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搜: 高山  史光荣  西北  榜单  第八届  张文泉  2016优秀晋商荣誉榜  十一地市超市联盟  优秀晋商  大赛车 
 
 
当前位置: 首页 » 晋商资讯 » 晋商学院 » 正文

王义桅 崔白露: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及其参与的可行性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7-04  阅读数:1196
核心提示: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基于全方位开放、地区和全球发展需要提出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倡议,也是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最终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地区是周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要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尤其是在资金融通方面的参与

“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基于全方位开放、地区和全球发展需要提出的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倡议,也是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全球公共产品。“一带一路”需要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最终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地区是周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要吸引发达国家参与,尤其是在资金融通方面的参与。日本作为中国重要邻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营时间长、积淀深,在地区事务上具有相应影响力,自然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潜在参与方,争取其参与开发“一带一路”市场的意义重大。不过日本政府在倡议提出之初,并未对“一带一路”抱有兴趣,而是采取轻视、排斥态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停留在转移国内剩余产能、应对美国亚太政策、追求大国霸权、重新塑造国际规则等质疑和批判之中,日本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IIB)创始成员国行列的行动也说明日本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明确拒绝参与的态度。相对地,中国在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也并未将日本包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内。不过,日本政界、工商界、智库等一直在如何认识和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的问题上存在争议,除批判声外,呼吁日本融入“一带一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参与国不断增加,“一带一路”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日本无法再忽视这个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和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呼吁,也引发了日本可能错失经济利益和造成外交孤立的危机感;而此前日本政府试图牵制中国的外交政策效果不佳,试图重新打造地区秩序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也处于酝酿阶段和存在很大变数,最新通过的《全面进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在这一段时期内,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消极抵制、保持警惕,再到密切关注、认真研究,再到联系接触、主动寻求参与的转变过程,并频频释放积极友好信号,寻求对话和合作。近期日本政界多次释放出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信号,中国也予以积极回应。虽然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中日双方都有调整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期待和行动。因此,认识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转变认知和减少误解矛盾,增进沟通和理解,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使双方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等方式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和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各界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在探讨日本参与“一带一路”之前需要先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态度,二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的四年间,在中国的努力推动和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下“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面对倡议的发展变化和世界形势发展,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是怎样的呢?下文通过分析日本政界、工商界、学界以及日本舆论这四个影响外交决策主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认知变化,探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总体认知及其变化。其中,在日本政界方面,作为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外交决策主体,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转变最为明显,经历了认为其是难成气候的对外地缘和经济战略,到与日本展开经济竞争关系的工具,再到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合作平台的转变,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从轻视抵制、暧昧不明到主动寻求参与。日本工商界和企业从一开始就普遍比较关注“一带一路”,并在“一带一路”是否会造成中日经济竞争还是给日本提供商机方面存在不同看法。在日本智库和学界,最初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并不高,对“一带一路”解读也主要从国家地缘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对“一带一路”的前景也主要以分析面临的困难为主,近段时间来日本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迅速升温,研究也趋向多角度。最后,中日舆论大环境没有太大改变,但也出现了一些向好趋势,其中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预期有了显著的改善趋势。

(一)日本政界对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

日本政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一个从消极态度向积极态度的转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日本无心参与“一带一路”对此并不重视。但随着“一带一路”的顺利展开,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开始从消极转为积极,经历了从原先的无视到重视,从拒绝参与到态度暧昧,再到明确表达有限参与的过程。特别是安倍第四次内阁成立后,虽然内阁成员没有变化,但新的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有转变迹象,从原先的战略牵制到积极寻求多层面合作,从对华强硬到开始寻求对话与合作,并对“一带一路”表达出较为积极的态度。

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认知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参与亚投行的问题上。亚投行筹建初期,大多数国家仍处于观望阶段,但美国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的态度较为明确。日本政府此时紧跟美国亚太战略,不仅在军事安全上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和美国其他盟友关系,在经济上通过与美国一同推进排除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还在外交上对中国实施防范和遏制政策,构筑“对华包围圈”。因此,日本政府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和亚投行筹建初期,一方面继续对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采取冷淡和无视态度,回避官方表态,另一方面在政策行为上对亚投行能否遵循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提出质疑,否定亚投行合法性,并劝说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慎重考虑参与亚投行一事,拉拢西方大国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不加入亚投行创始国的行列。此时的日本政府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试图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和与日本争夺地区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将亚投行视为企图取代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IIB)的竞争对手。

日本政府原先认为不会有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国参加,但至2015年3月底却有英国、德国等多个欧洲国家,以及韩国、澳大利亚等先后宣布加入亚投行,随着西方盟友不顾华盛顿的反对申请加入亚投行,开始从行动上响应“一带一路”,日本面临必须做出官方表态的尴尬境地,此时日本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原先的拒绝参与到犹豫矛盾,由强硬转为暧昧。于是日本采取了“两手准备”应对“一带一路”,一面继续采取反制措施牵制中国,一面运用模糊暧昧态度与中国若即若离。一方面,日本开始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态势:2015年5月,日本发布“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承诺将提供11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恰好超过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法定资本金,大有欲与中国分庭抗衡之势;2016年5月,安倍表示将基础设施投资对象国从亚洲拓展到世界,在今后的五年中提供2000亿美元的资金,并通过为东盟国家、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降低贷款门槛,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日本企图借力美国,利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TPP)抗衡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阻截中国构建新的经济秩序。但另一方面,日本认识到在经济合作议题上一味僵硬地反对中国,并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与中国外交互动的恢复,使得双方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对立”有所缓和。在亚投行申请截至当日,安倍晋三表示日本“不必着急加入”亚投行,但也未明确拒不参与,而麻生太郎则声称需要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来对待加入亚投行的行为。此外,2015年6月,在时隔三年重启的第五次中日财长对话会上,中日双方就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坦诚交换意见,同意将在基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包括通过协调发展金融机构方式,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一段时期,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中国反制美日的地缘战略和修改现有国际规则的手段,而是开始重新审视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对日本和地区的积极作用,并加快了对中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合作的可能性研究。

