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 昔阳派干部的由来
1970年9月23日，北方14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向全国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社论发表后，全国各地都积极行动起来，用实际行动回答中央提出的这个问题。昔阳县的近邻寿阳县在社论发表三年后，不仅没有什么起色，生产还出现大倒退。这一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中央和省地的重视。
寿阳县原是晋中地区13个县中的一个产粮大县，全县有16万人口，近80万亩土地。从人口上看，和昔阳差不多，土地却相当于昔阳的两倍，土地质量也比昔阳好。然而解放后，寿阳县的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1952年到1956年产量一直停留在一亿一千万斤左右，1958年达到了一亿二千五百万斤。1959年后，粮食产量掉到了一亿斤左右。文革期间，寿阳从县到大队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尽管到1972年时全县拖拉机比1965年增加了两倍，农村通电的大队从12个增加到157个，电动机增加了2600多台，化肥增加了两倍多，可粮食产量却一点没有增加，1973年反而降到了九千万斤。
当时寿阳农村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县里忙夺权，群众抓现钱，干部管不了，上了化肥长了草。”
1973年秋天，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沙风带了一个工作组在寿阳县调查了一个多月，最后调查组认为寿阳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县委思想路线不端正，陷入了派性。工作组向山西省委报告，提出了调整县委领导班子的建议。
寿阳县草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攀华在1973年春就向上级提出，要求昔阳派干部到寿阳去帮助学大寨，中央管农业的负责同志也向陈永贵提出从昔阳调几个干部到寿阳去帮助工作。
1974年1月，晋中地委正式向陈永贵提出要求，请昔阳派干部到寿阳去帮助工作。
陈永贵在这个问题上很慎重，甚至有点顾虑重重。其一，寿阳派性严重，问题多，昔阳去几个干部能不能站住脚，并很快打开局面，改变面貌，是个未知数。如果打不开局面再退回昔阳，那就影响不好。其二，山西派性大，怪话多，派昔阳干部到寿阳工作，会不会有人说我陈永贵派昔阳干部夺了寿阳的权？其三，昔阳把强有力的干部派出去，会不会影响昔阳工作？昔阳工作上不去怎么办？
就昔阳派干部问题，陈永贵反复和我商量，我也同意陈永贵的看法。我说：“最好是不要去。这台戏不好唱。”
后来陈永贵说：“省委、地委的意见好顶，中央的意见不好顶。现在有人开我的玩笑，实际上是批评我，说陈永贵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可和你昔阳山连山、地连地的寿阳县有困难，你就不肯派人去帮一帮。”
我见陈永贵作了大难，就说：“那就由你定吧。”
不久，陈永贵对我说：“要去人，那还得你领头。你在昔阳、文水当过12年县委书记，在工作上没有出大问题，而且还出了不少名堂。你去我比较放心。”
我说：“老陈，说心里话，我不愿去担这个风险。可既然你接受了中央的任务，我只有听从你的安排。”
陈永贵听了这句话，把头低下，半天一言不发。停了一阵，陈永贵说：“唉！老张。你看你跟上大寨、跟上我吃了多少苦头！”
说到这里，陈永贵说不下去了。当时我猜透了陈永贵的心。他是想说，“你看，你当县委书记我是大队支部书记。现在我当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得派你到寿阳当县委书记，这真是委屈你呀！”
于是我宽慰陈永贵说：“老陈呀！这不是谁跟上谁受罪。我们是为了共同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拿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应该是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
陈永贵听了我的话，这才说：“这事就这样定了。昔阳的干部情况你比我熟悉，现在昔阳县委的干部是一分为二，就是一个县委的干部分成两个县委。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你提个方案，咱们商量一下就立即行动。”
我说：“既然这样，就越快越好。还是你说的话对，一年生产二年闹，为明年增产，早去比迟去好。”
1974年1月，也就是晋中地委正式提出往寿阳派干部后，我带着12个干部来到寿阳工作。其中有七个人留在县里，其余的下到公社。我任县委书记，王贵科任革委会主任，李艾虎、段敏聪、乔素祥任县委副书记，其中段敏聪就是寿阳人。
