边与域外概念，原有的朝贡秩序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过程对于现实中的国人而言固然颇多苦涩，但在客观上也将中国带入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当中。
近现代的世界整体格局改变了中国的对外视野。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关注中国区域观的构筑方面，有必要对区域性互动关系加以特别的关注，其中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周边区域的视野，其次是周边的利益攸关区，其三则是与周边区域与国家的独特共处方式。这就启发我们，有必要在新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的周边与域外，并在此基础上型塑更具全局观和前瞻性的中国对外认知观与域外世界观。认识中亚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更好地认识中国的重要基础。
二．时空转变：从“西域”到“中亚”
中亚有其哲学意义。在黑格尔的笔下，中亚是一片“实体的、不变的、金属的、高起的区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但是也许宜于把冲动送到其他各地”，在他看来，这一片区域是平原流域、海岸区域构成了文明互动与联系的基本空间。他继续写道：“我们看见这一类高地在蒙古利亚人（就这个字的广义来说）所居的中亚细亚：从里海起，这些草原向北蔓延到黑海。和这相同的土地有阿剌伯沙漠、非洲巴巴利沙漠、南美洲奥利诺哥河流域和巴拉圭荒原。这种高地有时得到一些雨量，或者为河流泛滥所灌溉（如奥利诺哥流域便是），当地居民的特色，是家长制的生活，大家族分为个别的家庭。这些家庭殖居的区域，都是寸草不生之地，或者只是短时期的生产；所以居民的财产不在于土地——他们从土地上只能够得到些微的收获——而在于和他们一起漂泊的牛羊。他们在平原上游牧了一个时期，等到草尽水涸，整个部落又走到别处去。他们无忧无虑地丝毫不做冬天的准备，因此，常常要宰掉半数的牲畜。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因此，在他们当中就显示出了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当他们，例如阿剌伯人，处在文明民族的围绕之中，劫掠更为通行。阿剌伯人打劫时得力于他们的马匹和骆驼。蒙古人用马乳做饮料，所以马匹是他们作战的利器，也是他们营养的食品。他们大家长制的生活方式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的活动。他们先前虽然倾向和平，可是这时却如洪水一般，泛滥到了文明国土上，一场大乱的结果，只是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这样的骚动，当这些部落由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做领袖时，就曾经发生过：他们毁灭了当前的一切，又像一道爆发的山洪那样猛退得无影无踪——绝对没有什么固有的生存原则。他们从高原横冲到低谷。低谷间住的是和平的山夫们、牧人们，他们也靠耕种为生，像瑞士人民那样。亚细亚洲也有这样的人民，然而大体上说来，他们是比较不重要的成分。”在黑格尔的眼里，这一区域成为连接亚洲内部几大文明中心——中国世界、印度世界和波斯世界的纽带与桥梁，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亚洲的脉搏”，为欧亚大陆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在这之后，经由麦金德等人的阐发，中亚作为世界岛和枢纽地带的重要区块，开始在俄国的中亚经营中呈现出新的意义：“当我们考虑对这个广阔的历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顾时，不是觉得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地理关系的持续性吗？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此外，中亚在世界体系中也曾经拥有其独特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在近代被掩盖和遗忘，对此，正如著名的左翼学者贡德·弗兰克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世界体系的历史进行整体性分析的话，那么，中亚同样具有其中心地位。在他看来，如今在我们绘制得世界地图上与其他区域没有本质区别的中亚，之所以成为一个黑洞，在于它必须引起世界体系史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他进一步指出，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中亚是整个世界及其历史当中最重要，而同时又最被人忽略的部分。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绝大部分的历史都是由那些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胜利者的地盘，失败者的历史被抹去了，而对于那些胜利者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想要完整地加以揭示就不那么容易，要么记述下一段历史，要么留下了部分历史的遗迹；其次，随着15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地缘格局的大变动，中亚民众一方面在这一区域败给了外来的帝国力量，而在另一方面，同时也是更为决定性的方面，那就是这一区域不再是欧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中心。这些转变，促使整个世界的中心从中亚转向了外围、海洋和西方。这不仅是地理整体上的转向，更是观念与意识层面的转向。