从2017年上半年起,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开始发生明显转变。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日本政府开始从模棱两可转向积极参与,并通过一系列政府表态明确表达出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和寻求与中国合作的意愿。5月,自民党总干事长二阶俊博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曾表达过日本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认为“目前对‘一带一路’充分了解的人与正在逐渐理解其重要性的人之间还存在一定差异,但大部分人还是对中日之间达成共识怀有信心并对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抱有希望”,并表达出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积极合作的愿望。6月5日,安倍晋三在东京发表演讲时谈到“一带一路”,表示如果条件成熟将与中国进行合作,7月安倍再次提出考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11月14日,安倍晋三在日本APEC首脑会议记者会上,针对日本如何与中国“一带一路”相关联和中日在第三国合作的问题,回应称“期待‘一带一路’吸收国际社会上对基础设施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上的共识,对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贡献。日本会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思考与中国合作。”关于在第三国的经济合作,安倍认为除在食品贸易、环境、节能、旅游领域合作之外,还希望能够与中国就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地区和世界安全繁荣问题进行讨论。18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达了“一带一路”对于世界的价值,认为中国在海外的基础施建设“如果以开放、各方参与的形式出现,对世界经济是有益的”.12月4日,安倍晋三在中日企业家及原政府高官对话会上表示与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合作上达成一致,认为“为满足亚洲各国旺盛的基础设施需求,中日之间需要进行合作,在确保公正、透明的基础上,‘一带一路’能够发挥作用”。此外,在12月19日的日本内外形势调查会全国恳谈会上,安倍表示来年是《中日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希望与中国在经济、文化、旅游等各领域加强合作,同时加强高层往来,推动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除对外表态的变化外,自2016年起,中日高层互访频率有增加趋势,特别是2017年5月自民党总干事长二阶俊博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双方高层对话迅速增加,特别是关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探讨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政府的认知改变。

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特征。一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积极表态频率自2017年中期开始迅速增加,与以往消极和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二是日本在政治上转变对中国的对立和牵制政策,开始谋求参与“一带一路”和与中国合作;三是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合作形式初步是通过加入亚投行和开展第三方国家经济合作;四是日本政府主张有条件地参与“一带一路”,参与的条件是建立在“一带一路”遵守现有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基础之上;五是日本政府通过具有假设性的表述依旧对合作机制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公平性有所质疑。

除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之外,在野党和其他政界人士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和态度会对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对华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日本是多党制国家,在野党一直是监督和牵制执政党政策行为的重要力量。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由原先的民主党和维新党合并组成,与自民党相比,包含原先民主党人士的民进党的对华政策相对温和,对于执政党在“一带一路”上迟缓反应和不当言论也时时批评和抨击,日本忽视或对“一带一路”保持警惕之时,这种批评之声对执政党也起到一定威慑作用,令执政的安倍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不参加“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政党内外的不满情绪,以及对自身执政能力的抨击,也迫使安倍内阁成员在对华政策上谨言慎行。如在2017年11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副首相麻生太郎将亚投行比喻为“高利贷”的言论,日本民进党干事长增子辉彦进行了反驳和批评,表示作为企业家和日本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这个比喻并不合适,“最好不要使用‘高利贷’来比喻亚投行”,并认为“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的微妙态势中,日本参与合作的定位问题十分重要,慎重考虑各方因素才是国家利益所在”。除民进党之外,日本政界部分自民党成员、其他在野党、原日本政界官员等对华友好人士,对中日友好做了许多积极工作,对中日关系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上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二)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涉及到地区经济合作内容,因此日本经济界人士在最初就对“一带一路”较为关注和重视。日本经济界包括日本相关经济团体、产业界和企业界人士、从事经济研究的学者以及与经济相关省厅的工作人员等。从倡议提出之初,日本经济界对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认知大致可分为“慎重参与”和“选择性参与”两派。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经济界人士担心“一带一路”是对日本经济的威胁,不利于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在对外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会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联系,进而与日本在诸如东南亚、中亚等日本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进行经济竞争,因此认为参与“一带一路”事实上是在“为中国做嫁衣”,呼吁政府和企业在考虑“一带一路”时持慎重态度。事实上这一担忧并非无中生有,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确实在高铁、水力、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在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等工业制造领域与日本展开激烈竞争,此外部分经济界人士对“一带一路”持慎重态度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构想本身还没有完全确立成熟,项目的实施也还处于试错阶段,因此在参与商业活动时需要更细致地收集和分析信息,要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寻求危机对冲手段和加强政府支持力度等。而在另一方面,许多日本经济界人士将“一带一路”看作是日本经济和企业发展的机遇,日本国内狭小的市场的现状迫使企业必须抓住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利好显现,日本商界人士更希望能够搭上“一带一路”的经济顺风车,在加快恢复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和抓住中国巨大市场的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加快海外投资的深度和广度,为企业产品出口寻求更大的市场,因此经济界人士中敦促政府尽快与中国商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呼声日渐高涨多数一直以来对华友好的经济团体、产业界和企业界人士都持这种欢迎、参与和合作的观点。2017年11月,日本访华的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榊原定征强调,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合作,对两国和世界的繁荣息息相关,两国以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为中心的企业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当然,为减少国内“慎重派”所疑虑的“中国主导”和“中国霸权”,日本经济界也提出了一种以日本为主体的选择性参与方式,即在明确认识到中国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以双方平等的姿态而非以中国一国主导的姿态来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建设。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三村明夫认为:“既要认识到中国意图,又要以选择性的姿态去对待。同样的东西在中国的提法是‘一带一路’,在日本的提法则是‘第三国合作’。”从总的趋势来看,日本经济界在对待参与“一带一路”问题上一直保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和观点,近段时间来将其视为机遇的比重也在提高,并更倾向于与中国通过以平等的姿态、以具体的企业经济合作来实现对“一带一路”的参与。

