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商会有在不同民政部门登记的区别，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民政登记不一而论。
那么这些商会之间是否存在者彼此隶属关系呢？主流思想是“只要是一级法人的商会，都是平等的，但是彼此要融合合作”。
作为外来人口高度集中、数量庞大的东莞，或许对商会的观点更具有客观性。
东莞市民营进出口商会秘书长余鹏这篇“不同的商会要有不同的玩法”很有思想，可以一读。
不同的商会要有不同的玩法
-余鹏
在众人的眼中，加入商会是一件很高大上的事情。但身在商会圈子里的人，却往往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如今的商会蛮低端的”。这就导致不少商会的人对商协会颇多怨言，每个商会基本都有一些负面言论，外界很少说三道四，恶评往往来自“自己人”，甚至源自商会的领导人。看上去很美的商会，在坊间正在成为一个带有一定负面意味的词语，这就跟当下的“互联网金融”一样，做的人多了，跟风的人多了，自然就会做烂，甚至被一些害群之马将整个圈子的名声搞臭。
进入“战国时代”的商协会
随着商协会等社会组织数量呈井喷式增加，其发展势头之猛大有燎原之势。原来只有省一级商会独霸天下的局面被快速打破，而今不但市一级商会面临着要跟县一级的商会争夺会员的窘境，甚至要开始面对镇一级商会咄咄逼人的挑战了。这会迅速产生两个问题，一方面商会之间开启了“竞合模式”，另一方面会员对面纷繁复杂的商协会组织无所适从。
作为商协会组织，越来越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就异地商会而言，省、市、县三级商会，甚至镇一级分会开始相互竞争，在吸收会员上各自较量。就行业协会而言，已经明确可以一业多会了。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行业资源非常有限，这就势必引起同一行业不同协会激烈竞争。甚至有人指出，现今的商协会已经进入了“战国时代”，到处可见战火纷飞的局面。而作为会员，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面对眼花缭乱的商协会组织，显然遇到了选择上的左右为难，不知道到底应该加入哪些组织，哪些组织真正能起作用。
虽然如今已然形成了“会”满天下的可喜形势，但依然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当下已经有点养“会”为患的感觉了。
有人戏言，“不是在会场，就是在开会的路上”，尤其到了年底，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类商协会组织的活动，实在是疲于应付。时间只是小意思了，难以言明的还有“伤钱”。一般的企业家至少需要加入三个以上的商协会组织，一个老家县一级或者市一级抑或省一级的商会，一个当地商会，一个行业协会，以普通会员一年2000元计算，三个商协会至少6000元以上的会费，如果混个副会长以上的职位，那自然还要加码。如果更活跃一些的人，动则加入五个以上的商协会，甚至超过十个以上的都有。
以笔者为例，作为在广东省东莞东莞市南城区发展的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双江口镇人，理论上我可以加入的商会至少有十家以上，包括广东省湖南商会、广东省长沙商会、广东省宁乡商会、广东省宁乡商会双江口分会、东莞市湖南商会、东莞市长沙商会、东莞市宁乡商会、东莞总商会、南城商会、世界莞商大会等等，如果我还在其他地方开了一个分公司，那可加入的商会就更多了。
有些组织加入费钱费时间，不加入又面子上过不去。
难怪有人说，“可以跟我谈老乡谈朋友，喝茶聊天打牌都可以，就是不要谈商会”。
换个角度来看，随着会员的不断稀释，新鲜感的迅速消退和自身吸引力的不断减弱，很多商会在收了一次会费之后，便陷入了会费越来越难收的尴尬局面。
做好固然有难度，存活下去也是不易。
于是，很多人开始回到了商协会的本质上，商会到底是个什么鬼，究竟有何作用，应该如何界定自我的边界？
扯清商协会的一顿乱麻
如今，商会已经成为一个普及率很高的名词。人人都在谈论，而真正弄清楚其概念的恐怕不多。
其实，商协会自有其边界可定。商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会往往泛指各类社会组织，而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商会，多是对异地商会的一种概称，这便是狭义的商会。
