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中的精神因素

    商之不安

    依山劈崖深凿而就的窑洞，在广袤而贫瘠的高原上随处可见。黄土高原粘瓷细密的土质、不漏水少坍塌的特性，极易窑窟的塑造，于是就变化出前后窑、套窑等等的花样来。据悉，窑洞是先民穴居的衍演，壁厚顶实的窑洞冬暖夏凉，住起来十分的舒适，更重要的是窝居其中会增添几分安全感。为了这一心理上的慰藉，不傍山的人家挖地为坑，再于四壁凿洞，于是“上山不见山，入村不见村，平地起炊烟，忽闻鸡犬声”，形成了一个地下的四合院，这式窑洞叫地窨院。而平地砖石架筑，不建梁椽房舍，也依拱券构造，就不能不表明此般心理的根深蒂固了，位于晋中盆地南缘的商家宅邸——王家大院中的屋室便多采用这等构造，只不过较之农家土窑多了些石雕、砖雕、木雕等等繁文缛节式的品味罢了。

    居家的最高准则是安逸，逸之前提是安。篱栅为的是安，院墙为的是安，高墙深堑为的是安，长城烽燧为的也是安。为了安，城门之外设瓮城，房门之表钉铁乳；为了安，墙之上架堞，窗之上镶枷。但果真有安吗？再坚的门锁也挡不过盗贼滋生、强人扰民，再厚的城墙也阻不住边事吃紧、狼烟四起，每一次改朝迭代、弑君僭尊总拌合着血流成河、白骨露野、举族迁徙、十室九空，一季繁华转成梦。于是乎在祈安心理越来越脆弱时，只得借助居住形式上可笑的外强来欺世了。这种脆弱甚至带到了死后，深埋高封，七十二疑冢，左右兵马俑阵坑中护卫。

    士农工商，四民地位虽说惟商低，实则只在士之下，因为有钱，官离不开商，因需挣钱，商也离不开官。商家的一时兴盛又是极易泯灭消亡的，或因时局，或因天灾，更多的是因人祸。晋中一带众多商家深宅大院一则说明其很有钱，二则说明其心底虚。故商道义上与行为上的矛盾，更加重了这个“虚”字。挣钱既然不是理直气壮，抄家也就无处声辩，商既然是末节，业衰不正合务本。有此社会心态，商人的劳动便多不被尊重，平时商家成了官人的金钱库，上至一品下至门卫都须打点；乱时，杀富济贫之刀棒绝不让商家脱了干系。饥寒失所、飘蓬羁旅后获取的养命之源，难免在广置田园的当间溢出几分敛不住的浮华，之后便终日提心吊胆，惊慌失措，发出了“人生最吃招摇苦，不如守拙得清闲”之类的感叹。就这样，多数商家抱定了有了钱——读书——科举——入仕的方略，似乎这般才算修得了正果，岂不知仕途之险恶远过之商途。

    富庶也能成为包袱的时代，肯定是段不稳定的岁月，这种富有肯定是建筑在大多数人贫困基础上的。而“均贫富”的行为，又不知周而复始毁灭了多少繁华。商家求的是平安，安的前提是平。由平到不平、不平到平的运动，谁能说不合理！面对一座座寥落空宅，不由得使人联想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怅惘，又使之想起“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叹惋。

商之衰不在商

    中华传统文明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其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均构架于这一体系内，并为之服侍承欢，包括晋商在内的传统商业也是这一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环。

    先是太平天国、庚子拳变、辛亥革命

    皇权之下，捐官贿官、助振助响是晋商使用的惯熟套路，官商勾结使封建商业得以迅速膨胀，直至富埒王侯。与徽商科举入仕的“正途”相比，晋商的捐钱买官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进入民国后，这一行径虽然没能派上大用场，失靠的商人们如临渊履冰者，一时不知所措。早在洋务运动时，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发展模式已渐为国人所认同，期间，作为晋商支柱的票号业没能完成向现代银行的转型，商业资本也没能向工业资本转化，失却了这几乎是惟一的可使之脱胎换骨的机遇。这样的机会为什么没有被晋商，也没有被同样兴盛的徽商所把握，单单为领西风之先的江浙商人所把握，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民国以降，虽说封建余孽不时沉渣泛起，但资产阶级的治国方略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这一意识形态下，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理念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泥沙俱下，而已形成一套完备经营程式的传统商业是很难一下子接受这类匪夷所思理念的。此般情形下，传统商业一下子没了章法，棋秤屡错，琵琶乱弹，晋商也由昔日的皇商巨贾迅速萎靡成了小贩游商，也就无力熬过“七七事变”后时局的动荡了。说其发展后期保守排外、固守陈规，那实在是无奈中的有奈，退势中的守势。