中亚同样有其历史学意义，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叙事尤其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历代官方正史的相关叙述及其结构，可以发现，其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路径与图景，虽然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但仍然主要附属于构筑大一统秩序的现实目的，其主要内容是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史。可以说，“现实关联性”成为中原政权关注周边事务的主要动力。除此之外，当涉及到相关的周边地缘政治时，这种“现实关联性”还具有呈现政策指向的特质。就唐朝-吐蕃关系而言，陈寅恪先生曾有这样的判断：“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而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央亚细亚，藉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又唐资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势，历经艰困，始克高丽，既克之后，复不能守，虽天时地势之艰阻有以致之，而吐蕃之盛强使唐无余里顾及东北，要为重大原因。此东北消极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以构成。”这一论断一语中的，并明确提示我们，唐代及之后历朝的西南、东北政策，虽然具体表现各异，但与先前的西北政策都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在蒙元时期，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整个欧亚大陆高歌猛进，既有的东亚与中亚政治秩序渐次瓦解，中原王朝对外政策方面的这种“现实关联性”被彻底重塑。在蒙古力量的控制下，中亚有效地扮演着欧亚文明之间货物与人员往来枢纽区域的角色。有研究者提示我们，在蒙古统治中亚之时，商业和贸易发展的整体状态可以看成是经济全球化兴起的表现。丝绸之路得以再次复兴，沿途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商贸中心，在这种大环境下，哪怕是位于边远地区的小城镇，也能够充分利用贸易集市的交流活动，带动人员、货物和信息的流通，从而与遥远而又陌生的外部世界建立起联系。借由蒙古力量的庇护，各种商贸团体在欧亚诸国建立起营业网点和代理机构，商贸活动一片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和欧洲遥远的陆地上的货物交换为商人和他们的蒙古保护神带来了繁荣。蒙古这个游牧民族很快体验到城市定居生活的益处，并最终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不同的新兴帝国，其中以乌兹别克斯坦、莫卧儿和奥斯曼帝国最为强盛。”随着历史的推进，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渐次崛起，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商贸网络逐渐消歇，与此同时，借由军事和经济技术力量的优势，西方殖民帝国进入一轮大扩张时期，整个世界力量的中心出现根本性转折，由内向外，由陆向海。这种转变具有不同以往的意义，它在根本上打破了中国传统框架下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周期性关系，从而影响基于这种周期性关系格局的外部认知，中亚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从中亚本身地理区域的变化与固定，到中国视野下“中亚问题”的渐次凸显，这一转变历时颇久，但19世纪是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影响中原稳定的传统意义上的西北边患（主要体现为游牧力量的威胁）彻底消除，但紧随而来的则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力量对中国西北的渗透与威胁，致使这一时期中国西北与中亚区域之间的关联性形成了与其他区域不完全相似的情况。但即便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到了清末，知识界在对西域的认知层面，呈现一个较为独特的分化过程，原先囊括河西走廊以西直至欧洲的广义西域概念适用范围和群体逐渐缩小，随之转变为对指称范围更为明确的狭义西域（新疆地区）以及作为域外空间的中亚地区的认知，而且，随着这一时期近代民族国家理念的引入以及对疆域空间的认识日益深化，其世界观念与认知结构渐次调整，传统的“西域”认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分化，经由国内与域外语境的重组与归类，最终转变为对作为国内组成部分的中国新疆地区和作为国外区域的中亚的“内-外”分类性认知，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之差不多同时，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对外秩序基本结构的朝贡网络日渐瓦解，最终分崩离析，后起的亚洲近代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结构，则在西北、东北和东南等各个地理方向上，经由政治、军事博弈而被迫承认和妥协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这一结构的生成，是内外因双重压力的产物，也是内部认知与外域观念彼此遭遇的结果。