(三)日本学界和智库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通过对日本主要智库报告和学者研究分析,日本学界最初对“一带一路”关注度不高,对“一带一路”解读也主要从国家地缘战略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等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在解读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目的上,认为这是中国为突破美国亚太战略包围,转移国内经济剩余产能的手段,在对“一带一路”前景上,日本学者并不看好,主要从对日本构成的挑战、目前面临的困难和缺陷进行分析。但近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影响力增大和政府重视程度增加日本研究机构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仅迅速升温,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更加多元,开始更多探讨日本应如何应对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日本的相关融入、参与问题。2017年11月30日,由青山周、明日香寿川、江原規由、大西广、大西康雄等数十名日本学者发起的“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正式在东京挂牌成立,这是日本第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中心,同时也是国外为数不多的针对“一带一路”专门成立的研究中心之一。这些日本学者意识到随着亚洲世纪的出现,世界已经开始以“一带一路”为主轴,而日本却对此应对迟缓,因此必须设立相关研究中心,可见日本学界对于“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视程度已发生明显改变。此外,日本智库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ITI)近期专门出版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亚洲——中国企业进军亚洲》特辑期刊,从国家政策、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与东南亚合作、中日韩经济合作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一带一路”相关问题。其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认为“一带一路”在于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组织战略对接,通过达成不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地区构建一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而RECP则包含在这个自由贸易区框架之下。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丸山知雄认为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并不想重新书写世界经济规则,而是想为新兴国家提供发展对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应该对中国的贡献表示欢迎态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田中明彦认为,中国与日本在东南亚并非零和博弈,对于东南亚来说,与中国和日本同时保持好关系是最佳选择。随着中国对东南亚的经济影响与日俱增,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不能只局限于东南亚国家,中日关系也是日本东南亚政策的重要一部分。”

不过,在学界也依然存在“一带一路”对日本产生消极影响的担忧。日本智库大和总研的研究员中里幸圣认为中日之间在基础设施出口战略上存在竞争关系。而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大木博巳认为,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柱,但除了期待的之外,也担心中国因单方面出口造而成贸易赤字扩大问题,以及担心投资资金不足、企业债务增加、外汇储备减少等问题的不透明,此外还要担心中国无视投资成本收益率的问题。这些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的疑虑相一致。

(四)日本舆论对参与“一带一路”认知变化

目前,总体来看中日舆论大环境没有太大改变,但也呈现一些向好趋势。一方面,日本媒体报道中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总量和正面报道数量正在增加,对“一带一路”的重视和理解程度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大众传播手段的媒体对舆论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和未来预期有显著的改善趋势。在2016年日本外务省发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中,虽然只有12.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中日两国“良好”,但当被问及两国关系对本国和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时,高达72.9%的受访者认为“重要”,“不重要”的比例仅22.3%。此外在2017年12月日本言论NPO机构与中国外文局联合出版的调查报告中,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现状的判断有显著的改善倾向,虽然认为中日关系“良好”的日本民众比例仅从2016年的1.9%升至6.7%,但也呈现小幅增长,而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从71.9%大幅降至44.9%,且是7年来首次降至50%以下。当被问到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展望时,认为“会改善”的比例均较2016年提高,“会恶化”的比例则从34%降至目前的23.6%。

不过,在经济关系方面,中日民众的看法出现一定偏差。日本大部分受访者依然认为“双方构建互利共赢关系是困难的”,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则有高达60%的民众认为“双方能够构建互利共赢关系”。而对于日本是否应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超过六成日本民众表示“不确定”,而六成的中国民众则表示“应该合作”,可见中国民众对“一带一路”了解更多,对双方实现合作抱有更乐观的态度,而日本民众似乎对中日能否在“一带一路”上合作知之甚少,对中日合作的态度更偏消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民众对“一带一路”理念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而日本民众对“一带一路”依然不甚了解和抱有偏见有关。尽管如此,在被问到在两国和亚洲亟待解决的课题上中日是否需要加强合作时,日本有60%的民众表示“赞成”,这一数据表明大部分日本民众在对看待与中国合作方面依然较为客观和理性,希望能够通过对话合作方式解决双方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不过,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和现实问题的困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间感情基础并不深厚,加上中日“政冷经冷”现实和两国国内舆论宣传攻势,日本舆论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和反对依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日本一直讲“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但最近日本舆论发生变化,对中国的批判从“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转变为“中国霸权论”,如《每日新闻》客座编辑委员金子秀敏在一篇社论中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实质是“中俄势力圈”,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特征,中俄将自己的核心利益置于沿线国利益之上,容易在地缘上造成激化对立。这一类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还停留在偏见和消极看法,认为这是中国主导下试图改变地区秩序和权力分配的霸权战略,呼吁日本政府和各界警惕中国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慎重考虑参与中国主导的地区倡议。

二、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参与符合“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的需要,而对于日本来说,参与“一带一路”是基于现实与国家利益需要的大势所趋。目前中国GDP总量远超日本,其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已无法阻挡,日本不得不面对中国在整体上超越日本的现实。安倍第二次内阁以来孤立和牵制中国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继续实行牵制中国政策的成本显然大于收益,再继续下去难以为继。加之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处处以“美国优先”,继而退出TPP、要求与盟国重谈自贸协定等举措更是令日本忧虑重重,美国亚太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让日本不信任感倍增。此外,日本目前面临的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朝鲜核武器问题需要与中国加强政治上的联系与合作。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态势愈发明显,因此日本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在对华政策方面也做出相应回调。