我到寿阳上任前，省委副书记王谦、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贾俊都给我说，山西文革以来，从上到下形成了两大派，力量相互抵消。这个问题不解决，工作很难搞上去。为了避免陷入派性的泥潭，我们到寿阳时定了一条，在情况没搞清以前，不要随便讲话。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对情况有了比较切合实际的了解，对照昔阳经验，我们觉得寿阳工作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一，派性严重，从县到大队形不成一个拳头，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二，由于上面搞派性，基层干部不稳定。再加上原县委的领导同志对农村工作不熟悉，首先表现在对基层干部关心不够，培养不够，采取了简单的轻则批评、重则撤换的办法。这样基层干部情绪不高，没有长期打算，责任心不强，使农村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最典型的是菜庄公社的菜庄大队，一年换了12任队长。群众编了一首顺口溜：“菜庄烂，烂菜庄，天天起来换队长。一年换了12个，决算分配没队长。”经调查，这12个队长最多的干了两个月，最短的只干了一黑夜。三，合作化以来，由于增产不明显，群众对集体产生了怀疑。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准备采取三条措施：一，消除派性；二，稳定基层干部；三，要向群众说明，国家没有粮食，要想吃饱，只有大干。
昔阳干部来到寿阳不到两个月，春节就到了。我让同来的其他同志回昔阳过年，自己留在寿阳值班。阴历正月初六这一天，陈永贵到省里开会，返回时来到寿阳。当时我看他情绪很不好。
吃完饭后，陈永贵对我说：“前两天省委开了一次常委会，谢振华在会上又把我骂了一顿。”
我说：“别理他，你现在兼了晋中地委书记，把晋中、昔阳的事管好就行了。全省的事情你不用管，也管不了。”
陈永贵说：“你还是老作风，春节也不回去过个年。”
我说：“他们都回去了，留下我在这里安安静静把了解的情况整理一下。等他们来，我再回去给你汇报工作。你来了，我就不用回去了。”
陈永贵说：“汇报什么？我还怕你当不了这个县委书记？”
我说：“经过文革，情况变了，和过去不一样。”
说着，我顺便把了解的情况和今后的打算说了一下。陈永贵说：“对，就这样干吧！”
大年过后，我们在确信吃透了寿阳的情况，对全县的工作有了发言权后，就开了一个三干会，把县委的计划和今后的工作作了统一安排。
我们知道，一个县工作基础的好坏，首先在于基层干部的战斗力强不强，它和连队一样，基层干部的战斗力不强，工作就一定搞不好。昔阳的经验证明，基层干部领导集体生产，增长才干需要有个过程；干部对自然情况、对群众的心理了解要有个过程；群众对干部的了解和信任也要有个过程。所以，基层干部必须相对稳定。没有稳定的干部就没有稳定的产量。为此，我们制定了关心基层干部、培养基层干部、稳定基层干部的措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要给时间改正，在一年之内，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一个不换。这一措施在三干会上宣布后，赢得了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学大寨问题上，寿阳也不是不学，而是没有学到点子上。他们不是学大寨精神，而是照搬大寨的一些具体办法。比如：寿阳有80万亩耕地，属人少地多，对这样的地方首先应该是把这80万亩地种好，这是关键。可是有些大队把现有的耕地荒了，却到沟里打坝造地。因为群众造地的积极性不高，或者干脆就是做做样子，修下的地质量不高，春天打下的坝，夏天就被河水冲了。由于工作方法不对，全县普遍存在着耕作粗放、管理不善的问题，地里缺苗断垄严重。群众说“一亩地种八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寨经验好是好，就是没法学。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出，学大寨要学精神，要从实际出发，首要的任务是把现有的80万亩地种好，要精耕细作，种满种足。这样，一年就等于多种了16万亩地。干部群众对此非常拥护。
当然，昔阳干部刚来的时候，寿阳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们的看法很不一致。站在“总站”观点支持陈永贵这一派的人欢欣鼓舞，认为昔阳来的干部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他们又正在受压，这时就准备出气，准备掌权；“兵团”观点反对陈永贵的一派是当时的掌权派，也是多数派，这一派的群众占到全县的80%，干部则占到80%多。他们认为昔阳干部来肯定要翻烙饼。有些造反派头头开会商量，准备贴大字报，炮轰昔阳来的干部。
基层干部则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后可不要再打派仗了，好好搞生产吧；忧的是昔阳干部作风过硬，要求严格，一怕过不了劳动关，二是多吃多占、有点毛病的干部怕挨整。
广大群众对昔阳干部是拥护的。他们说：“不要再打派仗了，好好搞生产，至少也应该吃饱肚子，不挨饿。”