其间，在一方面，中亚地区成为英、俄博弈的舞台，最终，俄国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将之变成连贯性疆域版图的组成部分，进而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独特的周边地缘现象：中国的西南、东北等域外周边区域基本上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而曾经在中国历史认知空间中的中亚则成为与俄国本土连成一体的区域；在另一方面，由于阿古柏之乱等影响，当时的中国西北处于混乱动荡之中；彼此对照，构成了一幅对比明显的“彼”、“我”认识图景，这时的中亚虽然已被俄国吞并，不复当初丝路大辉煌的荣光，但其作为俄国这一列强组成部分的既成事实，却构成了中国对外认知中的一种独特镜像，鲜明地折射出近代中国在面对自身困境时的困惑与迷惘。曾经在1894年连载于《万国公报》，并于次年结集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在介绍俄国的情况时，就这样记述其吞并中亚的情况：“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道光二十七年），俄人之足迹始及于中亚细亚洲，英人时正得印度西北之烹斋省（即旁遮普省——笔者注），俄人之言曰：‘英既得寸得尺，惟欲所为，俄国在亚洲中地之商务久必为英所得，而阿富汗国北方如机洼（即希瓦——笔者注）、如布喀喇（即布哈拉——笔者注）一带，其机更间不容发，不可不慎为之防。’俄廷遂策遣兵舰泊于阿那河，俄兵骎骎而南，殊觉从容不迫，居于其地之民人本属散而无纪，又无士马以护之，既见俄师纷然骇窜，俄兵更肆无忌惮，惟意之所及。……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治三年）先占春铿地方，遂在机洼及布喀喇一带沃壤循河而行，凡戎马所经之地悉踞以为俄有。俄国名王古擦胯语于人曰：‘俄国之占诸地良非得已，今幸得告成功，从此不必再进矣。’人多信之，然俄师之南趋者仍未有穷期也，先占他侈强一地，又占苦堪一地，遂命机洼为俄属国，布喀喇势成孤立，恐异日亦必为俄属矣。”其中就以中外年代并列的方式，叙述了俄国逐渐控制中亚的过程，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时期中亚对包括近代中国在内的周边政局的反向影响。
从知识格局的角度来看，正是在这一时期，“西域”话语逐渐退隐到中国历史文献之中，成为语文学家的主要探究对象，而新的“中亚问题”则在现实政治中全面展现，成为影响现实决策的重要变量。这是中国中亚认知过程中的首次整体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漫长而曲折的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一种观念性呈现。这种呈现，至今依然在延续。
三．一种镜像：近代语境下的中国中亚认知语境
在整个近代世界的视野中，中亚经历了一个从经济意义向政治意义层面的转变，并经由殖民主义的介入而呈现新的图景：“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观点出发，17世纪甚至不是一个西欧商业渗入的时期。欧洲各公司没有驻拉合尔、喀布尔、马什哈德和布哈拉的代理人。但是这肯定是一个欧洲对伊朗和印度次大陆范围内的中亚地区大量勘探的时期。许多商人、牧师、求职者和游历世界者都留下了他们旅行、考察和评价的报道。……即使在中亚腹地也很少见到西欧商人和旅行者，这也未必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受到来自欧洲殖民主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此时已经完全进入了‘重商主义者’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随着通信和信贷业的发展，西欧的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产品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对新大陆的土著民族和资源的剥削，特别是廉价收取大量白银。西班牙横渡大西洋运到欧洲的白银为西欧提供的购买力让全世界的早期传统市场对高价商品的购买力相形见绌。”
这种历史图景，实际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超越传统中亚内生性传统的更具关联性的新的中介角色。在吉尔斯和弗兰克看来，这一区域在三个方面具有促进政治经济扩张的突出特征：一是投入积累过程的人力及物质资料（如土地、水、原材料、贵金属）、相关技术。二是能够生产剩余物品并通过交换获得硬通货。三是区域内部贸易中顺畅而又巨大的流通通道。从历史上看，中亚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和走廊，在世界体系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这些特征，这一区域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周边的政权、移民乃至入侵者，而主流思潮也通过经由此地得以传播。