    维持晋商几百年有效运行的一套管理体制，以及这一体制下的激励办法、薪酬制度、劳资关系、权责结构，使今天参观日昇昌等票号遗址的人们无不为之感慨万端，其精髓所在，至今仍不过时。其和谐连贯性能之好，慎密紧凑程度之高，俨然一部交响曲。晋商的衰败实在不是因技术层面上的失误。

    那么，为什么在抑商情形下，晋商能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在重商情形下，反倒由盛而衰呢？抑商虽恶，却是农业社会的治国策略。历受束缚羁绊的商人们入鲍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重商虽善，尽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阴牢暗狱一旦门窗洞开，自由清新的阳光会刺得囚徒睁不开眼，成为明亮里的盲人。晋商作为封建时期的封建商人，被匆猝切换至另一个舞台后，刹那失声绝唱，因为那个舞台上演的已不再是古装戏文，不再是山西梆子。为什么晋商没能像宁波帮、潮州帮商人那样突出重围，站在抵御洋商的最前沿，为苦难中的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是败阵逃亡、全军覆没呢？一时一地之失利，一人一号之过错虽然不足以概括其凋敝破落的原因。是五百年的三晋之盛成就了晋商，还是晋商支撑起了三晋五百年之盛，是百年来的东南之盛成就了东南商人，还是东南商人支撑起了东南百年之盛，一言难尽。

    商之盛，不全在商业，商之衰，不全在商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也在文化。

 文人写商人

    袁枚在其《子不语》卷十二中编入了这样一则轶事：

    雍正九年，西北地震。山西介休县某村地陷里许。有未成坑者，居民掘视之。一仇姓者全家俱在，尸僵不腐，一切什物器皿完好如初。主人方持天平兑银

    一句“握把甚牢”便把商人的职业特点、贪婪作派刻画勾勒得淋漓尽致，鞭透入里，且诙谐幽默，入木三分。那具挖出来不腐的尸僵，不免让人想到了罗马庞贝古城公元前被火山灰烬掩埋时的情形。经过挖掘，如今人们看到的还是当年被瘗没时的样式，时间为之凝固，动作为之停滞。康有为的《意大利游纪》是对此事实最早的中文记述者。

    在明清小说、笔记里，商人形象多猥琐砢碜，獐头鼠目，性格多悭吝抠搜，小肚鸡肠，于是往往成了被讪笑寒伧、插科打诨的对象，其中新安商人有之，西商尤多。在古装电视剧中，晋人也多有商场贿赂、科场舞弊、官场扰民者，显然这也是受了三言两拍之类小说的影响。

    这是沉重社会压力之管窥蠡测，郁闷传统习气之挂漏一斑。至民国时，外地学人说起老西儿，总还要将经商的曾经在文尾附带提及几句，语气中似含有不屑一顾、鸡虫得失的成分。我童年时，商家后人蜗居于被分割的深宅大院之一隅，愧赧祖业，耻于言商。

    较之新安商人，西商子弟走科第之路者凤毛麟角，微乎其微，其中有观念上的原因，也有环境之作用。子承父业，世代相传者，比起见异思迁、筑室道谋者来，更是职业化、纯粹化的商人，其观念在封建时代，算是极超前的。而三晋文风不炽、诵读废驰的现象在宋金之后已大势所趋，必然而然，文化的根基大为削弱减铄，纵使应举投考，也是十有八九落榜走矢，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绝如缕、前仆后继的捐官者，其比例较之其他省域要高得多。

    商人重利，重利的商人将人性中的爱财如命、见钱眼开、锱铢必较、得陇望蜀一方表现得一览无余，淋漓尽致，正所谓无商不奸者也。试问谁人没有受过商人的盘剥榨取，谁人不因这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行为而愤然作色，赫然而怒，只是文人付诸与笔端，传世以文字而已。想当年西商遍布全国，人数众多，被数落面折，非议弹射，当是首当其冲、料想之中的事了。作为补偿，则竭尽奢华建宅舍，造会馆，以求得心理上的挹注、虚荣上的满足。