(一)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和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地区大国和周边重要国家,是中国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永远绕不开的国家,也是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交往过程中绕不开的国家,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提升两国关系、增进中日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的需要,也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打下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同时也为在沿线国家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减少阻力和提供帮助。另一方面,邀请日本加入,能够更好体现“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平台,体现中国遵守相应国际规则和确保机制开放透明的承诺,还能对美国等其他未参与的国家提供现实借鉴,对“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对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有推进作用。

其次,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国内国际政治现实的需要。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选举一直面临着投票率低和民众政治冷漠的问题。根据日本民调显示,大多数日本国民普遍更关心社保、经济、财政等国内民生的问题,而真正因外交、修宪政策而选择安倍政府的只占12%和6%。因此日本对安倍政府的期望更多在于能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而如何摆脱经济低速增长的现状是安倍政府政权合法性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日本国内已有许多人认为日本由于战略误判而错过了参与“一带一路”的最好时期,如再不参加则会错失更多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导致日本经济复苏缓慢。如安倍政府再不调整政策,则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会面临受到冲击的风险。除此以外,东亚地区现有的国际环境和热点问题迫使日本寻求与地区其他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合作,朝鲜2016年来多次开展导弹试射,并出现飞越日本上空的情况,作为一个缺乏独立国防体系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威胁,在2017年11月的APEC峰会期间,安倍晋三与中国领导人围绕半岛问题进行会谈,并表示“中日两国对地区和世界稳定与和平有重要责任,希望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欢迎中方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基础上实施进一步具体的措施”,并表达了“两国在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标、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进一步合作达成一致”的意愿。为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和解决日本周边安全问题,日本需要寻求与中国合作。

第三,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提振经济的需要。2017年以来,日本经济增长加速,劳动力市场继续紧缩,失业率降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求职率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2017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达1.5%,高于2016年1%的增长率。但为提高日本通胀和改革日本经济,安倍政府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即宽松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三支箭”的成效并不明显。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带来通胀的提高,日本国民收入增长停滞,2017年前七个月的平均通胀率为0.4%,整体通胀压力依然疲弱,与2%的目标通胀率相聚甚远,导致消费支出增长放缓;二是日本持续的预算赤字积累了大量的政府债务;三是由于日元兑美元汇率持续抬高,日元的持续升至将对日本出口造成重大影响,如出口减少对日本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此外日本还面对着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支出增加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日本经济复苏依旧缓慢,改革的“第三支箭”也需要扩大海外对日投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以及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伙伴国,在中日经济互补性依旧较强、经济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加强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是提振日本经济的良方。

第四,参与“一带一路”是日本寻求他国支持本国合作机制的需要。TPP在一开始就面临“难产”问题,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退出TPP给日本带来很大冲击。虽然日本代替美国带头扛起大旗令TPP起死回生,不过经过修订的“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一是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协调难,2017年11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签订协议前缺席领导人会议,虽然最后关头各方还是达成了框架协议,但冻结了原有协议中有关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等20条规则,需要留待之后继续讨论,且还需要6个以上国家批准后才能最终生效。二是更名后的CPTPP经济规模大幅缩减,GDP缩小至原来的三分之一,人口和贸易总额则大约缩小一半,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落实后的经济效应是否能够实现也是未知之数。三是TPP在日本国内也遭遇较大阻力,虽然所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对日本出口贸易有利,但国内农产品会面临较大压力。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日本除了依然等待美国能够回心转意加入新的CPTPP之外,最务实的办法是吸纳更多国家参与以提升该机制的影响力,并将其作为日后亚洲地区其他自贸协定谈判的范本。此前,澳大利亚、智利等国也曾邀请过中国参与CPTPP,此番日本对参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展现积极态度,可能也存在希望中国加入日本倡议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之意。

第五,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日本加强与欧亚大陆联通的需要。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岛屿国家,与其他大陆国家相比,在与外界联通上存在地理位置劣势,导致其较难融入大陆合作体系中,由于日本并不是欧亚大陆国家一员,因此之前历届政府构建的诸如“丝绸之路外交”“中亚+日本”合作倡议等大陆政策的效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存在难以真正融入欧亚大陆、在大陆国影响力小的问题。目前“一带一路”在欧亚大陆的布局已渐趋完善,日本想要参与欧亚大陆相关事务无法避开“一带一路”,而通过利用现有的“一带一路”合作模式,总体来说有利于实现日本在欧亚大陆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跨境合作方式,日本可以通过与现有地区合作战略对接,减少日本参与大陆国家合作的经济成本和外交成本,实现欧亚大陆边缘与中心的融合,在客观上有利于打破日本孤悬海上的地理位置劣势,增强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和经济辐射能力。不仅对于日本,对于整个地区来说也促进了欧亚大陆整体的互联互通。