从现实政治而言，俄国控制中亚的过程中，也标志着俄国在欧洲之外，迅速成为亚洲的一大强国，并进一步影响整个欧亚区域的结构性关系。恩格斯提醒我们：“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也在更为细节化的层面体现出来。正如斯坦因在中亚探险之旅中所记述的：“安集延的俄罗斯部分，在铁路终点以东伸展着宽阔的、经常洒水的大道，从各方面看都像是东欧一个繁荣兴旺的商业城。有许多商品充足的商店，办公机构里挤满俄国职员，傍晚，一大群欧洲籍职员聚集在雄伟的教堂周围的公园里，聆听军乐队演奏。大约几英里之外的当地人的大城市，也同样享受着这样欢乐而幸福的生活。在俄国人侵占以前，安集延就是一个古老的重要贸易中心，俄国人为费尔干纳地区物质发展上所起的促进作用，不过是增加了许多商人的财富，特别是自从横跨里海的大铁路伸延到这里以来。当我步行经过宽阔而妥善经营的市场时，看到各种丰富的琳琅满目的欧洲手工业品，以及俄国和中国新疆的家庭手工业品，怎么也想不到它曾在去年遭到地震灾难！每个中亚民族的人们都在市场上熙来攘往地忙碌着。我非常惊奇能在这里遇到一位喀什噶尔的‘阿吉’向我致意，他曾于一年多前，往孟买的途中，在克什米尔首府的旅店里碰见过我。他在去麦加朝圣以后，曾去过埃及和君士坦丁堡，并且在回家的途中选择了跨越黑海和里海比较便利的铁路线。我们在这里会面，很明显地说明，即使在中亚，这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段叙述以小见大地展现了当时世界整体格局的大转变，在这一浪潮下，中亚已经超越了其原先东西方贸易通道的单一形象，而开始折射当时周边与邻国的整体图景。
由于西学东渐，近代中国的域外认知也开始受到西方“域外者”观念的影响，逐渐对周边和域外情况有了更多基于西式国别分类的认知。在这期间，由于外部知识引介渠道的限制和列强实力的现实影响，加之当时报刊的报道偏好，国内知识界的外域关注对象集中于当时的欧美强国，对地跨两大洲的俄国则主要涉及欧洲部分，而在对其他周边和域外国家的介绍方面，则选择性地关注日本、朝鲜、越南、暹罗（泰国）、阿富汗、波兰、土耳其等国，至于其他区域，在当时的对外认知图景中依然较为薄弱。在这当中，俄国中亚地区的情况，恰恰就构成了对当时外部帝国和列强认识链条上的“薄弱一环”。
在殖民时代，帝国力量认知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知识霸权在地理区域内渐次推进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殖民者逐渐形成了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在具体实践层面逐步确立起“西方”高于“东方”的分类倾向。经由这种想象与认知，则“东方问题”在这过程中，具有了一种复杂性，它既可以被用来指称当时位于欧洲边缘的、与奥斯曼帝国相关联的巴尔干问题，逐渐地也被用于指称位于欧洲东部、充满异质性的俄国问题。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与西欧的复杂政治关系，因此在整个近代都被看成是欧洲的另一面、一个危险的“他者”，而在英俄争夺中亚的“大博弈”过程中，俄国后来居上，经由一系列行动，逐渐掌握主导权并最终吞并中亚大部分区域，则是这种异质性的“他者”在中亚的另类崛起与扩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波斯实际上从属俄国，而阿富汗实际上从属英国，这种情况可由俄国已派兵去波斯，而英国已派兵去喀布尔的事实来证明。……俄国人向中亚细亚或南亚细亚发动任何大规模进攻时所必须遵循的作战路线，是自然条件规定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俄国疆域向中亚的渐次拓展，中亚从一个历史意义上的“东方”空间，转变为一个欧洲“他者”的边缘性组成部分，从而将俄国具有的这种“他者”标签迁移了过来。在当时中国的对外知识视野中，这一区域既已成为俄国版图的一部分，又跟中国历史存在着长期的历史关联。对此，1894至1895年间受命出使俄国的王之春就曾这样描述俄属中亚的情况：“其里海部地本膏腴，然陆地四塞，人民五方，鞑鞑里之遗孽今虽衰替，然蒙回情性易变，非绥之以德意，柔之以文教，未易治也。喀复喀斯部本匈奴遗种，即唐突厥之可萨部，颇长武力，亦如我中国之锡伯索伦，而部众顽梗，犹未尽洽于海米勒之治化……俄其尚知此意乎？”这一叙述既让我们多有回味，更让我们深思中亚近代转变过程的特殊性。可以说，这一区域对当时的近代中国而言，形成了一种既有历史性关联，同时又作为域外列强一部分进而与中国相区分的内在张力，而正是这种张力，又构成了中国作为“他者”的复杂形象。概而言之，正是在这种欧洲对中亚、中国对中亚的对视中，主体与对象之间发生了关联与转换，作为“他者”的中亚成为既折射欧洲和西方，同时又衡量近代中国的重要对象。从俄国，到中亚，再到中国，“他者”在不断传递。
除此之外，在近代中国在政治和思想转型中，其知识阶层的认知框架受到了文化层面的冲撞，专业化日益凸显，占据更高地位。正如列文森所指出的：“当国家代替文化而开始成为中国人关切的焦点时，要求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终于被废除）的呼声也不断增长起来。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并使官吏不能获得保卫国家所需要的有用的专业知识的文学形式，八股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即从原来官绅文化繁荣时期的‘天下’概念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概念。随着国家概念的变化，官僚教育的目的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在韦伯看来与资本主义以及职业化取向相对立的美学价值和儒家君子‘自我满足’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随着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建立，在对俄事务层面逐渐取代理藩院，一批专业官员开始介入包括中亚在内的对俄关系，在认知层面之外，关于中亚事务的制度性新框架正在形成。