寿阳的派性问题在全省是很有名的。文革期间，寿阳从县级到公社的在职干部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这两派随着省里的权力交接轮流掌权，谁掌权就宣布对方是反革命派，这样不断地搞武斗，先后伤亡近百人。对能不能很快地消除派性，把寿阳的两派干部群众都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个重大问题，昔阳去的十几个同志看法并不一致，多数同志信心不足，认为寿阳和昔阳的情况不同。昔阳虽然文革开始也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大派，但时间不长，隔阂不深；寿阳两派已有了六、七年的历史，因为打派仗，搞武斗死了70多人，对立情绪十分严重。昔阳有陈永贵这样一个权威人士，寿阳没有这个条件。可是大家又觉得，如果不能消除派性，不能把全县人民团结起来，单靠昔阳这12个人，再加上12个也不能解决问题。
经过对昔阳和寿阳情况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县委不搞派性，能够正确对待两派，派性还是可以消除的。最后县委决定，把消除派性作为打开局面，开展学大寨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1974年4月，也就是昔阳干部来到寿阳三个月的时候，中央开始批判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当时寿阳县的掌权派多是这条线上的人，这些人又大都是反对昔阳干部的“兵团”观点，一时间感到压力很大。受压的一派也就是支持昔阳干部的持“红总”观点的人便想趁批判省委主要负责人之机“翻烙饼”。我们针对这一情况，明确地提出寿阳“两派”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两派都是革命派，谁也不是反革命派。过去两派都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现在两派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者。过去处理错了的，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该使用的还要量才使用。对已经提拔起来的，有错误的帮助改正，能力弱的帮助提高，不能轻易撤换。这样，两派的广大干部群众都觉得县委正确公道，从而稳定了人心。
可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有人不服气，认为是给反革命平反，就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幅大字标语，上书“决不让地富反坏右在寿阳翻天”。意思是说县委在给坏人翻案。可是因为标语是黑夜贴的，再加上贴标语的人心慌意乱，贴的时候把“不”字给丢掉了，这样贴出来的标语就成了“决让地富反坏右在寿阳翻天”，从字面上看，完全是一幅反动标语。公安局立即戒严、拍照。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也都一致认为这是反标，要进行追查。当时和贴标语有联系的那些干部见事情闹成这样，都非常紧张。在他们看来，县委肯定要抓住这件事狠狠整他们一下，说不定还会把他们这一派的人全都牵连进去。
因为事关重大，我就到现场去看了看，经过仔细分析，我认为不像是反标，很可能是掉了字了。原因很简单，谁会自己把自己说成是坏分子呢？可是在常委会上讨论时，大家伙都不同意我的意见，说凭在纸上，凭不在纸下。我说，我们是寿阳人民的父母官，要对寿阳人民负责，不能一手平反冤假错案，一手再制造冤假错案。对这件事是要认真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反革命分子贴的，那就没有话说；如果是派性头子贴的，那就不要再追究了。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只看效果，不看动机。
事后经过调查，果然是铁厂的一个派性头头贴的，确实是把“不”字掉了。当公安人员前去调查时，那个“不”字还完好无损地放在他家里。为此，我们就没再过问此事。这个派性头头很受感动，主动向县委写了一个检讨。我说把检讨退给他，告诉他只要以后不搞派性就行了。这件事情经过这样处理后，使那些怀疑县委有派性的人彻底消除了疑虑，说县委是搞党性的，不是搞派性的。
经过七、八个月的艰苦工作，奇迹出现了。寿阳的两派群众都紧紧地团结在县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合力，搞派性反而在寿阳没有市场了。
派性问题解决了，上下的埋怨情绪一下烟消云散，县委和基层干部也就上呼下应了。从此，上下拧成一股劲，工作局面一下就打开了。
我们刚到寿阳时，寿阳的缺粮问题很严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去县委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时存在很大问题，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很突出。