最后,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是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需要。从地区范围来看,目前亚太地区正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15年亚洲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52年的15%跃升到33.84%,超过排名第二的北美洲(27.95%)和第三的欧洲(21.37%)。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国家的增长都高于预期,预计2017年和2018年的增速能达到5.6%和5.5%,经济增长最快的东亚和南亚将达到5.6%和6.7%,有望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不过亚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旧严重,截至2015年,亚洲48个国家中依然有44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其中9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占了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19%。从世界范围内来看,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复苏和向好趋势,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主要经济体都呈现经济增长态势,但复苏缓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在贸易投资方面,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始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内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大宗商品出口国出口价格依然低迷,2016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下降14%之多,虽然在2017年恢复提升态势,但依旧低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特别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和产业升级调整需要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的引进,而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原有基础设施亟须更新换代的问题,世界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缺口日益扩大。世界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成为建设“一带一路”的动力。2009年亚开行研究报告显示,2010至2020年间的亚洲基础设施缺口约为8万亿美元,其中68%为需要新增的产能。而亚开行最新报告显示,2030年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超过22.6万亿美元,若将气候变化减缓及适应成本考虑在内,此预测数据将高达26万亿美元,即每年1.7万亿美元,而实际上每年只有9000亿美元的投资,需求远远超出供应水平,而亚开行本身也只能提供1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一带一路”下的互联互通,能够为建立更加紧密的全球供应链经济合作关系注入活力。加强地区经济合作,是实现亚洲整体经济发展、最终推动亚洲复兴的重要一环。在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行和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将变得更为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也有利于促进亚洲整体经济发展。

(二)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可行性分析

实现“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实现互联互通,具体来说就是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从中日两国的现有情况来看,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下的合作已具备一定历史经验和现实借鉴,也具备一定合作理念基础、经济基础和民意基础。

首先,中日文明间存在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千年交流的历史逻辑。中日文明有着千年交流的历史,古代日本属于古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事实上,中国在两汉时期就形成了陆海并举的贸易格局,并与中亚、西亚、日本、朝鲜、越南和南亚诸国等周边国家开始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而日本是地区海上贸易的终点站。日本据此认为丝绸之路起源于奈良,日本浓厚的丝绸之路情结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拍摄的《丝绸之路》纪录片可见一斑。唐代时中日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频繁,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学习中国先进技术和文化,全面吸收中国的文明,如生产技术、政治制度、汉字、宗教、建筑、服饰等都效法唐朝。对外贸易带动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使东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文化圈。两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加之经济中心南移、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展,海上贸易比陆上贸易更加便捷和安全,有效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兴盛,到了元明时期达到顶峰,对外贸易东至朝鲜、日本,北至中亚,南至中南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西至波斯湾、红海、东非和欧洲,遍及亚洲陆海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文明交流顺应历史发展,和平友好往来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主旋律,也是中日两千年关系史的主旋律,这种文化的延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日本在情感上对“一带一路”的共鸣。

其次“一带一路”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决定了日本不会被排除在外。虽然中国在2015年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没有将东北亚的主要国家日本包含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但“一带一路”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倡议,不会排斥日本,中国政府也一直希望日本能够加入亚投行。目前,“一带一路”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通过现有经济合作机制与平台,中国成功与欧亚经济联盟、欧盟“容克计划”、柬埔寨“四角战略”、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等战略的对接达成共识,此外还正积极推动与欧亚经济联盟、捷克、波兰、乌兹别克斯坦、文莱等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事实证明“一带一路”可以包容不同文明,不同政治体制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更是体现中国希望“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合作的平台,随时欢迎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商、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一带一路”合作成果。此外,“一带一路”前期成果的借鉴也有利于打消日方疑虑。正所谓万事开头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并不被国外政府和学界看好,但随着中国的大力推进和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早期成果初现。截至目前,“一带一路”涉及65个沿线国家,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国基础上还在不断增加新成员。此外,通过平等协商,中国已经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近20万个就业岗位。特别是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代表国家,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初就是较为积极的响应者,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在2015年成功签署了中韩自贸协定,顺利参与进“一带一路”合作中。其他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先行一步,一方面能给日本造成一定战略压力,担心自己在经济合作上陷入孤立,另一方面也利于通过事实减轻日本对“一带一路”在实施意图、包容度、透明度、技术性问题等方面的顾虑,方便日本更加主动地与中国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再次,中日两国存在现有的经济合作基础。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2016年日本仍然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仍然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虽然自2012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连续五年呈现负增长,但2017年中日进出口出现了增长9.9%的良好局面,加之最近中日关系回暖,在可预计的将来能够看到中日双边贸易的复苏。直接投资方面,虽然日本对华投资持续下降,但中国对日投资却有一定增长。2016年,中国对日投资4.7亿美元,同比增加117%,2017年1~7月,我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为18357万美元,同比增长15.9%。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大力推动民间投资使海外对日直接投资总额从当年的17.8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35万亿日元,这也为带动中国对日投资提供机遇。在产业结构方面,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科技水平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与日本优势产业重合性增加,在高铁、水力、核能等基础设施领域,在日本传统优势的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等领域的竞争大大增加,但中日两国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浪潮中,拓展节能环保、科技创新、高端制造、财政金融、共享经济、医疗养老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有着广阔前景,两国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拥有巨大潜力,为中日在“一带一路”下的互利合作提供新机遇。