俄国1917年相继爆发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由此带来的帝国结构根本性变化，使中亚的这种“他者”角色产生了激变。作为俄国范围内对发生在核心大城市的两次革命被动反应的区域，中亚在接受来自当时中央政府决策安排的同时，也在经历着本区域内部民族主义与群体认同的复苏过程；加之20世纪20-30年苏联的中亚民族与加盟共和国划界，形成了关于联盟共同体、民族、加盟共和国、部落群体等多方面认同的新知识与新分类，并经由当时苏维埃革命和建设的世界性影响，在整个20世纪对包括欧洲和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也进一步刺激了二战之后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地的改革与调整（如印巴分治、印度支那半岛独立等），成为引领战后反殖民运动的一股潮流。与此同时，中亚在苏联这一新框架中的新定位及其内部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包括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都受到国内知识界的热议。在这种语境下，这个急速变动的“他者”、重新定位的“他者”、充满活力的“他者”，构筑了近代中国对中亚认知的基本框架。
四．重构“时间线”：时空结构的复杂化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中亚五国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经由内部汗国分类向苏联中亚内部加盟共和国分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传统的内生性结构在19世纪中后期逐渐被外部的帝国主义殖民力量及其秩序需求所取代。
从历史上看，这种取代的生成，最初源于整个世界力量重心由欧亚大陆地区转向周边与海洋区域，而最直接的表现则是世界主要贸易通道的历史性转变，曾经在欧亚大陆东西段之间的丝绸之路商道贸易随着蒙古帝国时代之后中亚、西亚地缘政治结构的碎化而日渐衰落，而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了以海洋贸易为主轴的殖民扩张，在这过程中，曾经富有草原政治传统与内在逻辑的中亚诸政权及其行为方式，逐渐受到外围帝国和殖民势力的影响，最终被英、俄势力在南北压制，随着“大博弈”过程中俄国逐步控制中亚，这一区域既有的草原秩序及自生经济类型逐渐被纳入俄国的帝国秩序与分工经济体系当中。
与中亚政治经济秩序被纳入俄国体系相应而生的，则是历史与认同层面的俄国化，这表现为这一区域的历史被叙述为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后续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确立起一个在中亚历史叙述层面的俄国时间线，其他被摧毁的各汗国时间线以及各群体的时间线被降格甚至掩盖；随着苏联20世纪20-30年代在中亚地区的民族划界以及中亚加盟共和国格局的奠定，这一区域原有的俄国时间线被苏联时间线所取代，各汗国时间线及非命名民族的历史时间线依然被压制和掩盖，与此同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国家时间线逐渐形成，但这种时间线彼此之间是并行而不交错的，同时也从属于更高层级的，同时也是主轴的苏联时间线叙述；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的独立，各国的国家时间线得以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并开始抛开苏联时间线这一原先的主轴，通过动用本土曾经存在的古老政权遗存及传统资源的方式，以新的方式来从重构各国的时间线叙述，在这种态势下，这些时间线开始出现了交错与冲突，并通过相应的历史叙事影响着对于周边邻国历史的认知。
总体而言，近代以来的中亚诸国，经历了一个时空结构由多变少，最终又由少变多的转变，并在具体内容方面越加多样和复杂。其中，重述国史成为当代中亚诸国时间线叙述的最主要举措，如果这种时间线叙述最终成型，它不仅将改变中亚各国对于近代以来本区域地缘与政治整体性的共同认知基础，而且还改变了建立在俄国-苏联时间线基础上的中国既有的近代以来中亚认知基础，最终将出现更为多样和复杂的中国中亚诸国认知图景，它既是长短不一的、交错扭结的，同时也是历史性竞争和竞争性阐释的。
五. “中亚类型”与“新”“旧”叙事
中国对周边国家和区域的认知，总是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基础上共同构筑起来的。总体而言，在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周边政治格局中，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周边最大的地缘政治格局转变，它标志着原本依附于中苏关系总体框架的国家-地区关系正式转变为全新的国家-国家关系。这种情况不同于当代中-俄关系对原先中-苏关系的继承性，它具有全新的面相，也在展现新的转变。