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那时确定的政策是凡有统购任务的大队，留给社员的口粮是360斤；没有统购任务的大队，口粮达到280斤者，国家不再供应；不够280斤者，国家给补到280斤。但实际上口粮留到360斤也不够吃。因此，部分生产队不是征余粮，实际上是在征农民的口粮。
鉴于上述情况，当县委提出要群众大干时，基层干部和群众提出这样一个要求说：“要让我们大干，先让我们吃饱。”意思是让国家给供应粮食。
我们说：“要想吃饱，只有勒紧裤带，大干一年，丰收了才能吃饱。”
群众听了县委的话，真的勒紧裤带大干了一年。
因为县委的措施得力，再加上全县农民的大干，1974年全县的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一亿九千多万斤。比1973年增长了70%多，比历史最高年增长40%多。
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就成为调动农民下一年积极性的关键问题，也是关系到县委是取信于民还是失信于民的大问题。为此，我们在秋收后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提出一定要给农民兑现，社员的口粮一律不能低于400斤。本村生产的粮食达不到这个标准的，由县里调整解决。经过调查，全县有36个大队达不到这个标准，全部由县里补齐。同时在粮食品种的分配上，还要照顾到群众的生活习惯，寿阳群众早上都要吃一顿小米干饭，这样每年每人需要150斤谷，如果本大队的粮食品种达不到这个标准，要在全公社范围内给调济补齐。
这样算下来，全县农民的口粮、饲料、种子需要一亿斤，售给国家余粮5千万斤，给生产大队留贮备粮4千多万斤。这样就使农民有吃、有卖、有存。为了把这个分配方案落到实处，县委以文件的形式把这个决定印发到公社，向群众公布。如果有哪一个大队达不到这个标准，群众可向县委告状。城关公社高家坡大队向群众宣布这个决定时，有的群众提出来没有听清，要再念一遍。念完以后，有的群众提出来没有记清，还要再念一遍。就这样一遍一遍地念，念了三遍人们还不尽兴。念完后群众高兴地说：“这样的分配方案，听听也高兴。”
这个分配方案兑现后，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人们高兴地说：“现在我们才真正看到了集体化的优越性。”
有了前一年的基础，1975年的工作更为顺利。县、社、生产大队的干部和广大群众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起使。这一年尽管遇到了严重的秋旱，粮食产量还是达到了二亿五千多万斤，和正常年景相比，翻了一番。这一年，只是向国家交售的余粮就达到一亿斤。
寿阳学大寨的变化，引起了中央和山西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视。新华社记者在寿阳采访了三个月，研究寿阳消除派性、发展生产的经验，最后给中央政治局连续写了三份内参，在高层引起了轰动。
也是在第一次全农会期间，在各省负责同志向中央的汇报会上，中央当时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同志7次讲了寿阳学大寨的经验，《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也都报道了这个消息。
寿阳面貌的改变，对其他地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昔阳往出调干部由此开了头，也由此出了名。此后，一些地委向省委提出让昔阳派一部分干部去推广大寨经验。陈永贵觉得这样不妥，他还是原来的考虑，怕人们说你的手伸得这样长，搞了一个寿阳，还要搞其他地方。可是中央华国锋、纪登奎等领导都劝陈永贵从昔阳往出调些干部到一些落后县推广大寨经验，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也提出从昔阳派干部到他的家乡平定县改变落后面貌，华国锋提出让昔阳派干部到他的家乡交城县推广大寨经验。陈永贵在这种情况下，无法拒绝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就先后从昔阳调出去3个公社党委书记，4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平定、交城、洪洞、临县、榆次、襄垣担任县委书记。调出去的干部在这些县都搞得比较好，最突出的是平定、洪洞、临县这三个4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这三个县从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开始，没有一年完成统购任务，还年年缺粮。昔阳干部上任后，三个县都在两三年内改变了面貌，不仅完成统购任务，而且群众都吃饱了肚。
可是在批大寨时，山西又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说，“阎锡山在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现在是学会昔阳话，就把书记挎。”陈永贵听了气愤地说：“当时我本不愿意让这些干部出去。中央说我保守，山西说我本位。现在你们又掉转枪口，说我想夺你们的权。真是人嘴两张皮，说话没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