最后,中日舆论趋势向好。中日传统民间外交往来,为双方进一步在“一带一路”下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双边和多边合作提供民意基础。20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前,中国政府就通过“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式自下而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自2012年日本引发“购岛危机”以来,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民间交往迅速下降,两国舆论环境也十分恶劣。但随着“高级政治”层面对话的开展和“低级层面”经济合作的恢复,中日民间交往和舆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看法和对日本的印象呈现一定程度的改善趋势。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印象有所改善。其中,对日本印象“良好”的中国民众从2016年的21.7%升至31.5%,日本民众则从8%小幅升至11.5%。由于受到钓鱼岛争端、历史认识等客观现实和国家关系、中日舆论大环境的影响,对对方的印象和感情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但我们还是能发现确实有所改善。最后,两国人民都认识到中日合作的重要性,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日本民众占71.8%,当被问到原因时,有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亚洲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两国共同合作”,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合作已经具备相应民意基础。此外,在旅游与消费方面,2017年12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布的“中国消费者对日本制造品的消费意识调查”报告显示,随着两国关系走向平稳改善趋势,中国消费者逐渐恢复对日本商品购买力和前往日本旅游的意愿,近几年中国访日人数一直占到日本海外访客人数的40%左右,位居所有访日国家首位。被调查的居于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成都几大城市中、月收入高于5000的20~49岁中国人中,有高达40.2%的调查者表示希望去日本旅游,这是自2013年调查开始以来日本首次成为最想去的国家,当问到是否想去日本时,有高达88.9%的受访做出肯定回答。此外,从日本观光局统计的实际访日人数和消费额来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访日人数不断回升,表明中日人员交往逐渐恢复,由于领土、历史等问题所产生的民间间隙虽然依旧存在,但正逐步缓解且民众开始回归理性,二是中国人在日消费额不断增加,表明中国是日本海外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中日经济依存度也正在提高。

三、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合作路径探究

虽然中日关系有一定的改善倾向,但两国关系依旧受制于历史矛盾和现实障碍。如何在尽量减少矛盾的前提下,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首先最重要的是双方要在认知上转变日本参与“一带一路”的看法,中国方面要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明确“一带一路”的国际定位和目标,做好相应的宣传工作,在宣传中强调经济合作和平台的开放性、透明性和规范性,而日本方面则需要摒弃“零和”和“战略敌对”思维,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竞争合作的关系下寻求合作共赢的最大化。其次,通过积极推动日本先加入亚投行、双边经济合作、第三方产能合作等方式加强双边合作方面。最后,利用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和积极创建多边合作机制的方式,将中日合作纳入多边合作的框架下。

(一)明确“一带一路”定位与改变对“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

中国方面应明确“一带一路”的定位,做好相应宣传工作。2015年的《愿景与行动》中,将“一带”的走向规划为“中国—欧洲”“中国—东南亚”两个方向,将“一路”的走向规划为“中国—印度洋—欧洲”和“中国—南太平洋”两个方向,实现西进、南下和北上三个大方向的全面覆盖。但“一带一路”规划中的东进力度相对不足,没有包含进东北方向的主要国家日本,不仅缺少足够合作条件,也缺乏足够的宣传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参与的积极性。除此之外,国外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和功能存在一定误解,尤其是日本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知之甚少,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进行说明和解释。随着“一带一路”从国际倡议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一带一路”倡议更成为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和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它由中国提出,但更属于世界。因此,在对外宣传“一带一路”时,中国方面应多提国际倡议,少提国家战略,多说开放包容,少说战略反制,多强调提供公共产品,少强调转移剩余产能。只有这样,才能为抱有疑虑态度的各国提供消除疑虑的说明。

日本方面应摒弃“零和”和“战略敌对”思维。中日关系长久以来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双方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当前,地区权力对比和全球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中国的快速发展让日本警惕,实力的相对减弱令日本无法以正常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随着中国海军发展对日本原有海上地位产生不小挑战。此外,中日之间针对钓鱼岛归属的领土矛盾依旧是悬在中日之间的心结,加之日本错误的历史观和加速修宪的意图,使双方在现实政治上缺乏互信和协商机制,极易增加关系恶化的可能性。目前,安倍政府对华战略总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对中国依旧是采取战术上的联合包围和战略上的敌视,从日本积极联合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越南等国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就可以看出,而这个战略则被各界视为是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牵制。如果不摒弃这种“零和”和“战略对手”的守旧思维,那么经济合作难以有效展开。

(二)寻求双边合作方式,发挥“协同效应”

中日应利用好亚投行和亚开行这两个合作平台。在近两年时间内,亚投行已经批准超过20个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34亿美元,亚投行主要投资领域是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油气运输、通信和电力电网等。从投资金额上来看,亚投行到目前为止的投资项目还并不是很多,还有巨大的合作融资空间,而亚洲基础设施的自己缺口巨大,仅凭一国之力或仅凭一个融资渠道远远不够。日本已有多年经营国际金融机构的经验,同时在技术、资金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日本即使现在加入亚投行也具有竞争优势。目前,中日两国已在金融领域开展了亚投行和亚开行两大机构的合作关系。2016年5月2日,在法兰克福的亚开行年会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与亚开行行长中尾武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始进行合作融资项目,双方同意将在优势互补、创造附加值、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互惠共赢等基础上,加强彼此在战略和技术层面领域的合作融资等合作,还同意将巴基斯坦的高速公路建设作为第一个项目。两国通过金融合作的形式,可实现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互补,扩大融资渠道,为亚洲基础设施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

中日应加快共同开发海外第三方市场合作。目前,两国企业携手开拓第三国市场已具备良好基础,中日双方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空间很大,而两国也在开拓第三方市场方面达成了共识。除了双方各具优势、实现优势互补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之外,在双边合作中进行的较好的能源、装备制造等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可能性也非常大。此外,在一些新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节能环保、新能源、数字经济、跨境电商、现代物流、健康养老、分享经济、旅游产业等方面,双方合作的空间都非常巨大。2017年12月在东京举办的“中日节能、环境综合论坛”上,日本经产大臣世耕弘成表示“通过具体行动进行第三国合作非常重要”,认为“一带一路”也有推进经济合作的意愿,此次的议题除了电动汽车、垃圾分类处理等传统议题外,还新设了中日在第三国市场进行环境合作的分会场。此外,作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中日两国既是近北极国家,又是北极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在北极事务参与和支持北极开发中具有共同利益,拥有与俄罗斯、韩国等东北亚国家的进行北极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两国在北极科考、东北航道和能源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也十分广阔。