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存在的漫长边界线，其地缘的关联性使之与中国在民族、宗教方面形成复杂微妙的联系，与之相应的，随着中亚各国的独立，原先的“苏联问题”成为历史，而在“苏联问题”的历史与现实遗产上，形成了以中亚国家为主体和对象的全新的“中亚问题”。这里不再是一个“他者”的问题，而是一种充满“主体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在二战后面对的一种全新的区域性周边态势，折射到中国的对外认知领域，形成了鲜明的特殊性，并因此构成中国周边国家中的“中亚类型”：一方面，作为与中国西北边疆的邻接区域，其政治、历史与文化相关内容，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多有所见，特定时期还曾纳入过中央王朝边疆治理范围，在历史层面构成了认知延续性，其中的诸多族类群体，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等，在中国官方正史的叙述中都曾有所涉及，这构成了两者历史连续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鉴于中亚古代、近代与现代的政权区域范围并不完全重合，由于政权的更替与外部因素的介入，在现实中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延续性，特别是随着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作为一种新的区域分类方式，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汗国结构，在区域民族语言文化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共同体认同。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亚整体区域的历时性变迁以及当代中亚各国本身历史（民族国家史）的历时性变迁之间彼此脱节，无法在现实基础上构成一种整体连续的叙述，从而使中亚国家在中国的呈现方式具有独特性，它们兼具当代政治的新生性与历史传统的古老性，不同于法国、英国等国名延续不绝的老牌国家，同时也不同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二战之后摆脱被殖民状态的新生国家，在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方面，同样不同于与中国长期共享历史并逐渐形成新传统的国家，如蒙古等国，这种独特性，使得中亚区域在与中国古代历史的“部分互嵌性”及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完全脱嵌性”之间，产生了历史认识与现实认知之间的新“断裂”，这也构成了我们如今在面对中亚五国的历史与现状时，在认知层面呈现的基本特征。这里所说的部分互嵌性，是围绕中国历史与中亚历史的部分重叠而言的，指1840年之前的中国古代历史记述中所涉及的位于如今中亚五国区域的相关边疆治理与实践方面的内容，从历史空间上说，这些内容与中亚历史的部分内容出现了重合，这种重合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可能；而所谓的完全脱嵌性，则关注中国历史与中亚历史之间的区隔及其解释断裂问题，具体指中国现当代历史中的中亚叙述在1991年之前实际上是对苏联认知的一部分，1992年之后则是对中亚五国的叙述，这些都是对现当代外国区域及历史的叙述，为避免可能导致的争议，话语叙述中的中亚空间与中国空间是完全分开的，却造成了在解释跨界现象方面的弱势与不足。在这种独特语境下，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中亚国家的认知总是在“国家视角”和“民族视角”之间摇摆，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亚五国的独立，其内部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国家建构态势又反向影响着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认知图景。
与此同时，自近代以来的中亚，随着苏联的解体，在中亚五国的自我叙述和外部话语中呈现出明显的“新”“旧”区分，但这种“新”“旧”的阶段性叙事，当面对各自邻国的国家话语逻辑时，往往就会形成不同的取向。我们知道，中国总是在关注周边的过程中反观自身，也始终以周边的经验教训来回望自身的时代。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孔飞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世界，其背后的真正意义却被我们所忽略。在他看来，虽然很多人谈到中国的近代分裂或者中国被列强所瓜分，但是，中央集权的观念与实践，却在内乱外患的轮番蹂躏下，始终坚持了下来，没有什么能与中国人民对于国家统一的向往相匹敌。结合历史事实，这种对本国疆域与政治的统一性认知，使中国知识界在对近代以来中亚社会与政治转变的认知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性，并塑造了认识框架中的旧“中亚”与新“中亚”的断裂性格局。