狭义的商会一般由“老乡会”演变而来。
按社会关系分类，商会可以从五缘角度进行界定和分类，包括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五类社会关系。
由“血缘”关系演变出来的组织一般起名为“某某氏族会”，这也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姓氏组织，但往往注册有些困难，还未被国家正式认可。
比如新近爆出来的新闻，“杨箕村，摆千人宴庆祠堂入伙”便是这类。再比如笔者的余姓便有“中华余氏总会”之类的组织。
地缘关系衍生出来的商业组织就是当下方兴未艾的商会了，这是一种基于地缘纽带和家乡情结而组织起来的商会社团，比如世界莞商大会、笔者所在的东莞市湖南长沙商会便是此类。
基于学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组织，若是非正式的一般称为“同学会”，如果正式登记注册的则唤为“校友会”，比如笔者所在的“东莞市暨南大学校友会”，据悉暨南大学在全球正式注册的校友会便有百余家，已经略高于其校史数字了。
行业协会基本都是因业缘关系组建起来的，顾名思义就是由同一行业的商人注册成立的社团组织，比如笔者所在的东莞市电子商务联合会。
此外，还有一些边界较为模糊的行业组织，比如笔者所在的东莞市民营进出口商会，这就是一个范畴非常广的行业社团。
第五类社团是因“趣缘”关系组建的，这类组织多是非商人组织，包括文体类、服务类、公益类等，比如棋类协会、篮球协会、研究会、基金会等统统可以归入此类。
按行政划分分类，有全国、省、市、县、镇五个层级，每个层级相互交叉，便又衍生出更多不同级别的商会。
比如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石油业商会便是全国性的商会组织，广东省湖南商会、东莞市娄底商会、东莞市祁东商会，厚街商会便分别是省、市、县、镇一级的，但广东省浏阳商会却就比东莞市浏阳商会的概念要大。
虽然根据我国的法律，社会组织都是独立法人，互不统属，但在人们的眼中商会依然是有大小之分的。
这种大小之分，往往不是基于其会员数量的多寡或质量的优劣，而是由其名称所涵盖的行政区域的级别高低而论。
在普遍的印象中，通常省一级以上的商会便是大商会了，而县镇一级商会往往给人以小商会的口实。
个人认为，按发展形态分类，民间商会依发展层次，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草根商会、品牌商会、精英商会和寡头商会。
草根商会主要由草根商人组成，表现形式主要为省级以下民间商会，企业主体多为加工厂、中小贸易公司和个体户，主要目标是实现抱团取暖，主要困难是会费难收，工作重点是为会员企业排忧解难，突破点是增强商会造血功能，实现以商养会。
品牌商会主要由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商人组成，主要表现形式为省级民间商会和成熟的地市级商会，企业主体多为中型的有限公司，主要目标是寻找市场，主要困难是凝聚力不够，工作重点是资源整合，突破点是利用好家乡资源和运作机制创新。
精英商会主要由精英商人组成，表现形式主要为省级以上民间商会，企业主体多为大型企业，主要目标是寻找投资机会，主要困难是政策变动和制约，工作重点是促进政企和银企合作，突破口是商会文化创新。
寡头商会主要由寡头商人组成，表现形式主要为诸如江南会这类巨型组织，企业主体多为垄断集团和跨国公司，主要目标是维持圈子稳定性，主要困难来自新兴企业的挑战，工作重点是影响政策走向，突破口是不断兼并。
某些地方性文件里，还有依据商会会员数量和会员企业员工总数而将商会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商会。
大型商会是指会员企业200家以上、会员企业员工总数15000人以上的异地商会；中型商会是指会员企业100家以上200家以下、会员企业员工总数8000人以上15000人以下的异地商会；小型商会是指会员企业100家以下、会员企业员工总数8000人以下的异地商会。
因“会”制宜的考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商会亦然。试想，如果一个做个体户和马云在同一个商会圈子里玩，那是一个多么小概率的事件。即使这样身份差异巨大的两个人勉强在一个商会平台共事，那也必定将是一种极不对等的玩法。
因此，不同的民间商会有迥然不同的发展土壤，自然需要独辟蹊径地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