中日应通过双边经济合作寻找利益共同点。中日双边经济合作为日本参与“一带一路”提供机会。当前,安倍经济学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大力吸引外外资,目前中国企业对日投资且增长迅速,在日本对华投资减少的情况下,增加中国对日投资,中国企业进驻日本,不仅能够相互交流经验,对增加日本财政收入、增加就业和促进日本经济发展都有积极作用。此外,上文中提到中日两国在经济上依旧具有很大互补性,譬如两国可在日本较有经验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可以利用物流优势协助日本连接到中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铁路,实现在华日资企业通关便利化,这样既有利于中国吸引日资,同时也有利于日资企业节约成本。另外,不同于美国这类缺乏丰富基础设施经验的发达国家,日本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和技术当属世界一流水平。中国国有企业在大型项目上具有优势,但是为实现吸引更多元化主体和更多资金进入融资平台,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在“一带一路”中引入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为主的PPP模式。由于“一带一路”的投资方是开放的,因此国内外的民间资本投资也可以加入“一带一路”PPP项目中,日本企业也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参与“一带一路”,形成各方互利互助的合作关系。

中日应抓住历史机遇期在政治上寻求新的共识。2018年分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中日联合宣言》签订20周年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签订10周年,今年是中日改善关系的历史机遇期,双方均表达出能在中日关系的关键时期改善关系的愿望。如果能够在过去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达成新的共识或文件,则有利于两国进一步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也有利于从“以经促政”到“政经相促”,对“一带一路”合作产生积极效应。

(三)利用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和积极创建区域多边合作机制

一方面,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RCEP谈判。目前,在地区多边经济合作舞台上,日本主要积极参与和经营三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第一个是TPP,第二是日欧经济伙伴协定(EPA)第三个是日美高级经济对话。但是这三个机制都不包含亚洲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东亚主要经济体,而中日韩三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的23%和亚洲GDP的67%,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建设,不仅利于发挥各自经济互补性,促进贸易自由化,拉动本国经济,还将带动包括东北亚和亚洲区域一体化。多年来,中日韩自贸协定和RCEP的谈判一直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而处于僵局阶段,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是实现“一带一路”下的东北亚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加快推动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建立政治互信,是维持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地缘政治较为复杂的东北亚地区,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的安全观是各国间合作的最大障碍,中日间既有历史包袱,又有主权纠纷,彼此间缺乏信任,导致政治合作意愿淡薄,且缺乏较为有效的沟通磋商渠道,再加上日本安全依托于美国构筑的安全同盟体系,更使地区问题更加复杂,极易导致战略误判和对抗。而目前亚洲现有的地区安全结构非常松散,缺乏有效的安全机制,大多是以论坛的形式开展活动,缺乏有效的预防和应对冲突功能。但中日两国在东北亚都有安全需求和共同安全利益,寻求在地区安全上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是实现地区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中日两国应积极发挥地区大国的建设性作用,主动参与和构建多边化的对话机制,如通过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继续推进东北亚合作对话会、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乌兰巴托对话会、中日高层经济对话会等方式,为表达各方利益提供平台,寻求减少误解和矛盾,争取就各自关心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在非传统安全方面,通过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立安全互信,共同应对地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海盗活动,例如加强在海上搜救、海上航行安全、灾害救援等领域合作,形成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地区安全观,构建有效的亚洲多边安全机制。

四、结论

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从无视、反对到暧昧不清,再到主动参与的重大转变,当前的中日关系也有着显著的改善趋势。中日之间通过“一带一路”进行合作有着不容置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我们依旧不可否认日本还未真正参与“一带一路”的现实,同时也要预估到日本只会选择有限参与的可能性甚至是日本借助参与“一带一路”来影响其走向和规则制订的背后动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依旧会在经济、政治、地区事务、多边舞台等领域存在竞争,但中日之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中日之间应该做的是协调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转变认知、减少矛盾,需要进一步增信释疑,凝聚合作共识;找到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需要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方式加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多层次合作。“一带一路”可以为中日两国的合作提供一个有利的平台,通过“一带一路”真正走出一条能够凝聚共识、互利共赢的道路,将对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以及地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与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条 [查看全部]  相关评论
 


 
[ 晋商资讯搜索 ]  [ 加入收藏 ]  [ 告诉好友 ]  [ 打印本文 ]  [ 关闭窗口 ]


 
晋商生态推荐
中国晋商俱乐部-(副)理事长
中国晋商俱乐部-发起理事
中国晋商俱乐部-产业合伙人
推荐图文
推荐晋商资讯
点击排行
 
网站首页 | 晋商生态研究院 | 中国晋商俱乐部 | 欢迎加入晋商俱乐部 | 发起人及联合发起机构 | 中国晋商俱乐部领导 | 顾问团队 | 秘书长 | 秘书处联系方式 | 各地运营中心 | 晋商金融智库 | 网站地图

中国晋商俱乐部愿景:致力于建设服务创新型商业化晋商生态

中国晋商俱乐部实行理事会员制:

立即加盟为中国晋商俱乐部理事,享受全国最好的晋商资源服务请联系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处北京15300248390.