所谓旧“中亚”，本文指的是俄国尤其是苏联治理时期的中亚，这是一种超越古代与近代中亚政治结构（草原政治结构）、附属于苏联统一体的，具有内部联系畅通性的20世纪20年代-1991年的中亚结构。这种认知结构附属于对苏联的整体认知，并被囊括到“苏联问题”的框架当中。“苏联问题”本身连带着旧“中亚”认知的延续与实践，“苏联问题”从一个世界革命阵营的问题向一个与“第三世界”问题相对议题的变迁，其覆盖范围从跨国性空间转向了民族国家空间，同时也标志着中亚地区从苏俄革命话语下链接俄国本土革命与远东被压迫民族与殖民地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革命性区域，转变为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苏联内部区域与政策工具，最后更是成为造成苏联与外部世界整体性断裂的阿富汗战争的国家利益通道与基地。
20世纪90年代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各国的独立，是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秩序的巨大转折，作为世界两强之一的苏联以联盟国家彻底解体的方式，将这一区域的基本态势推回到一个世纪之前英俄“大博弈”的历史原点，这一区域重新碎化为诸国并立的政治地缘结构，并意味着原本从属于苏联内部秩序的中亚区域越出了国内秩序层面，开始真正以国家面貌进入现代世界秩序与国际结构当中，成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新周边国家的中亚议题，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1993年，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峰会，宣布五国构成并归属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单位。在这之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中亚各国均采用原来表述广义“中央亚细亚”的俄文称谓“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替换狭义“中亚”的表述形式“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一词。这实际上标志着中亚自身旧身份的抛弃和新身份的形成。这种概念主体性的构建，也意味着中亚自身作为“他者”定位的终结。如果我们比较中亚五国的独立年份（1991年底）和同样脱离自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独立年份（1917或1918年），就能够注意到，新“中亚”的时间生命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非20世纪初。为了巩固这一定位，它就必须以中亚五国作为独立政治单元正式形成和统一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的瓦解为前提（所谓的新中亚-去苏联空间），并以脱离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和内部分工格局进而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为方向（所谓的去苏联-入全球方向），即便是在参与“欧亚经济联盟”的过程中，依然秉持这一基本原则。而我们如何面对关于“新”“旧”中亚的不同叙述逻辑及其凸显的“他者”与“主体性”问题，将是未来考验中国的中亚观念及其叙述的一大难点。
六. 结语：“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亚认识新图景
当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认知框架在内的上层建筑，近代以来中国对中亚诸国的认知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在沙俄-苏联时代，中国对中亚诸国及其地域的认知总体上附属于中俄、中苏政治经济关系的话，那么，随着中亚诸国的独立，我们对于中亚认知的总体框架也必然服从于新的中国-中亚政治经济关系大背景，并以地缘政治安全和地缘经济合作为基础与主轴。在政治与安全层面，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国与中亚各国确立稳定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而当代中国与中亚诸国数十年来的经贸交往，经历了20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亚各国独立以前与中国以经贸关系为主的阶段，以及1991年之后独立的中亚诸国与中国关系的新阶段。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诸国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重要地缘经济伙伴，并在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形成彼此包容互信的全新关系。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在中国周边睦邻的大格局中，这种独特的“中亚类型”将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区域认知图景，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近代以来的巨大转变所形成的内外部影响，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国整体的对外认知观与域外世界观。认识中亚，也正是构筑中国外部世界哲学的重要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