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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研究专家发声:齐心协力打造晋商生态共同体 预祝“晋商生态元年”之“2017第九届晋商年会”圆满成功

   日期:2017-12-10     来源: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作者:张亚兰    浏览:3252    评论:0    
核心提示:齐心协力打造晋商生态共同体预祝晋商生态元年之晋商年会圆满成功张亚兰(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前言:2016年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长刘文斌先生首次提出晋商生态理念,并致力于打造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晋商生态研究院。我们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过去的晋商,正是因为生存在一个自己打造的、适宜商人成长的良性生态环境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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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打造晋商生态共同体

——预祝“晋商生态元年”之“2017第九届晋商年会”圆满成功

张亚兰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前言:2016年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长刘文斌先生首次提出“晋商生态”理念,并致力于打造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晋商生态研究院”。我们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过去的晋商,正是因为生存在一个自己打造的、适宜商人成长的良性生态环境中,才慢慢成长为“十大商帮之首”。如今,“营商环境”问题,是当代商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打造一个“良性循环”的“优质”“商人生态环境”是时代的需求,是当代商人的需求。刘文斌先生愿意联合所有晋商去做这件利国利民的事情,我们也愿意助一把力,把“啃书本”学来的“晋商智慧”传递给当代晋商,为“晋商生态”的养成输送“晋商先贤”“的智慧能量”。

资料图:2017年11月中国晋商俱乐部秘书处一行拜访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观察明清时期晋商成功的经验,我们认为“行会”在营造营商环境,培育优质商人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行会,就没有十大商帮,就没有那么多百年老字号。而“行会”是“商人共同体”的组织机构,是“商人共同体”意志的执行者。因此,打造当代晋商生态,就要致力于打造“商人生态共同体”,就要学习晋商行会的经验。兹将行会经验梳理如下,供诸位参考。

一、义——“心”的生态共同体

关公是晋商的精神领袖,是各地晋商会馆的“主人”,是晋商推崇的“义”的化身。所谓“义”,就是把各自的心“调频”到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大我”上;就是把能力存在缺陷的个人,像齿轮一样团结、联合为一体,去做任何个人都做不了的“大事”,从而获得“大利”;就是获得“大利”后,按各自贡献大小“析利于秋毫”,润泽聚为“义”的每个“齿轮”。

这个“义”,需环环相扣、大小相连、念念不离、点滴践行,小到街道、大到商帮、再到国家和世界、人类与宇宙。“义”就是宇宙能量网上接入的“节点”,连上了,能量就源源不断,离开了就萎靡不振。晋商在500年的商海生涯中,悟出了这个秘密,时时秉承“天时、地利、人和”之道,“不瞒老,不欺幼,义走天下”,以非常“朴实”的方式,连接到了“义”的能量大网上。连上“义”,“利”就不期而获,“信”就可以建立,“诚”就能扎下根基。

故此,把大家的心调频到“义”,打造一个“心的生态共同体”,是启动宇宙能量的关键,是晋商生态环境养成的第一步。

二、商会——“体”的生态共同体

“商会”是“体”的生态共同体。正如,1904年北京金融业商会所言:““商会”之设,原所以联络同业情义,广通声息。中华商情向称涣散,不过同业争利而已。殊不知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属无几何,不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义,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人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日本人对清朝商况,做过三次调查,对行会的调查记录尤为详实。据日人所著《中国经济全书》(第八册,171页)记载,当时的同业组织构建如同我们当代的商会“同业组合者,即票庄同业所组织之公所是也。各票庄资本主义暨总经理人,皆为之组合员(即清国谓之帮董),再由组合员中选定数人,以经理公所事物(清国谓之总董)。凡与外商交涉事件,及同业中交涉事件,皆由总董裁决。即同业中应办之事务,亦由总董提议。然为总董者,既由同业共同选定,自得同业者全般之信用。故于总董提议之事,或裁决之事,几无不服从之者也。又关于营业上共同订定之规则,如汇兑平色、汇水、贷付期间及利率等种种之规定,皆由公所议诀,在同业者,均宜遵守。如有违反之者,则由同业者,会同总董,提议处罚,以正帮规。至一般组合员,每年由总董召集三次,以新年节、端午节、中秋节附近之时为常例。其集会之时,大约开筵演戏,以应酬宾客,而联络同帮云。” 

我们当代的商会,能利用互联网方式更方便地联合与交流,同时也有了不同于“会馆”实体的“网上晋商俱乐部”。大小商会套叠联合,共同在“晋商俱乐部”聚商议事,就是生态共同体之“体”。

三、规——能量维护生态共同体

规则的制定,首先是建立能量保护的通道,没有明晰的规则,商会调动起来的能量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就没有输送的渠道。所以,规则像商会的“经脉”一样,既保护能量、又输送能量;同时相对固定之规则的确立,客观上减少了繁杂的谈判过程,节省了大家的时间和精力,也就节省了能量;规则一旦成为商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约束,商会的发展方向便不会随意偏离、商会目标的实现也就指日可待了。此时,无形的能量就化成了有形的成果。

清代社会,没有严密的商业法律保护商人,即使有,对商人而言,也显得冰冷生硬,缺乏弹性和效率。因此,他们制定了事无巨细的规则。小到公平秤的使用,大到中外商人利益的平衡、商人与政府利益的协调等。这些规则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不守规则者慢慢会被“边缘化”,被“过滤掉”,沉到“网”底下;而守规则的,为大“义”奉献更多的人,则会被提升到生态环境的顶层,享受更多的阳光和资源,得到更多的成长。也是因为有这张网,营商环境得到净化,义利关系得到完美协调。