中国晋商俱乐部

2018年轮值单位主席团:主席单位-珠海市山西商会,副主席单位-美国晋商总会、福建省山西商会、新疆山西商会、山西省民营经济促进会;

2017年轮值单位主席团: 主席单位-内蒙古晋商联合会,副主席单位-山西省物流商会、深圳市山西商会、淄博市晋商商会、广东省山西商会、山西省古玩协会;

发起人和秘书处:山西商人网

联合发起机构:

1.北京山西企业商会;2.天津山西商会;3.太原新晋商联盟;4.湖北省晋商商会;5.河南省晋商会;6.深圳市山西商会;7.河北省山西商会;8.陕西省晋商商会;9.昆明市晋商商会;10.辽宁省山西商会;11.苏州市山西商会;12.鄂尔多斯山西商会;13.山东省山西商会烟台办事处(分会);14.甘肃省晋商商业联合会;15.重庆市山西商会;16.吉林省山西商会;17.南京市晋商商会;18.新疆山西商会;19.青海省山西商会;20.福建省山西商会;21.海南省山西商会;22.宁波市山西商会;23.满洲里山西商会;24.四川省山西商会;25.黑龙江山西商会; 26.日本山西商会;27.山东省山西商会;28.广东省山西商会;29.贵州省山西商会;30.内蒙古晋商联合会;31.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32.华夏晋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3.山西省陕西商会;34.江阴市山西商会;35.山西省广东商会;36.青岛市山西商会;37.淄博市晋商商会;38.长治新晋商联合会;39.临汾市新晋商联合会;40.山西老乡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41.日照市山西商会;42包头市山西商会;43.蒙古国晋商总商会;44.新加坡晋商商会;45.山西省徽商商会;46.哈尔滨市山西商会;47.普洱市山西商会;48.山西省鞋业商会;49.山西省重庆商会;50.太原市西安商会;51.太原市宝鸡商会;52.山西省甘肃商会;53.山西省福建商会;54.太原市成都商会;55.晋城市民营经济联合会;56.浙江省山西商会;57.山西省民营经济促进会;58.中华晋商会;59.山西省物流商会;60.太原市永嘉商会;61.山西省企业在线交流协会;62.太原市网络营销协会;63.山西省黑龙江商会;64.山西省古玩协会;65.中国旗袍专业委员会;66.太原市新平遥商会;67.山西省吕梁商会;68.太原市昔阳商会;69.连云港市山西商会;70.大连市山西商会;71.山西省民间工艺美术家协会;72.廊坊市山西商会;73.山西省民营科技促进会;74.宁夏山西商会;75.加拿大晋商联谊会;76.榆林市晋商商会;77.太原市原平商会;78.山西省果品流通协会;79.太原职业经理人协会;80.山西省国际商会特色产业分会;81.太原市阳泉商会;82.德国国际企业家商会太原代表处;83.山西省民营企业资产置换协会;84.加拿大晋商会(CanadaShanxiBusinessAssociation);85.太原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86.美国晋商总会;87.太原市果品协会;88.徐州市山西商会;89.山西省食品冷链行业协会;90.阳城县中小微企业创新联合会;91.山西省沐浴健康养生行业协会;92.太原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协会;93.山西省互联网农商企业联合会;94.珠海市山西商会;95.山西省湖南商会;96.厦门市山西商会;97.太原市平定商会;98.无锡市山西商会;99保定市山西商会;100.葫芦岛市山西商会。

荣誉顾问

1. 李建国 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山西企业商会会长

2. 远勤山 大运集团董事长、广东省山西商会会长

3. 樊建川 建川博物馆馆长、四川省山西商会会长

4. 张勇 鑫苑(中国)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晋商会会长

5. 杨志刚 《天下山西名人》执行总编

6. 刘之强 博鳌书院院长

高级顾问:

1. 王雪野 中国传媒大学MBA学院副院长

2. 侯宁 知名财经专家、天使投资人

3. 崔满红 山西金融职业学院院长

4. 张跃华 著名书画艺术家

荣誉理事长:振东集团总裁李安平

荣誉副理事长中国石油流通协会秘书长王文澜

发起理事

陈明亮 北京福阅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郝鸿峰 酒仙网 董事长

李亚斌 中投亿星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赵贵廷 北京金典永恒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总裁

王丽红 山西晋商会馆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向东 北京山西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

宋文斌 山西领先大屏传媒 总经理

李亚栋 山西汇银安盛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

上官军乐 山西豪门吉品 董事长

常务副理事长:

信通中国董事长兼CEO 郝金玉

副理事长:

赵一弘 碧生源董事长

张文泉 戎子酒庄董事长

卫江峰 临汾新晋商联合会会长

高山 广州世腾环保包装有限公司|山西龙腾鑫悦食品有限公司(品牌产品:高山五谷纯粮酿正宗山西老陈醋) 董事长

吴沪先 长治市北方富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晋商俱乐部长治市运营管理中心主任)

彭晋峰 晋城市长江实业集团董事长(中国晋商俱乐部晋城市运营管理中心主任)

龙雪松 白鹭南沙总部董事长(中国晋商俱乐部广东省运营管理中心主任)

史光荣 蒙古国晋商总商会会长 北京晋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段晓辉 众创空间科技集团总裁(双创与投融资委员会主席)

宋文成 中古恒基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计香 中德橡树园董事长/德国晋商俱乐部主席

石勇 山西晋源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秘书处--

刘文斌:晋商生态研究院院长,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长,全面负责晋商生态的战略规划设计。

马文青:常务副秘书长,全面负责俱乐部秘书处日常运营管理,全力配合刘文斌秘书长实现晋商生态新时代的战略规划,并且具体负责执行和管理。同时兼任晋商年会总监。

石磊:副秘书长,兼任文化传媒委员会主任,以委员会资源为依托,负责俱乐部文化传媒产业类项目组织、调研、风控、执行。同时兼任晋商年会导演。

赵锐:副秘书长,兼任媒体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以俱乐部为基础、以媒体工作委员会媒体专业资源为依托,以发现传播当代晋商之美为起始,传播当代民营企业家之美,负责运营管理和维护“商帮网”。

李志:副秘书长,负责中国晋商俱乐部北京总部日常联络工作。

 

加盟联系秘书处晋商客服电话:15300248390

京ICP备130171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