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 第二次全农会及关于大寨问题的争议
毛主席逝世后，1976年11月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全国各地、县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响亮地提出要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大干、苦干，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争取到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会议之后，陈永贵马不停蹄地到全国各地检查学大寨的情况，为实现八千亿的目标奔忙。
在陈永贵看来，要实现八千亿的目标，只有按大寨的办法大干、苦干，首要的是改变生产条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正在陈永贵兴致勃勃四处奔忙的时候，胡耀邦在中央党校说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来，是破坏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由于胡耀邦在文革中下放到农村生产一线多年，当地学大寨只是学形式，不是联系实际地学大寨的精神实质，所以在农田基本建设中搞了一些花架子，而胡耀邦又没有到过大寨，没有感受到大寨人的这种改天换地的劳动觉悟，所以产生了不正确的看法。
陈永贵听说后，火冒三丈地说：“胡耀邦，他懂得什么？我们把干河沟修成良田，把山上的梯田停耕还林，这怎么叫破坏了生态平衡？搞农业不修地，粮食从哪里来？我看他是在北京住得时间太长，白面、大米养肥了他，但他并不知道白面、大米是怎样来的。”
陈永贵不仅说，而且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口号喊得更高。他听说李先念去了一趟山东，回来说山东学大寨劲头大，成绩显著，把一些荒河滩都修成了良田，十分高兴。他又亲自到山东视察、参观，总结经验。为了抵制胡耀邦反对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提议在山东召开全国性的农业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批准，1978年7月，中央在山东召开了由全国地委书记和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参会人员先到山东报到参观，一个礼拜后返回北京，正式开会。
在山东的参观给我印象很深，启发很大，确实感到山东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学大寨运动成绩显著，并且这个运动已经形成了全省人民的自觉行动。到了山东，处处都能看到治山治水的辉煌战果。山东不仅农业搞得好，而且多种经营也跟上来了。相形之下，就感到大寨在山西，而山西学大寨的成绩远不如山东。
在山东参观时，我也接触了一些过去熟悉、现在在外省工作的老同志和老上级，闲聊中间，谈到了北京和其他地方一些人对大寨经验的一些不同看法。这些问题我在运城时也有所闻，感觉到问题不简单。这不是个别人的看法，也不是一些人不负责任的牢骚话，很可能是有来头的，说不定就是中央高层的一些意见分歧在社会上的反应。
进京后，第一天休息时，我去看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李一清从“文革”开始被隔离审查，1978年3月才被解放，住在中直招待所。李一清见到我，寒暄过后就问我大寨怎么样？昔阳怎么样？李一清是昔阳人，与我是同乡。
我就说：“大寨很好，昔阳这几年学大寨真是天翻地覆。”
李一清说：“我听咱县人来都说好，可是现在北京对大寨、昔阳议论很大，最根本的一条是大寨的道路走不得，这几年学大寨不是取得了成绩，而是带来了灾难，什么七斗八斗的；大寨的生产也不是什么自力更生，而是国家扶起来的，代价太大；有人甚至说，陈永贵也不是什么好人，有人主张要打倒他。”
我说：“老李，1963年遭灾后你去过，你也直接向中央反映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可贵精神。‘文革’这十年来，大寨也没有伸手向中央要什么东西，昔阳的变化也全是靠昔阳人民出大力、流大汗干出来的。陈永贵在旧社会是躺倒一根茭格栏，立起来一根黍黍秸的穷光蛋。解放后翻了身，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怎么能成了坏人？至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在所难免。”
我在谈这些话的时候，李一清静静地听着，李一清的爱人陆青插话说：“怀英同志呀！政治上的问题有时说不清。”
陆青这么一点，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得陆青的话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