所以,“规”是能量维护生态共同体。

四、信息——言语的生态共同体

分享信息,沟通交流,是商会的一项重要功能。在分享的过程中,有的人会发现商机;有的人会感受到彼此间的隔阂和障碍慢慢解体、融化;有的人会感受到与其他人之间一种兄弟姐妹般情感的流动;再进一步,志同道合者会自动联合起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信息在商会的汇聚和交流,日久便会熏习成商会的“言语生态共同体”。大家都变得容易交流、容易开放,容易“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容易在交流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清代买卖城的山西商人,在对俄贸易中,就规定所有商人要在晚上聚会,分享他们白天在俄人铺子里看样品得到的信息,包括他们的产品信息,供求旺盛程度,以及对中国物品的需求急迫程度,能出的价位高低等。依据所有汇聚起来的信息,山西商人就可以集体决定对俄国人提供的商品数量、定价,能在无意间透漏给他们关于产品多寡、市场需求量多少的信息等。通过这些信息的搜集和有意释放部分信息,来实现用少量的中国货物,换取更多的俄国货物,而且我们总能赢得优势。

五、情绪——态度的生态共同体

“情绪”是商会活动能产生的一种无形的、更高级的、不需要语言和文字,却胜过语言和文字的“态度的生态共同体”。

玛高温(美)在中国海关《十年报告》中谈到,“当行会想执行其命令时,既不需要使用煽动性的告示,也没有什么骚扰,它似乎造成一种气氛悄悄地弥漫于行会会员的心间,无需预先布置,就能引导他们在同一时间用同一种方式,做同一件事情”。一家轮船公司,未与行会商量,在运货单上添加了一条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条款。行会商人们没有明显理由地停止了与该轮船公司的业务往来,或许这是一个友好的暗示,而没有提出任何正式的抗议。在另一个港口,由该公司经营的炼糖厂,突然出现了严重的业务衰退。当该公司觉察到这一暗示时,已经受了很大的损失,于是,这个令人讨厌的条款也就从货运单上删去了。

共同的“态度”形成对内的保护力量,对外求得公正交易的力量。或许行会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去处理事情的“态度”给了成员一种温暖的保护。以至于外国人竟然这样描述行会的功能:“在中国,不存在强制问题。未入行会的手工业者,就像一个暴露在凛冽的寒风中没有斗篷的人”(玛高温《中国的行会》)。

当代商会的“态度”也在无形中影响政府的决策(中国晋商俱乐部关于晋商博物馆建设问卷调查的结论、关于税收发票的问题)、影响着营商环境的改善,这种以集体情绪为表现方式的“态度生态共同体”,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六、行动——实践的生态共同体

商人的营商环境要靠自己亲手去打造,不能寄托在外边力量上。

2016年10月4日发生在山东青岛的“天价大虾”事件,或许会让商人们认清需要自己去改善营商环境的事实。

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

第一,本不该发生的恶劣事件,堂而皇之地发生了,而且在全国各地毫不稀奇;

第二,消费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维权。第一次打110,被推给了物价局;物价局说不上班,节后再说;受到人身威胁后,第二次打110,消费者被逼屈辱付款;媒体曝光后,物价局上班了,对涉事饭店罚款9万,停止营业;

第三,消费者怨气未消、整条街面生意惨淡、山东形象受损、其它类似事件被媒体翻起来,负效应波及更广;

第四,国家旅游局局长都说管不了,推荐了海南的旅游警察做法,专家们又说好处是有,但是机构成本、交叉执法又引来一堆问题。

有没有更简单有效、更富有弹性的人性化方法呢?

这样的事情在清代行会制度下,几乎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用花费任何周折,街道同行就悄无声息的处理了,最后大家还会好言软语,握手做朋友。真有这样的事情么?我们看看光绪七年(1881年)江西南昌丁姓酒坊破坏行规遭米行制裁事件就清楚了:1881年,江西南昌一丁姓酒坊,用劣质米做酒,虽色香味全无,但价格低廉,受当地百姓欢迎。同行有规定酒的质量和最低价格,丁姓酒坊违规,同行告至米行。让米行不再把米卖给丁姓,如若继续卖给,他们将“自后皆不落行,(米行)将自招客亦”。米行雷厉风行,随即赴丁姓酒坊处,收其斗斛,几至下其招牌。“始经街邻排解,某作情愿罚戏一台,并请米行及同业酒席,事方和谐云”。

西方人对这种“中国式”的处理方法,感到十分好奇,他们这样评价“虽然这项强制的招待和酒席对主人而言不啻是一种耻辱,然而他却由于作为主人受到有礼貌的对待而心满意足”(玛高温《中国的行会》)。

我们则从这则案例中看到了营商环境在被破坏的当时,就被高效率、铁面无私,而又不失人性温暖地弹性恢复。负效应和成本几乎没有发生,正能量却得到持久弘扬。

 

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要改善当代营商环境,就要发挥好商会自律自治的功能,商会也要有所担当,自觉营造生态共同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仅以此文预祝晋商生态元年年会圆满成功!

张亚兰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201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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