古人早就讲过，要因材施教，分类制之。
于是有人提出了针对不同商协会采取不同定位和运作模式的想法。“县级商会做会员，市级商会做投资，省级商会扛大旗”。这一提法，貌似有些道理，因为其提出了根据不同商会的实际情况而制定合适的发展模式和工作重点的思路。
在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里，“只知有地望，不知有国家”，桑梓情结非常浓厚。
而在国人的家乡概念里，县一级区域范围的认可度则最为强烈。这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都是农业国家，县一级行政区域刚好是农业社会普通人的最大活动半径。
企业家多会因为强烈的家乡感情而加入县一级异地商会（如果成立了的话），市与省一级的商会则可以加入也可以不加入。因为“十里不同音”，不同县的人连家乡话都听不懂，进而获得认同感的难度比较大。除非这个市级商会以某个县的人为主体。因此，“县级商会做会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既定的区域范围内，来自同一个县区的人不会太多，尤其企业家则更少，这就使得县级商会可以选择的空间较小，基本上只要籍贯一致，不管是不是商人都会吸收入会，更不会嫌弃人家企业小了。基于这样的弱弱联合和强烈的家乡情感，就为无偿奉献和抱团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就市一级商会而言，可以选择的空间稍微大一点了，这样对会员就有了选择的可能性，入会也就可以有了标准。普通会员只要是企业家或者高管就可以入会，副会长以上的领导班子则可以提高标准。这样的商会其实质是强弱联合，更多的商会抱团寻求家乡政府的支持，有的则成了内地政府实现产业转移的有效抓手。
省一级商会的活动空间更大，发展的空间貌似大很多。比如东莞实际常住人口将近千万，其中湖南籍人士五者占其一，有将近200万湖南人在东莞工作生活，其总数接近东莞户籍人口，其中企业有数万家。这样一来，省级商会可以选择的范围就大很多了。比如，广为人知的东莞市浙江商会一直标榜要打造“千亿俱乐部”，东莞市江西商会副会长的遴选标准一度要求达到3亿身家，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考察委员会。
作为省一级的大商会，更多的应该上升到资本运作层面，做到大商会大资本大运作。
如此看来，“县级商会做会员，市级商会做投资，省级商会扛大旗”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如果不同层级的商会在顶层设计上一开始就有所谋划和布局，在执行中坚决贯彻，则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提法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现实的情况是三级商会所做的事情大同小异，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
省市县商会在相互争夺会员，都在拉拢老家的政策资源，都在谋求投资机会，都提出要成立投资公司发展商会金融，而商会与商会之间有实际投资合作的却是极少。
有些道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缺少的却是一批有识之士释放出足够的能量在商会之间进行粘合。
商会内部的合作固然不易，跨商会的深度合作则是难上加难。
缺少的除了共识，或许还有时间。
毋庸置疑，如何做到商会从“竞”到“合”，需要在理论上和实际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并不断试错。
作者简介：余鹏，祖籍湖南长沙，新莞人，暨南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今的研究生会主席，先后当过大学教师，在多家媒体曾有谋食，亦曾混迹于党政机关，下海后一直忙于创建各类社会组织，成功实现了从教书匠、新闻民工、机关勤杂工向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的完美蝶变。现任东莞市民营进出口商会秘书长、东莞市湖南长沙商会创会秘书长；东莞市莞城电子商务协会创会秘书长；东莞市暨南大学校友会创始人之一；《东莞时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