    对商人的鄙视轻蔑，嗤之以鼻，有商人自身的缘由，更有社会的因素。重农抑商，四民者士农工商也。对于商人的劳动，正统主流没有一个恰当的评价，更不会予以肯定。官府对商人资财找个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理由便可罚没充公、惩办发落之，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强人更是将商家商铺恶作首选目标，且会一呼百应，争得民心。商人越是敬业，越是发达，获得的危险几率、紧张系数就越大。这是个绝对的悖理，一个影响时代进步的悖理。西方古人对犹太人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仇视嫌弃，有人认为这是犹大出卖基督的缘故，殊不知耶稣也是犹太人。文化上的原因固然打紧，经济的成分直截了当，百姓三天两头接触的就是犹太商人，犹太商人遍布欧亚，这一点与当年的晋商很是相像，也曾有人将二者相提并论，不过今日的犹太商人依旧称雄世界，西人却瑟缩蜷挛于表里山河中，只有怀想昔日辉煌的份了。

    商业利润是商品流通中商人应得的利益，现代经济学对此已有定论，但古人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便有，也不是共识。

    镖师之用

    从恰克图到武夷山，从张家口到老河口，从迪化到佛山，从蒙自到奉天，迤逦数千里的商道上，或车马，或舟楫，或驼驮，或肩挑，货物往来，钱财递送，皆离不开镖局的押运。列队之商，累百达千，首尾不相望，穿梭有卫犬，驼铃交奏，数里可闻，轱辘大车，重辎深辙，镖师几人，更番巡逻。商号开在哪里，镖局便设在哪里。想当年，晋商中的三合镖局、兴隆镖局、无敌镖局、长胜镖局的牌子曾是那么的烜赫声噪，闻名响亮。

    镖局里的镖师定是武艺高强、功夫过人的硬汉子，绑腿护腕，缁衣马裤，中缠一条腥红腰带，手提一把七星弯刀，狼牙镖旗上绣着镖师的姓氏。一看这金字大旗，镖囊未解而劫匪盗贼闻风畏忌，兵不血刃而山寇绿林退避三舍。塞外九月，大漠朔风，戴镖师一马当先，威风八面；岭南暑日，丛林瘴气，车镖师跑前护后，张望四周；黄云白雪，枯木衰草，张镖师风餐露宿，寒衾冷卧；鸡声茅店，日赤正午，安镖师推燥居湿，草行劳瘁。当年祁县大盛魁、复盛公商号往来蒙古途中多有被劫事件的发生，每一失事，钱财损失动辄巨万，人员呼救无求，屈殒沙野无数。后其请出隐居乡间的戴氏心意拳传人戴奎出镖，才在一次遭劫时将声震一时的匪首“流矢儿”及其同犯制服，铲除消弭了为害一方的恶霸势力，茶叶之路、皮毛之路由此通畅。若遇歹人草莽，铤而走险，拼死冒犯，镖师便会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而就此以身殉职、横死非命者不乏其人。超群绝人、出类拔萃的武功技艺加临危不惧、万死不辞的职业品格，是镖师的信誉所在，名望所在。当然，过人胆识、深远谋略也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每遇有河无桥之路，涉水前行，常有驼倒车翻、货物沉没之不幸，于是人畜水冲，生死无卜。每遇朔风呼啸之日，飞沙走石，路填人埋，方向迷失有日，水源数日不寻。每每疾患暴病、瘟疫伤害，就只得听天由命，徒唤奈何了。商队冬春已出发，秋末尚未返还，离开时齐整足数，凛凛抖擞，归来时残缺凋零，形容枯槁。镖师路途半生死，商号家中哪可知。

    货箱里放着什么，驮匣中价值几许，镖师是不清楚的，只需货主的一纸封条，便是铁定的合同，货主也从未质疑过镖局是否会将细软调包抽换，是否会把银锭遗失走漏。有了出生入死、舍生忘死的升华，还有什么不可信任的。经商无非诚义，走镖不过忱义，皆守义之人也。

    道光年后，票号业兴起，两地资金往来只需一纸书信即可，如此不仅降低了运送费用，缩短了往来时间，且更加安全可靠，于是镖局的作用有所降低。之后到来的一次次大的社会动荡不仅使镖局无补于事，也使商号损失殆尽。镖师镇小盗，商兴赖国运。正如再高的围墙也挡不住官府的抄家查没一样，再强的镖师也抵不住群寇的奔袭偷营，镖师保的是一己一家之利，群寇揭杆为的只是有口饭吃，有件衣穿。匪盗四起，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国无宁日，百万军兵尚且以卵投石，杯水车薪，几个镖师岂有回天之力，万能之用。